拓跋國家、天可汗與「中國轉向」

  近日出版一篇專書論文,題為〈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概念》,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7年3月)該文是我於2015年8月參加「東亞視域中的「中華/中國」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經修訂而成的。從東亞王權的視野探討中國歷史上的胡族國家是我近年的研究興趣,藉該文出版之機,為該文說點餘話,也藉機談點我對於該課題的研究心得。以下是我自己的筆記,若能激發研究者一點靈感,則是我幸。

  拓跋國家或拓跋王朝之說是來自於「中央歐亞」史研究的學說,主要用來理解唐的性質。其學說的是非對錯,一言難盡,且屬中央歐亞史研究的關懷,也就不由我評論。其實歷史中國與內亞的關係早就不是什麼隱藏的歷史,唐朝充滿了胡族國家的性質更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因為內亞史研究在近年的蓬勃,新史料與新學說的確衝擊了過去的中國史研究架構。這是一件好事。近年來各領域的歷史研究重塑了我們的歷史認識,其中之一是認識到古代世界如何是一體。美、非洲另當別論,歐亞大陸可說自古以來就通過交通網絡與網絡上的節點城市的功能,交流著人、物與訊息而連成一體。時代的差別則在於流動、傳播的量與速度。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的確是將重心放在考察歷史上作為一國的中國如何演變,這種一國史傾向視中國為一個自我完成的歷史世界。

  批評者說中國史忽略了域外而來的影響,這也是言過其實。問題點在於這些域外影響如何被置於中國史中解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當然是儒家信念,也作為政策的修辭,歷史學家不能當真,但來自儒教的這個學說也不是出自妄想。當然,我們不能從「慕化」、「德化」等儒學的老套去理解「入中國則中國之」,而是要將它置於制度史的脈絡,從「中國轉向」的角度理解。若說「入中國」之「夷狄」仍是「夷狄」,即使「中國之」,也可以是一種觀察的結論。歷史本來就在展現它的多元與複雜性。更何況中國作為歷史上的大帝國,在地表上跨越複數的政治文化地理區,因此所謂「域外/週邊影響」肯定是存在的。將中國想像成一個自我完成的單一政治文化系統當然是錯的,只看到帝國動態中的核心幅射也是偏頗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重視這些影響、作用與「中國制度」的互動。影響論經常會是本質論,認為淵源就是事物的本質。然而,歷史本來就是人事物在時間之流中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又來自於制度。歷史中國也本來就是在歷史演進中不斷重新被定義。

  以本文要討論的唐作為拓跋國家而言,我們可以將拓跋溯源到大興安嶺,然後是蒙古草原。從溯源過程中也同時看到了拓跋在不斷移動過程中的土著化,土著化也就是人群性質的改變。拓跋在蒙古草原融合了匈奴部族,在代地融合了漢人。我們可以說這些拓跋之人或其後稱為代人者是胡人,但這也只是另一個「表歷史」,其「裏歷史」是諸族群的融合。這樣的人群領袖拓跋珪在386年自稱其政權是中國之一國之魏,這是明確的在制度上的「中國轉向」。這樣的拓跋國家若相較於漢帝國,當然有許多非中國性、胡性,我們當然可以強調這些特性,但另一面,拓跋國家的體制又是繼承了漢帝國的中國制度。

  從歷史學探討歷史中國,其重點應置於中國在時間中的變化。歷史中國之為中國,其最關鍵的定義應來自「中國制度」,或者是所謂「天下政體」。溯自秦始皇「并天下」,二千三年百年來,物換星移,政權遞嬗,人群變動,但中國之為中國是這個區域內的政權宣告它是中國。而所謂中國也不是指國名,前近代的東亞沒有現代的國名制度,中國是指該政權主張它是依中國制度所建立的。

  這套中國制度即天下制度,成立於西元前第四世紀的「諸子百家」,歷經短暫的秦,再經漢四百多年的實踐而成為制度。若我們要幫漢帝國取個(帝)國名,應依其天下制度命名為「天下」,而漢只是這個天下之內的天子之國的國號。為區別以後歷朝的天下,我們不妨稱漢帝國為「漢天下」。

  漢天下滅亡於曹丕政團的「革命」。此革命原理也是出自「天下/中國制度」中的「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曹丕先即位魏國國王,魏國是中國之一國,再宣告受天命,於是魏國取代漢國為天子之國,魏國君取代漢國君而為治天下的天子。從這個制度來說,漢魏嬗代不是二個帝國的交替,而是同一個天下中的天子之國的遞嬗。魏國支配的仍是漢天下。不用多說,這只是法理的宣告,曹魏並不能支配華南(本文指長江流域以南,其南界為何則略去不論)。接下來晉代魏則是天子之國由魏國轉換為晉國,晉國同樣傳承漢天下。西晉不同於曹魏的是西晉實際上治理了漢天下。

  我們可以將漢、曹魏、西晉約五百年的歷史視為歷史中國的一階段,可統稱為漢天下。這為期五百年的制度、政治知識與歷史記憶是歷史中國存在的主因。時間的長短決定了制度的力量。制度是否發揮效用經常是看歷史之神給不給時間。這五百年,尤其是東漢以來的三百多年間,天下是由秦始皇所一統的「塞北+華北+華南」的空間領域所構成的,而華北是作為帝國的核心,首都洛陽更是核心中的樞紐。

  此漢天下亡於「五胡亂華」。這段歷史若比較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當可見其特色。這些西方的「蠻族」建立了各自的國家,而胡族則是建立中國。胡族之國被中國史稱為「十六國」。這些相繼成立的胡族政權宣告其政權是漢天下中的一國,且是中國之國而非外夷之國,故以燕、秦、趙、魏為國名。這個時期與漢天下的差別在於一個天下內有複數之國宣稱自己是天子之國,而其首長為皇帝。至於這些胡族國家在宣告自己是中國之一國進而天子之國時,是否主張它是全天下唯一合法的天子之國,進而要消滅他國,則不由制度所規範,而是由統治者的意志、實力與歷史機遇所決定。同樣的,時間是決定歷史的要素。若這些自稱燕、秦、趙的胡族國家可以長期安定的存在,好比存在個一百年,當可發展出新的政治制度。屆時「一個」(漢)天下的理論不再享有知識上的霸權,取之代之的是「併立天下」的新制度。這套「併立天下」之制也可以說是諸國並立。我們不要忘記了漢天下正是消滅了這套諸國並立體系而成立的。這套大國並立的制度以「戰國七雄」的歷史作為它的理據,一直是人們的歷史記憶。這套大國並立制度也是東亞的另一套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在「五胡十六國」時期,重現這種複數中國是有可能的。當時華北(含塞北)有可能成為燕、秦、涼三國分立的狀態,而華南則是吳與楚。但歷史之神沒有給這個複數中國或「併立天下」機遇。終結「五胡十六國」的是拓跋,華北(含塞北)再度統一。

  這些胡族國家作為中國(們)是歷史事實,這個事實主要來自制度面。但事實的另一面是它們是「胡族」的國家。胡族建國帶來了歷史中國極大的變貌,重新定義了中國。至於它們是否為真正的中國則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人作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本來就是在鬥爭的考量下根據自身與他者之「力」,詮釋自身可以選擇的「理」,以獲取最大的「利」。當時最有力的「理」是「天下/中國制度」。這些胡族建國者理所當然採行這套制度。只是「天下/中國」作為一套制度,本身就有詮釋空間。胡族國家可以藉此以建立帝國,也可以藉此以建立大國。在第四至第五世紀中期的「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些號稱自己是燕、秦、趙、魏、涼、夏等胡族政團能作到的是大國程度。這也使得這個時期諸胡族國家所共構的天下不是作為一個帝國,而是國際社會。其實天下的原義本來就是列國並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

  然而在「天下/中國制度」的表象下,我們應追尋來自基層社會的實象。晉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五胡亂華」。論及「五胡亂華」之因,學者喜引用江統「徙戎論」。然而「徙戎論」不能直接當成史實,其中充滿了(漢)帝國的觀點,也掩蓋了地域社會的實態。江統以他的「天下/中國」意識型態,認為漢魏晉帝國之人皆是「華」人,而外來移民是「戎狄」、「夷」。他指出帝國的危機是地域社會上的華夷對抗。江統搞錯了帝國的敵人。帝國的危機不是單純來自於外夷,而是因移民所造成的地域社會新統治階級出現。此新統治階級是胡漢整合。我們可以將這類統治者稱為胡人,但其實這類胡人所領導的政團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尤其是非門第(士族)的所謂寒人。這類地域社會的胡人政團的直接敵人是州郡政府與漢人門第,間接敵人是晉朝廷。

  談到胡人,在漢帝國的五百年間,塞北、華北的地域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貌,主要動力來自域外移民,這類移民就是我們所說的胡人。經歷了這五百年,塞北不論,連華北社會都已是胡漢共構、交融。我們也不用想像這是和樂融融的人群,歷史上不曾出現這樣的理想社會。對於基層社會的漢人團體而言,胡人是盟友,州郡與門第是直接敵人,帝國朝廷則是間接敵人。西晉的覆亡不是地域社會胡漢衝突,而是地域社會胡漢聯盟政團與「晉(朝廷、州郡)+中國門第」的對決。結局是這些胡漢聯盟政團獲勝,胡族國家誕生。

  這五百年間華北地域社會變貌的主因是從域外而來的移民。這類移民通常是以政團型態移入,是一種武裝移民。這種移民其實是歷史常態,就是中國史所說的「封建」。我們總將秦漢皇帝制度說成是「從封建到郡縣」,其實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封建現象從未停止過。將傳統中國理解為郡縣制與編戶之民是錯的,尤其是古代,雖然郡縣制與戶籍制是「天下/中國制度」的要素而發揮重大的作用。

  域外移民主要來自本文所說的塞外。塞外是籠統指漢州郡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指其北邊與西邊。溯自約西元前第七世紀以來,由於內陸亞洲的畜牧業興起,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帶動了一波的經濟開發。在此同時,由於鐵器普及使用,東亞的農業也有突破性的進展。於是在內亞與東亞的交界地帶出現了農牧混合區。我稱這個帶狀地帶為塞北。塞北是從西遼河地區往西,至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經過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至陝西省北部,終於青康藏高原的東部。其南境是華北北部,其北境是蒙古草原,其西境是河西走廊與雲貴高原。塞北可以是中國的北部,也可以是塞外的南部或東部。這個農牧混合地帶出現也是因為中亞、蒙古的牧民與華北的農民約同時進入了塞北。

  戰國的秦、趙、燕諸國的統治集團本身自其始就與這些塞北的人群有密切的關係,自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更以設郡縣的方式在此殖民。於是這個區域漸形成三個政治地理區,一是遼,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內蒙古東緣與遼寧省。戰國的燕國曾征服此區,於是結合燕與遼而為一個更大的政治地理區,戰國有「全燕」之說。「五胡亂華」時期的慕容鮮卑就是以遼為根據地征服了燕地,建國為燕。二是涼,其地在蘭州(甘肅省東南)西北,延伸至河西走廊。涼是戰國秦國的勢力範圍。西晉滅亡後,這裏長期是涼國的所在地。三是代,其地在山西省北部、蒙古草原南側。「大代地」可以包括河套區域,「小代地」則西境以呼和浩特為中心,東境以張家口為中心,南境以平城為中心至雁門關,北境至漢長城一線。代地再往北可連接烏蘭巴托,匈奴單于庭曾設置於此,往南則連接太原,所以該地一直是中國與北亞二王權的接觸地帶。

  從戰國以來,塞北與華北(長江流域以北)因為人群移動往來而漸成一個政治社會的空間領域。另一方面西元前第三世紀以後,塞外成立匈奴帝國,中國(塞北+華北+華南)成立漢帝國,兩帝國在塞北對峙,長城又為塞北劃下一條政治的界線,但這只是一條帝國對抗的政治軍事邊界線。

  「塞北+華北+華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肇因於秦始皇所創建的帝國,漢又繼承了這個帝國。相對於帝國作為一元的政治系統,這個歷史中國自其成立以來就是多元的政治文化區域所共構的。塞北、華北與華南是一個分類法。華北又可依戰國大國領域分為燕、齊、趙、中原(周、韓、魏)、秦。華南則是戰國的楚、吳與越。塞北如上述。

  衝擊漢天下的是從塞外向塞北、華北的「封建」,即政團與人群的移動。漢代的「天下/中國制度」是設定「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而以塞外為異體。但移民改變了這個境界。「五胡亂華」的結果是使「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更大的政治文化區。這個結果也表現在政治面的南北分裂,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南方是東晉。在「永嘉之難」後,晉移到華南的樞紐城市南京,延續其中國王權,其支配領域也限於華南。隨西晉「移國」的還有華北的中國門第。就「塞外+塞北+華北」領域而言,在四、五世紀時是諸國並立,沒有統一的大國或帝國出現。這個領域的南方(塞北+華北)是諸胡族國家並立,其北方(塞北+塞外)是諸游牧政權並立。第五世紀以後,這個區域的南方與北方都出現大國或帝國運動,南方是拓跋魏,北方是柔然。拓跋在三、四世紀間是塞外政權,在第四世紀後期以塞北為基地決定南向華北,在430年代征服了華北,結束了胡族國家並立的狀態。在同時,柔然支配了塞外,勢力及於塞北。整體而言,拓跋失去了塞外,無論就客觀局勢或主觀意願,轉型為「塞北+華北」的大國。

  追溯到第一世紀中期,長期以來漢與匈奴的對抗有了結果。不管是否是被漢打敗,匈奴帝國在塞外(蒙古)潰敗。取而代之的是鮮卑。在西元前第三世紀時,鮮卑是在大興安嶺附近的一個政治聯盟及其人群,臣屬於匈奴。伴隨匈奴勢力瓦解,鮮卑也進行大遷徙,進入塞外(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區)與塞北。在初期,鮮卑仍處在部落或部落聯盟階段,所以主要是以小群的方式移民與建立較小規模的政權。紀錄上鮮卑在第一世紀以後已進入了華北。約同時從塞北進入華北的還有匈奴、羯胡、氐、羌等。這場移民運動改變了華北的人群結構,使「塞外+塞北+華北」成為一個政治文化地理單位,而塞北成為這個世界的核心區。

  代地又是塞北的樞紐之一。第三世紀前期,拓跋在此地建國。我們對於拓跋在此建國之前的歷史不甚清楚。但可以推論如下。拓跋是當初在大興安嶺時期的鮮卑部落聯盟的一部,隨著鮮卑大遷徙而進入「匈奴故地」,主要在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在這個階段,拓跋部的政治型態處在部落聯盟往國的階段。拓跋首長利用過去匈奴帝國的制度而得以控制塞外部分地區。一般認為這個塞外霸權完成於拓跋首長力微時期。

  此拓跋部在第三世紀前期再進入了塞北的代地,並在第三世紀後期轉型為國。在第三、四世紀之交,拓跋進一步侵入山西北部并州的郡縣,於是完成了代地的征服。我們可以說這是「代國」的成立。然而,我在該論文對於代國一事作了討論。嚴格而言,代國說是不對的。第四世紀初期晉封拓跋首長猗盧「代王」,但此「代王」是「代郡王」,是封建爵號。至於拓跋部是否使用此稱號是另一問題。重點在於此階段的拓跋部是一個塞外型的政權,日常行政不使用漢文,不會使用此代國之號。一直到386年,拓跋是塞外南部以塞北為主的政權。相對於「十六國」,此時的拓跋不是一個中國政權。

  拓跋核心地區的代地從西元前第三世紀以來就是塞外與華北交匯的樞紐。在匈奴帝國與漢帝國對峙時期,代地就是二個帝國的接觸地帶。如前所述,在西元第三世紀前期,拓跋進入了代地,第四世紀初期占有了整個代地。「五胡亂華」發生,劉淵為首的匈奴政權打敗了并州,其後所成立的前趙、後趙以雁門關、長城一線與北方的拓跋對峙,也阻止了拓跋的繼續南下。在苻秦滅亡以前的約八十年間,拓跋一直是塞外政權。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在380年代苻秦滅亡之前,拓跋的支配地在山西雁門關以北,其南是前後趙與苻秦。此時的拓跋作為一個塞外的政權,屬北亞的鮮卑王權系統。在這個階段,拓跋欲聯盟與戰爭的對象是同屬鮮卑的諸政權。

  386年元月拓跋珪即位拓跋君長,歷史新頁於焉展開。拓跋珪於該年四月自稱魏王。在這個階段,自稱其國號是中國的大國是表示自己是合法的華北的統治者,至於這個華北大國將來是否要統一華北,進而統一中國,則由其後的歷史條件決定。只是在國策上,此魏國宣告自己是中國(塞北+華北+華南)的合法統治者。這個國策表現在389年的「議國號」事件,掌權的拓跋珪政團再次確認其國號為魏,其國是漢天下的天子之國。398年拓跋珪自稱皇帝是「議國號」的結果,拓跋君主正式宣告他是中國的君主。拓跋珪之後的拓跋魏的確從塞北征服華北。至430年代道武帝時期,拓跋魏已統一了華北。再至480年代,北魏孝文帝推動政治改革,發起另一波的「中國轉向」運動,中國史通稱為「漢化」,其一的表現是將首都定在東漢、魏、西晉故都洛陽。這是表示北魏主張它是漢天下的主人,其支配區域應包含南方。

  拓跋魏的「中國轉向」確實是其國策,但只是拓跋政權中的一個政治黨派的決擇。相對於這個「魏/中國」派,另一個黨派是所謂代人集團。在「議國號」事件中,我們已可以看出這一派的主張。相對「魏/中國」派,代人派主張其支配領域是以塞北為根據地支配塞外與華北。在第五世紀後期,代人派的處境陷入了危機。北方柔然統一了塞外。拓跋魏在陰山一線設立「六鎮」以守備。六鎮正表示拓跋失去了塞外的支配權。北魏孝文帝時期拓跋魏支配的區域已是「塞北+華北」,只是此刻孝文帝君臣正作著統一漢天下的夢,志在華南。這樣的局勢發展對於代人派是不利的,因為這些代人政團既失去了向塞外發展的利基,又在孝文帝改革浪潮中集體失去了在拓跋魏的政治地位。這種集體挫敗正是「六鎮之亂」的主因。這場魏派與代人派的對決,代人派勝利,於是拓跋魏滅亡。

  在524年六鎮之亂之後的約半世紀間,代人集團(或稱北鎮軍團)主宰了華北(含塞北)。577年北周滅北齊。北周武帝旋及整軍進攻突厥。我們可以推測,北周是要將「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政治領域,雖然我們可以再推測若局勢有可為,進一步則是併吞華南。這個政治工程是有可能完成於宇文邕手上。但歷史之神沒有給宇文邕機會,他死於578年。三年後的581年楊堅奪權成功即位稱帝,是為隋文帝。

  隋文帝楊堅是「中國之為中國」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在政治黨派上,楊堅出身代人,其父親楊忠被歸類為「武川鎮軍閥」。但楊忠更重要的黨派歸屬是西魏孝武帝派系。西魏孝武帝一派是代表洛陽公卿集團,即傳承北魏孝文帝的中國政策。在西魏、北周,這一派一直是宇文泰派閥的對立面。隋文帝一登基,即否定北周立國政策,宣布「依漢魏之舊」,再造漢天下。由於楊堅仍屬拓跋魏以來的政治黨派,我們既隋視為拓跋國家,也將隋文帝的政策視為再次「中國轉向」。589年隋滅掉了陳,再造了漢天下,即「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並實施郡縣制。隋煬帝更進一步將首都置於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期的故都洛陽,以展示隋是一個中國政權。這也是在約一百年後實現了北魏孝文帝的理想。

  然而,我們將目光再度挪到塞北。隋帝國的成立一時間可以掩蓋代人政團的光芒,但不可能鎮壓這些人的動向。隋的短命有諸因,表現在政治行動上是塞北政團的稱兵叛亂。隋末大亂的「群雄」中,許多是塞北政團,如燕地(河北北部)的高開道,代地(山西北部)的劉武周、秦地(陝西北部,原赫連夏之地)梁師都等。或許是歷史的某種規律,當塞北以南出現帝國運動,以北也會同時出現帝國運動。第六世紀中期當華北正在進行北周統一運動時,塞外的突厥帝國也正成形。在第七世紀前十年造反的這些塞北「群雄」,透過塞北與塞外的政治網絡連結,向突厥「稱臣」。向突厥「稱臣」的政團包括華北的「群雄」,也包括根據地在太原的李淵。

  這種「稱臣」現象不應置於「中國vs突厥」的脈絡中。包括李淵在內的諸塞北、華北政團都沒有代表中國臣屬突厥。這種臣屬現象只是「塞外+塞北+華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所發生的政團間的政治隸屬關係。而其中塞北政團經常會有「兩屬」的情況,即同時隸屬於北方的游牧帝國與南方的農業帝國。經歷了第四世紀以來的「五胡亂華」與拓跋魏,塞外、塞北與華北已成為一個複雜、多元的政治社會網絡所構成的領域,以華北為核心地的政權通過這個網絡欲控制塞北,而在塞外的政權也同樣通過這個網絡控制塞北。隋末群雄臣屬突厥現象雖可以視為戰爭時的特殊狀態,但也反映了塞北的政團與塞外的突厥間有平日的政治關係。

  我們可以重新敘述唐在隋末大亂勝出的這段事實。同樣兩屬的李淵集團消滅了「群雄」,再推翻了隋朝。繼承隋朝的李淵集團依「天下/中國制度」宣告自己是由唐國上升為治天下的天子之國,於是中國歷史上的唐朝成立。若我們的立場轉換到突厥,則應接受李淵政團是其所屬的屬國之說。這個本部在晉陽(太原)的屬國在618年成為中國的天子之國。626年所發生的「渭水之盟」是起因於突厥責問唐沒有盡屬國之職責。而這次突厥入侵事件和平落幕是因為李世民再次承認臣屬關係且向突厥納貢。這是中國史上的「渭水之恥」。然而,我們的立論不應是唐之中國王權向突厥表示臣屬,而是原臣屬於突厥的李唐政團重申臣屬的立場。若唐之君臣有恥感,是因為此時的唐同時是中國的天子之國。

  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李唐臣屬於突厥不表示李唐所主導的中國臣屬於突厥。我們在討論古代帝國時,不可採近代國家體系(system of states)的觀點。所謂國家主權更是近代以來的制度,一般上推到十七世紀中期歐洲。若依國家主權制度,假設巴黎政府宣布隸屬於倫敦政府,那麼就是法國隸屬於英國,法國的里昂也隸屬於英國。然而東亞古代政治制度不同於此,政團間的隸屬以君臣關係為媒介,與主權無關。如第五世紀後期大和王權的倭王武向在南京的宋朝廷稱臣要求冊封,這是宋朝廷(宋國)與大和朝廷(倭國)君長間的君臣關係的締構,無關中國、日本間的主權隸屬。當唐臣屬於突厥時,不表示唐帝國整體隸屬於突厥,也不表示屬於唐帝國的揚州(南京)也屬於突厥。

  關於李唐皇帝的淵源,已有很多討論,我直接說我的意見。追溯一個人、一群人的祖宗八代以定論其屬性,就研究政治黨派而言是沒有意義的。李淵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西涼王室、隴西李氏或趙郡李氏,另當別論。從政治黨派來看,李淵在起兵反隋之際所領導的唐是一個代人集團。該集團在第五世紀後期居於代地之武川,其首長層是所謂「武川鎮軍閥」。第六世紀30年代東西魏分立時,這個集團首長李虎追隨宇文泰,此後該集團首長一直擔任北周的要職。宇文泰集團要創造一個胡人認同的團體,這從賜胡姓之事可推知,當時李虎受大野之姓。這裡的胡人是指「塞外+塞北」的人群。關於大野之姓,陳寅恪與姚薇元認為是高車諸姓之一,陳寅恪也說這是代姓。高車是蒙古草原上的強勢族群,其中部分人群屬於拓跋魏。李虎、李昺與李淵祖孫三代在政治黨派上都屬於代人。

  若比較李淵與楊堅,其家族都有共同的代地經驗,同屬「武川鎮軍閥」,也都是西魏、北周的統治集團最重要的成員。差別在於李氏屬於宇文泰,而楊氏屬於西魏孝武帝。在李淵建國時期,他充分運用了代人集團的勢力。在隋末大亂中,李淵藉由太原根據地起兵。東魏、北齊採雙都制度,以鄴為首都,以晉陽(太原)為霸府。太原是位於華北北部控制代地的樞紐。唐取代隋是另一次代人集團擊敗了洛陽權貴集團,又打敗了「群雄」。然而,此時代人政團所面對的外在客觀環境已大不同於第五世紀後期「六鎮之亂」前夕的北魏,也不同於北周、北齊分立之時。我們也不用過度從代人屬性推論李淵的建國理念。李淵既然繼承了隋之中國,豈有不宣告新政權也是中國之理,這是力之所及,也是利之所在。若我們說李淵集團執意要建立「塞外+塞北+華北」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歷史也證明這沒有發生。

  我們不管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觀意志,他的當務之急就是不再臣屬於突厥,畢竟他的另一個身分是中國天子。於是有唐與(東)突厥間的戰爭。唐的獲勝可以視為唐帝國戰勝了突厥帝國,但另一面是突厥被其屬國唐打敗。至於唐是否順理成章成為突厥(大)可汗,則不是道理的問題,無法推論。但接著上演了唐太宗被推為天可汗事件。根據唐朝紀錄(《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四年(630),唐與突厥的戰爭有了決定性結果,突厥頡利可汗被獻俘至唐朝廷。其後發生「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事件。我在該論文中作了考證,這裡只講結論。這場「上尊號」的戲碼到底是如何作出來的,是唐朝主動或「諸蕃君長」主動,無從推論。我能推論的是,唐與「諸蕃」本來是原突厥的屬國,因為唐太宗打敗了頡利可汗,所以原突厥屬國改推唐君主李世民為突厥最高首長即「天可汗」。

  舊說認為天可汗是中國天子/皇帝的加號,用以彰顯中國天子(如唐太宗)支配了塞外(北亞與中亞)。這樣的說法是錯的,天可汗不是天子/皇帝號的加尊號。我在該文中使用「雙聯王權」定義天可汗的新制度。從《通典》、《舊唐書》關於諸蕃君長上天可汗尊號的紀錄中可知,唐朝決定採行新制,即唐太宗為「大唐天子行可汗事」,即為「皇帝‧天可汗」。一方面,李世民同時執行二個職務,一是「大唐天子」,一是「可汗」。另一方面,在擔任「諸蕃君長」的天可汗時,其天可汗頭銜前冠上「皇帝」,即以中國皇帝的身分同時擔任天可汗。

  在唐太宗時期,天子與天可汗是並行、雙聯的稱號,各指涉治理的區域。630年以後,李世民之所以擔任天可汗,就力而言,是唐戰勝了突厥;就理而言則是原突厥部分屬國共推新的盟主,而唐以原突厥屬國的地位上升為共主之國。天可汗的制度原理是唐君主以原突厥領域內(塞外)的一國之君而上升為盟主之天可汗。只是此狀況史無前例,唐立刻遇到難題,作為中國天子的唐太宗如何再為天可汗。唐朝的解決之道是使唐太宗以大唐天子的身分同事兼任天可汗,所謂「行可汗事」。又唐朝強調了中國天子對於「塞外+中國」支配的一元性,所以才規定唐太宗若要發公文指揮天可汗所轄的「諸蕃」,頭銜是「皇帝‧天可汗」。這一方面顯示了雙聯王權的原理,另一方面又創造了塞北諸蕃亦歸皇帝治理的新制度。這是新天下的創造,我們可稱為「唐天下」。

  依漢天下的理論,中國天子所治的「天下」不可以包含塞外?我們無法由理論去推論,只能由歷史去檢證。從制度面而言,漢朝依「天下/中國制度」所建的帝國是有明確的空間範圍,這個空間是郡縣領域與冊封體制所建構的「天下」。在這約五百年間,其邊界可以是模糊的、可伸縮的,卻也是明確的。漢天下的範圍是由「塞北+華北+華南」三大區域所組成,而以華北為帝國的核心。當李淵、李世民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天子後,其所治理的法定領域是此漢天下,不包括塞外。當貞觀朝將突厥擊敗後,塞外要併入中國天子所治理的天下當然於理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這是知識與政治工程,不是一時之間能完成。在貞觀時,唐太宗遇到的是天可汗事件,不管是唐主動或被動,在貞觀朝一時間所創造出來的制度是「一個唐天下、雙聯王權」。

  這樣的雙聯王權必須置於東亞歷史脈絡中考察與理解。它不是兩個國家(states)的合併,如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我們可以視「皇帝‧天可汗」是兩個帝國的合併,而且是不同體制的帝國,一個是農業帝國,一個是游牧帝國。然而在「皇帝‧天可汗」制度成立之前,(東)突厥帝國因為唐的攻擊而解體,原突厥帝國中的若干屬國共推同為突厥屬國君主的李世民為其新政治聯盟之大可汗。這個雙聯王權的因是唐朝打敗了突厥,但其緣卻是塞北諸政權想組新的政治聯盟而以唐天子為首長。附帶一說,若說天可汗是從塞外諸蕃的立場稱唐天子為「東亞盟主」,此說是錯的。當時的塞外諸蕃不會將本文所說的塞外與中國視為一個政治單位而主張有一個共主,而這個政治單位是所謂「東亞」。天可汗只是用來指稱李世民是塞外諸蕃的首長,與他是中國天子無關。從史料中看,若外蕃君主有稱唐天子為天可汗者,是指該唐天子是該外蕃君長的政治聯盟的首長,不是說中國天子是天可汗。唐太宗可以身兼皇帝、天可汗,但就制度面,中國天子/皇帝斷不是天可汗。

  若再以1707年英國史上的聯合法為比方,於1707年的「聯合法」(Acts of Union)成立之前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身兼英格蘭國王、蘇格蘭國王,而1707年之後則因合併而成為大不列顛國王。李世民一度身兼中國天子/皇帝與突厥天可汗的雙聯君長號。但從「皇帝‧天可汗」號可推知,李世民是要將中國王權加諸塞外屬國。中國王權一元化的結果自然是天可汗制度的消失,如同無疾而終。630年以後的歷史發展非常清楚展現了唐朝為實現中國王權一元化而將塞化郡縣化,這也使得第七世紀東亞進入戰爭期,多少「無定河邊骨」是中國人民的「春閨夢裏人」。但政治制度可以作為戰爭的結果,不會由戰爭決定,決定制度還是要依當時的歷史條件。一旦唐朝的勢力範圍擴及塞北,能採用的政策有三。一是前述的雙聯王權,二是冊封體制,三是郡縣化,這三者皆為唐朝所採用。雙聯王權是短暫的過渡。其後所採行的「覊縻體制」是冊封與郡縣的混合體。一方面唐朝冊封這些塞外(含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政權首長,這是延續第三世紀以來中國王權冊封外夷君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唐朝的新政策是將這些外夷政權編為州郡。我們可以推論,唐朝是希望渡過覊縻體制的階段,而塞外的州郡能順利轉型為一般的州郡。但是唐朝沒有等到這個結果。

  天可汗制度是中國歷史的短暫火花。過去學者認為天可汗號是塞外君長向唐天子表示臣服的證明,所以希望這個制度愈長愈好,以示大唐的榮光。但這是對於天可汗作為一種制度的誤解。在貞觀朝(627~649),作為中國的唐在法理上是繼承漢天下。然而,同時繼承拓跋國家的唐視塞外為其應然的領土,這個應然面不是來自於舊有的天下理論的幻想,而是從第三世紀以來的拓跋所走過的歷程。唐朝廷先利用天可汗制度而得以宣告合法的支配塞外,於是才有「皇帝‧天可汗」的雙聯王權。接下來,我們看到了唐朝非常積極的將塞外納入中國王權的領域,但其作法不是維持「雙聯王權」。唐的一面是承襲「北魏—北周」系統的所謂拓跋國家,其領土概念可以是「塞外+塞北」,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也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無論如何,塞外是拓跋國家自認為合法與合理的領土。至於塞外的範圍是另一問題。唐太宗朝廷所設想的理想領土顯然是「塞外+中國」,而「皇帝‧天可汗」只是其中的階段,很快就推進到覊縻體制。所以問題點不在於塞外政權要不要尊唐天子為天可汗,而是唐天子不再採用兼天可汗之制,要完成新的唐天下的一元化。

  《新唐書‧北狄傳》文末「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這是宋代史家歐陽修不懂天可汗之制所下的結論,卻影響深遠。天可汗之號從來沒有用來指稱這個為歐陽修所稱羨的唐天子的尊號。唐太宗朝廷很快就放棄了「皇帝‧天可汗」之制,唐太宗朝廷要的不是中國+突厥的雙聯王權,而是拓跋國家理想中的「塞外+中國」,對於唐而言,這是一個新而超越漢天下的新中國。這個由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在第七世紀時將「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的整合為一個政治單位。這一百年是中國歷史所謳歌的唐朝。但這樣的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只維持了一百多年,以750年代的安史之亂為結束期。接下來歷史中國的變化就另文討論。

Posted in 研究劄記 | Leave a comment

西散國的遐想:讀「樺太名寄文書」筆記

  「樺太名寄文書」(或稱ヤエンコロアイヌ文書,カラフトナヨロ文書) 是一分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東北亞史、愛努(愛奴、阿伊努、Ainu)歷史與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文獻。目前該文書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其複本公開展示。此文書也數位典藏,收入該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研究者可透過網路查閱全文,甚為便利。我是因緣際會於2005年11月14日由北海道大學相關學者引介,看到該文件正本,興緻盎然。惜乎我對這個時期的相關史料與史實掌握不足,一直無法利用該史料作出研究。近日我在台大上東亞史課程,談到東亞漢文的問題,又提到該文書。我就整理我的筆記,簡介該文書,提供同學參考,或許也可以找到有緣人,有興趣再對它進入深入研究 。目前池上二良教授對該文書作了介紹,參考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收入《ツングース·満州諸語資料訳解》,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2。

  該分文書被發現的機緣如下。1792年(日本寛政4年、清乾隆57年)日本探險家最上德內於庫頁島南部西海岸之名寄(ナヨロ,nayoro)地方之愛努酋長ヤエンクルアイノ(yaenkuruaino,楊姓)處發現其所藏的滿文文書一件(現編號1號,乾隆四十年),並抄寫後攜回江戶。該文書是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衛衙門」發給名寄地方愛努首長的公文。在1804年,日本學者近藤守重將此滿文資料登載於「邊要分界圖考」,是本文書首次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上為1號文書,從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下載,以下各號同。

上為2號文書

  其後在長時間內,數位日本學者前往庫頁島的該愛努酋長處查看其所藏文書,並註記心得而作新的文書。如1808年,最上德內再次前往該地查閱原件,並添加註記而成為現編號5號的文件。1832年遠藤繁蔵於同一愛努酋長家查閱滿文文書與最上德內所寫的註記文書四件,並作一文書攜回松前藩,此為6號文書。目前我們無法得知遠藤繁蔵所見的滿文文書為何,但可推論該愛努酋長家藏有更多的滿文文書。

上為5號文書

上為6號文書

  再到1854年,鈴木重尚於同一愛努酋長家見到二件滿文文書(推測是上述1、2號文書),及二件漢文文書(推測是3、4號文書),及上述最上德內的註記文書(第5號)。於是我們知道有二件漢文文書。

上為3號文書

上為4號文書

  下至明治40年代,即20世紀的初期,因南樺太(庫頁島)歸屬日本,學者又可前往考察該批文件。於是有像白鳥庫吉等學者開始研究。小川運平《滿州及樺太》也登載第3、4號的漢文文書。二次大戰後,俄國占領南樺太,該批文件被運回日本,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

  下圖是十七到十九世紀東北亞的簡圖,為標示庫頁島的名寄(ナヨロ),引用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頁150。

  清朝在黑龍江流域實施邊民制度,可參考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一書。我們可以視這種邊民制度為某種朝貢制度,邊民組織的首長必須依規定定期向中國官方朝貢,即朝見與提供(互換)禮物。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學者稱在庫頁島之一類人為費雅喀。日本學者認為他們是愛努人的一支。至於如何斷定其族屬,非我所能。這裡的人群單位以漢字概念是姓,當即一個部落。其中楊姓(中國的紀錄是雅丹姓)家族有名的領袖漢字名為楊忠貞的人曾是這個區域(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有力者。1號文書是一分滿文文書,是楊忠貞所受來自清朝的文書。2號文書是有名的滿文文書,是1775年清朝廷發下的公文書,收文者是楊忠貞之孫シトロマアイヌ(shitoromaainu),內容是邊民上北京朝貢所發生相關問題與解決之道。

  3號文書是1818年管理這個區域的清朝官方之三姓副都統衙門給前述楊姓的公文。內容是關於這個區域的邊民必須向清官方貢獻貂皮等物,這個制度就是文書中的「賞烏林」。這些邊民中的「陶姓」已多次未依規定朝貢。清官方責成楊氏首長要求陶姓依約朝貢。該分文書重點之一在於文中提到陶姓不來朝貢是因為交結「西散大國」,故疏遠了清朝。這個事實不難理解,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官方與商人的勢力進入了庫頁島南部,庫頁島中部、南部的許多部落,如陶姓,轉而與日本建立政治與商業的關係。

  該文書中的「西散」被認為是日本,然而這種認識至多可以說是文獻的翻譯,不是解釋歷史事實。因為在十八、十九世紀,何謂日本是應再分疏說明。以下略述我的分析。

  西散作為漢字詞彙是用來表滿文sisa或sisam。1729年清朝進行了庫頁島的調查,主要地點是庫頁島中部。其紀錄是《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容提到這次任務的目的是為得「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文中又記訪問處之土著之人「與Sisa國交易」所得如盔甲之物。(該史料是根據(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105~106)在這個時間點上,北京朝廷要作這個調查是為因應這個地區的劇烈變化。清朝確立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推行的邊民制度,地區包括黑龍江流域以至庫頁島部分地區,主管單位就是三姓副都統衙門。其主要的制度就是所謂朝貢,即滿文寫成漢文之「賞烏林」。學者稱這個區域的貿易為山丹交易,就是山丹人、庫頁島人與清朝所屬的政府單位進行絹與貂皮的貿易。這個貿易擴及北海道而與日本有關,十八世紀以後還有俄國的介入。十八世紀,以松前藩為代表的和人政權除了進一步控制了北海道,其勢力更進入了庫頁島的南部。當所謂蝦夷地貿易的獲利愈來愈可觀時,更多的和人政團試圖支配此區的土地、人民,德川幕府的勢力也積極進入此區。至1799年幕府在庫頁島南部設直轄地,此可作為里程碑。在十八世紀,許多位在庫頁島的邊民與和人集團、政權貿易。這個事實引發了清朝的關切,於是有1729年的調查事件。

  上引清朝滿文奏摺中所記的Sisa(或Sisam)國肯定就是這個和人政權。雖不妨將此和人政權說成是日本,但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這只能說是一種歷史解釋,而不是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先推論西散一詞的出現。西散一詞僅見於該文書。可以說是滿州地方獨有的漢文詞彙。西散一詞又來自於滿文的Sisa。西散只是Sisa的音譯,我推測這只是三姓副都統衙門的官員為發漢文公文而自行翻譯的詞彙。又由於這是發給庫頁島之人的文書,其使用的詞彙應該是雙方可以共同理解與溝通的,所以西散(Sisa)一詞當也是庫頁島之所謂邊民所使用的,即他們口語的詞彙。

  3號文書的漢文通順,只是其中使用了當地的漢文詞彙,而這些漢文詞彙從滿文而來,如賞鳥林、哈賚達(部落長)。4號文書雖以漢文書寫,但不易閱讀。這是楊姓部落首長回覆清朝官方的書函。我們推測撰寫這分文書者的最有可能是清朝官府中的文書吏,該官員應是一位通譯,他將楊氏的口語寫成漢文。但這位文書吏不擅長漢文,或者說是其漢文摻雜了當地的語法,而呈現一種特別的漢文書寫。我們注意到其中寫到「西散大國」與「大清大國」。

  若滿文文書中的西散漢文詞彙來自於滿文的Sisa,而Sisa應又來自於黑龍江流域至庫頁島居民的口語。此Sisa(國)當是指在北海道與庫頁島南部的政權。日本學者多認為西散一詞源自愛努語,因為他們認為上述楊姓等人群是愛努人。至於楊姓這類清朝所認定的邊民是否是愛努人,是有討論的餘地,只是非我能力所及。日本學者認為Sisa出自愛努語的shisamu(シサム)或shamo(シャモ)。此詞是愛努人用以稱和人。有學者認為愛努語的shisamu是鄰人的意思。(可參考池上良二《北方言語叢考》)若以鄰人稱和人,則此和人是在愛奴生活領域內的和人,即蝦夷地之和人。這種鄰人也可以說是「異人」。我們推論,shisamu一詞被用來指愛努人所遭遇的和人,即在蝦夷地的和人,也衍申為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的政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則Shisamu是愛努人稱其境內的和人之詞,場所是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在庫頁島、黑龍江流域的人從北海道或庫頁島南部愛努人處學到此詞,且用來指蝦夷地的和人與和人政權,其發音是Sisa。在滿州的清官員再從庫頁島、黑龍江之邊民處學到Sisa一詞再轉變為滿文。而在1818年與其後滿州的官員為與庫頁島的部落首長溝通時,將Sisa之音編了一個漢文詞彙之西散。

  從歷史語言的分析再到西散國的實指,可知西散是「和人統治下的蝦夷國」。和人進入北海道的歷史雖然因早期史料不多,諸多史實隱晦難明,但大勢則很清楚。和人移居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始於十四世紀前半。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以來,松前藩獨占了蝦夷地交易權,代表了北海道的和人政權。這個在史料中被滿州、庫頁島之人稱為西散之國,主要在北海道,並擴及庫頁島南部的和人政權。我們可以說此是和人政權,但另一面,此西散國又是一個蝦夷(エゾ)之國,即它是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立的政權。它的終焉是因為1860年代明治維新展開以後一個新的「日本國」的誕生,此西散國才被併入了日本國。

  我們可以從歷史知識知道此(和人統治之)蝦夷國或Sisa國就政治系統及其隸屬而言是屬於德川幕府,或者說是屬於日本。但這是我們對過去的事實作了客觀的分析與理解,而不是歷史中的行動的主觀認識或詮釋。從「西散大國」一詞的表現,庫頁島上的(愛努)人認為西散是一個自立的政治單位。且此西散作為「大國」,是相對於「大清大國」。對於這類愛努人而言,西散與大清是對等的,都是他們口語中的「大國」。

  西散不是愛努人稱日本之詞而為滿州官府所使用。另一個證據是清朝對於當時日本的認識。日本作為一個外國在宋朝以後就是中國官方知識,更不用說中國與日本有密切的往來,包括外交、商務人員。清朝的官方漢文文書中也明確記為日本國。上述1729年清朝所進行的庫頁島的調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說是蒐集「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清朝官員不可能從庫頁島調查日本的情報。所以Sisa國不是日本國,即使二者之間有政治關係存在。又滿州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當知道漢文之日本,日本國一直是清朝漢文公文書中的通用詞。而滿文中的日本是什麼,我淺學,不知道,印象中是稱為倭,故表倭之音。無論如何,滿州官員以滿文書寫Sisa,再以漢文書寫為西散。關於Sisa的知識是從東北邊民而來,另一方面清官員接受此詞彙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西散不是日本或倭。

  最後,再次討論我所關心的漢文世界的問題。這分樺太名寄文書中,2號文書是乾隆皇帝發給黑龍江下游的邊民首長的聖旨,以滿文書寫。而3、4號是管理黑龍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統衙門與楊姓首長的往來公文,以漢文書寫。3號文書是不優美的漢文,4號文書是不通順的漢文。在北京的清朝頒給這些邊民部落首長的文書是滿文。我們可以看到清朝要經營的一個滿文世界,即內亞王權的世界。其網絡之一是「清朝(北京)—三姓副都統衙門—東北邊民首長」。然而3、4號卻讓我們看到滿文世界的沒落。這二分文書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與當地邊民首長間的語言是漢文,尤其是官員所能使用的書面語是漢文。如前所論,4號文書的作成最有可能是當地清朝官員中的文書吏所為。從書法來看,寫者擅長漢字書寫無疑。這分文書的製作當是這位文書吏且是通譯根據楊氏首長口語意見轉寫為漢文。從漢文的標準而言,這是不好的漢文。有可能是該文書吏的漢文程度不高,但也有可能這就是這個區域通行的漢文,其中包含當地特殊的表現法。所謂標準漢文與否不是歷史學的關心,我們看到的是因為以漢文為文書行政的語言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自己的漢文表現方法。

Posted in 研究劄記 | 西散國的遐想:讀「樺太名寄文書」筆記 已關閉迴響。

王權與緣:「王權與近代國家」講義筆記之一

 案語:這是我在台大所開設的「王權與近代國家」課程的上課講義,略加修改作為筆記,供修課學生閱讀。

—————————-

 本課程的主旨是探討「王權」與「自由」的關係,尤其集中在東亞的二大王權之中國與日本。我們關心「自由」的課題,嘗試從政治史的側面探討,而具體的討論對象是中國與日本的王權,並以朝鮮王權以為對照。
 何謂「自由」?我們可以解釋為「做自己」、「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二十世紀歷史的動力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除魅」(disenchantment)。所謂的「魅」是指宗教的規範與約束力,除魅就是宗教理性化。在西方,這尤指從中世紀以來的基督教規範中解放出來。(參考韋伯《宗教社會學》)從近代的立場,我們當然可以指歐洲中古之人受宗教規範而不自由,這種宗教規範夾雜著當時共同體(地緣的、血緣的、業緣的)規範。然而歷史學不是要用當下的自由規範去衡量歷史上的自由,甚至只是證明過去是不自由,而我們是何其自由。認為我們是自由的,而過去是不自由的,這種說法泰半是現在當權者在騙我們。因為他們正在設下新的規範以約束我們並取得他們的利益,為取得他們支配我們的正當性就讓我們相信過去是不自由的,而目前的當權者才給我們自由。我們的認識應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有中古之人沒有自由,我們也失去了他們有的自由。因此,歷史學要客觀的探討歷史上的人們在主觀上所認為自由為何?
 而自由又與「意義」是一體的兩面。自由所表現的「所欲」、「欲為」的對象必然是行動者所追求的生命的「意義」。意義則又源於外在世界給我們的規範,這類規範在中文可以是「關係」。我們的生命意義常來自於我們所處的共同體所蘊涵的關係,家族關係是其中最明顯的,尤其是其中的親子、夫妻。這類的「關係」在前近代又被稱為「緣」。我們活在一個諸緣的世界,從那裡得到我們生命的意義與快樂,如愛情、友情、親情。
 我介紹了日本史學家網野善彥《無縁、公界、楽:日本中世の自由と平和》一書。網野教授的課題是日本中世的自由以及女人的自由。他指出中世日本女人中的一部分人所追求的自由是「無緣」,尤指婚姻。而這類人的作法是逃入「無緣所」,或稱「緣切寺」,藉由佛教的原理得以宣告逃入寺內者可以斷絕與寺外世界中的一切緣,世俗的政府與團體都不得要求當事人執行這些緣,如婚姻關係。有名的緣切寺是日本江戶時代位在鎌倉附近的東慶寺。目前日本學界對該寺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前年(2015)所上映的電影「駆込み女と駆出し男」(中譯:投靠女與出走男)就是在講東慶寺的故事。我附了一張劇照以想像當時婦女逃入無緣所的樣子。(電影公司宣傳照,http://kakekomi-movie.jp)我是在坐飛機時看到這部電影,這應該是因為我跟這段歷史有緣吧。
 關係與緣就是我們這門課的二個關鍵字,我們將用它們來探討歷史上中國、日本與朝鮮王權的建構。歷史上王權解消了緣,又創造了它所要的緣。前者的緣如氏族,後者的緣如官僚制。中國王權創造了歷史上的鉅大的帝國,其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王權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關係,或說是緣。這種緣來自於接下來要討論的「禮」以及文字。此文字就是我們所說的漢字。

 

Posted in 歷史學講義 | 王權與緣:「王權與近代國家」講義筆記之一 已關閉迴響。

〈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的內外〉發言稿

  前言:2016年10月下旬,赴北京師範大學參加「思想與方法—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我報告的題目是〈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的內外〉。該論文將收入該「高端論壇」所出版的系列專書中。我將我在會議中的發言稿的部分稍加修改且集中在「化之內外」的課題,登於此,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研究心得。文如下。
————————————————-
  談到歷史中國的政治領域的內外,所謂「化之內外」的化內與化外,無疑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也衍生出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判別中國人的標準是文化,而不是其他如血緣、種族等。關於化外人與化外人,儒家喜歡說什麼「近悅遠來」,慕化、德化、向化等,還有強調「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這是從結果推原因。今天若有一位美國人來跟中國政府說「慕化」,且文化表現非常的「中國化」,於是中國政府接受他是中國人,不用說,這是不可思議,也決無可能。同樣旳道理,前近代的中國也不會作這種事。所以化之內外說是中華帝國征服了異域中的不同人群,然後跟這些被征服者說,你有資格成為帝國的一員,即成為中國人,因為你可以受天子教化。同樣的道理,化之內外說也被用來說明為什麼有些地方不是天子應治理的,因為那裡的人是化外之人。否則依「天子治天下」之儒教最高理論,豈有天子不治理的人群。這種「化之內外」論其實是要為中國王權所治理的疆域劃下一個理性的界線,去說明為什麼不再對外征服的理由。
  化外概念的探討是近年來的一項歷史學課題,我知道近年來南開大學王安泰教授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參考。而唐律化外人條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法制規定。我不能說化外人的法制規定成立於唐律,卻是首見於唐律。唐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法律制度的規定。我再一次強調化之內外作為法律制度,而不是理念。在本文的第一節我批判了儒教國家說的若干主張。我自己就是作儒教國家研究,也作天下秩序研究,我不是反對這個命題,而是反對將儒教直接當成政治制度。如許多學者以五服、九服討論天下,一方面認為中國支配的境界是由內向外的同心圓,另一方面又將中國的支配想成無遠弗屆。這種說法是儒教的世界觀,充其量是政治行動時的一種政策說詞。它從來不是制度。
  唐律化外人相關條文有總48、總88、總89與總232條。從條文分析來看,唐律化外人條(總48)定義化外人是屬「蕃夷之國」,即外國。相對的,化內人是屬天子治理之國,即「中國」。只是唐律中不使用中國與外國二詞。人群屬化之內外是因為分別屬於中國或外國。在法律制度上,中國人就是化內人,外國人就是化外人。所以就制度面而言,國籍決定了誰是化內人、誰是化外人,斷然不是人們的文化類型決定國籍。
  不用說,國籍制度是近代型國家成立後的制度,前近代中國是沒有的。但歷史上的中華帝國有獨特的戶籍制度,並藉由王權傳播而成為東亞世界的共通制度。唐律中定義化外人與化內人明顯是藉由戶籍。我也由此推論,在討論中國內外時,戶籍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不說它是最重要的。若我們說這種戶籍制度是一種前近代東亞的國籍制度並不為過。這種中國皇帝制度所獨有的戶籍制度創造了東亞歷史上的國籍制度。這個課題是值得深化探討。問題點可以包含漢字使用。戶籍是給了帝國人民一個漢字姓名。我們說戶籍制度是登錄了人民的姓名,其實是反過來的,在當時基層人民不使用漢文的條件下,是帝國政府給了人民漢字姓名。而漢字姓名的有無卻成了漢人與非漢人的判準,甚至是自我身分意識。對於帝國而言,登錄漢字姓名是意味將該人編為人民,即郡縣制支配下的編戶之民。這類的編戶之民在客觀與實態上可以分類為各族群,但對於帝國而言,只分為郡縣之民與非郡縣之民。郡縣之民有戶籍,故同時有漢字姓名。我們不妨說人民是因為得到了漢字姓名,其後才成為我們說的漢人。歷史上漢人的定義之一是擁有漢字的姓名。
  唐律化外人的相關條文中,明確定義了「化內」即「國內」,「化內人」即「國內人」。唐律使用了「國境」一詞以說明「化內」與「化外」的境界。唐代法制文書也明確使用「外國人」一詞。我特別要提唐律,因為這是從法制層面說明了唐朝的制度。我知道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國內、國外是敏感的話題。只是我作為歷史學家,我作的歷史學是要探討歷史事實及該事實所在歷史脈絡間的關係,並作出歷史解釋。唐代史料中有國內人、外國人,這是歷史事實,怎麼也不能否認。至於歷史上所稱的外國人是否就應該是今天相對於中國的外國人,根本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我只能根據唐律所提供的制度層面的說法,認為唐朝的政體理論將郡縣領域視為「國內」,而用了一個儒教名詞稱為化內,而其域外是「化外」,是諸「蕃夷之國」的外國。
  至於在唐代,本國(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為何,唐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說明。那就是畫出「國境」,設立軍事性的邊關,嚴禁雙方人民有各種形式的往來。唐律自身提供了二個這樣的外國名單,高麗與百濟。在關於唐代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多視這二國為唐朝的冊封國,也有學者從屬國的概念推論唐朝的治權及於這二國。然而冊封體制只能說明中國與外夷君長間的君臣關係,不能因之推論中國的治權及於所謂四夷之國。
  話題再回到化外人、外內人之別是以國籍(戶籍)為準。這也不是什麼新奇作法。近代的民族(nation)也是以國籍為準。近代民族主義者都宣稱他們是要將自然的民族(nation)建構為人為的國家(state)。依民族主義理論,是先有了nation才有state。這種說法充其量是民族主義者的想像,既不是事實,也不可能成為制度。今天所有的國家都有其國籍法,不可能允許一個外國人因為宣稱是同民族而自動讓他成為國民。化之內外則是儒家所持的政體理論,用來說明中國作為文明國,是由化內人所組成,其外四夷之國是野蠻人的化外人。這個化之內外理論也在告訴人們,先有化內人,後組成中國。一如民族主義者所建構的自國史包含許多非事實,儒家的化之內外理論也是如此。唐律所考慮的是實務面,也就是制度上的可操作性,所以唐律明確的以戶籍之有無定義化之內外人。只是唐律仍然使用了儒教的化之內外說以標示政權的儒教性格,如果說唐律的化外人制度只是用了教化理論去緣飾新的天下秩序當是無誤的。
  唐朝所面對的新的天下秩序,從一個角度說,是人民從屬人原則到屬地原則,即郡縣之民即化內人,郡縣領域外之人即化外人。這種屬地原則的成立是秦朝皇帝制度成立以來經過一千年演變所形成的。本文的另一主旨就是討論了這個演變。
  秦始皇政權的成立是我們說的中華帝國的誕生。它由三部分組成。一個是戰國的秦國。二是被秦國消滅的戰國大國,一般說是六國。三是這些戰國大國所設置的郡。西元前第五紀的戰國以來,華北大國(燕、趙、秦)向我所說的塞北進行武裝殖民,就是設郡,華中的大國(楚、越)也向華南進行武裝殖民。目前我們對於在塞北設郡的情況比較清楚,如燕設遼東郡、趙設代郡、秦設隴西郡。秦始皇的征服將這些郡也收入疆域內,改成秦郡。秦用「并天下」說明它征服戰國諸大國後所形成的政治空間。這是延用了戰國的天下概念。但這只是理念的宣告,在制度上則推行郡縣制。秦制就是「天下=郡縣」。
  秦的天下政體遇到二個問題。其一,這不符合西元前第四世紀戰國學者為了要建構「新王」理論所建構的「天下國家」論。其二是現實上的問題,秦始皇並沒有完全征服戰國大國曾征服或試圖征服的全境。難道這些地方不屬於天下之內嗎?秦很快滅亡,漢繼承了秦的皇帝制度,漢對於這類地方採取了征服的政策,當時叫「置郡」。最重大的事件是西元前108年滅掉了在今天北韓平壤的衛氏朝鮮。該朝鮮國是原燕國的政團所建。漢在此設置樂浪郡。
  就結果而言,漢前期的這種「置郡」政策是失敗的。其一,郡縣域外的人群反而利用了漢郡縣進行政治動員,將自身的政治型態升級,如原城邑政權變成小國,小國變成大國。高句麗是重要的例子,它利用漢的權威與制度蔚然成為古代東亞的大國。其二,漢朝不斷以邊郡為基地對域外用兵,反而使邊郡的政軍實力增加,進而往自主之途發展。第二世紀後期公孫氏的燕國就是以遼東郡為基礎發展而成為環渤海灣地區的大國,這是邊郡變成大國的典範。
  我要說歷史中國是一個帝國,主要在意它在政治上是一個多元行動者的組合。帝國的朝廷是一個行動者,而郡尤其是邊郡也是一個自主的行動者。而邊郡外部的所謂外夷政權更是另一個自主的行動者。對於帝國朝廷而言,外夷是它的外部與他者,郡又何嘗不是。對於朝廷而言,郡的自立性所造成的殺傷力遠大於外夷。也就是說,對於帝國而言,國內分裂遠比外國不服從可怕。
  在這些脈絡下,西漢中期以後,隨著儒教運動展開,皇帝制度出現了「天下—中國—四夷」制度。這是宣告既有的郡縣是中國,郡縣以外是「四夷」。「中國+四夷」是天下。天子治天下,當然也治四夷,但此四夷不用直接治理,只要與其君長間保有政治關係即可,其制度就是我們所說的冊封,其關係是君臣。從史料來看,東漢有四夷封國爵號的制度。漢朝將這些法定四夷君長的頭銜依各外夷政權的大小賜給外夷君長。配合這個制度的演變,東漢以後也的確停止了對於郡縣以外設郡的行動。
  這套「中國—四夷」說包含事實,但更是建構與規範。它既創造了中國人,也創造了四夷之人,又同時規範了帝國的行動。另一方面,這種人群定義的誕生除了中(華帝)國自身的因素外,也不要忘了匈奴(帝國)的因素。秦漢的建國本身就在與匈奴鬥爭的過程中誕生的。匈奴的王權也造成了郡縣域外之人有胡人的身分意識。而這又關聯到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由於內陸亞洲的變化而帶來的農業化與畜牧化的對抗,並由此出現了農民與牧民二種人群與身分意識。
  這套「中國—四夷」制度若存在於靜態的社會,即人口不流動的狀態,或許會有一番歷史面貌,但歷史的實態卻是大量移民現象。我批評「秦始皇統一中國」論所造成的歷史誤解,其中之一是認為郡縣制一旦定下來,內外彊界就出現了。古往今來,東亞大地的移民現象從未停止。戰國發生的農業化與畜牧化其實是更加大了移民現象。歷朝官方講「安土重遷」,這是在講應然,就是為了對付移民的實然。漢魏西晉五百年間移民現象持續發生。尤其我們注意到塞外移到塞北、塞北移到華北,華北移到華中,華中移到華南等。於是「中國—四夷」制度出現了它的難題。漢代以來那些移入中國的移民,即在中國的原四夷之人是中國人或四夷之人?東漢將這類人定義為四夷,依四夷封國制度處理這類人群,如封他們首長為王等,而不受郡縣依編戶之制管理。對於這種在華之外夷,漢朝廷以「內附」、「內屬」的理論加以詮釋,以取得其合理性。雖然它仍充滿了不合理性,如移入的(南)匈奴至「五胡亂華」前夕的第四世紀初已在河套附近、山西北部住了二百年以上,卻仍被中國(漢魏晉)朝廷視為外夷。至於這類外夷的自我身分意識為何,我們推論其首長有胡人意識,這反映在他們自封匈奴王權系統首長名稱之單于。至於基層之外夷之人當因為長久活在中國的社會經濟脈絡下,已成為地域社會的成員。若要問他們是否自覺為中國人則不是一個歷史學問題,因為中國人概念本來就是中國朝廷所建構的,不是基層胡漢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感。
  在漢晉的五百年間,各種證據告訴我們在中國(郡縣領域)的人群性質因為移民而發生根本的改變。著名史料之江統〈徙戎論〉說到關中人口是「戎狄居半」。我們認為這是事實,卻是解釋上的事實。這種解釋是從帝國觀點而來。關中有一半人口是這五百年或更近的時期移入的,這是客觀的事實,但說他們是異類之「戎狄」卻是帝國的說法。在基層社會,被分類為中國人的關中土著認為這類外來移民是異類,這當是事實。但這也是千百年來基層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經驗。江統的說法如此容易得到現代史家的認可,是因為他們心中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歷史想像認為社會的合理狀態應是只存在同質之人,所謂一個民族。他們從現代人的心態去推想古人遇到異類一定發生社會衝突並進行政治對抗。但這是真的嗎?我們也不用跟著民族主義史學去謳歌族群融合,因為異類人群的相遇、共處與通婚進而擴大為一個更大的人群本來就是歷史常態。只是民族主義視這種異類共處是變態才會謳歌所謂族群融合。當然異類相處過程肯定也不會是和諧的,人與人衝突本來就是歷史常態。
  江統這類帝國官員真正擔心的事實是社會上的胡人與漢人結合成一個政治單位,且胡人是它們的領導階層。這是〈徙戎論〉不告訴我們的。在「五胡亂華」前夕,政治矛盾不是存在於華北基層社會的胡人與漢人之間。而是中國官方(朝廷、地方政府)與地域社會的胡人領袖之間。
  在東漢,這類外夷以集團的形式居在郡縣領域內,多以自治團體的形態存在。漢朝認定這樣的團體可以大到一「國」,小到一個「邑」。這樣的外夷自治團體歸郡縣長官管理,制度上是其首長與郡縣長官間建立冊封形式的君臣關係。所謂郡縣長官包括州刺史與監臨外夷長官如校尉等。在第二世紀東漢羌亂時期,已經看到漢朝將這類監臨蠻夷長官之職授給了外夷首長,也授給他們內爵,如郡公等。這表示中華帝國已試圖改變原「中國—四夷」規範,開始接受外夷也可以擔任郡縣長官之職。我說這是「從內附到內臣」的演變。在第四世紀五胡亂華開始時,晉朝廷更進一步將刺史一類的郡縣長官之職賜給了蠻夷君長。古代中華帝國是想改變這種華夷二分的政策,但已時不我與,古代帝國被胡族建國運動所摧毀。
  從第四世紀初年開始的匈奴建國運動摧毀了五百年的古代中華帝國,但其後波瀾壯濶的胡族國家的成立卻宣示了中華帝國的延續。雖然我們不好說這些胡族國家是帝國,卻延續了古代帝國的制度,即我所稱的中國制度。原因有二。其一,這些胡人政團其實已住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時間,早已是該地域社會的成員,如前所論。他們所建的胡人之國只是改變了原地域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性質,由漢人改變為胡人。對於胡人統治集團而言,他們仍採取了中國制度,即自認為自國是「中國」,所以他們採用了「中國」式的國名,如燕、秦、趙等。鮮卑政團取名為燕,是因為他們已長期居於中國的燕地。同理,匈奴建趙國,氐人建秦國,也是因為這些胡人政團長期居於趙地或秦地。我們所看到的五胡十六國的一面是戰國大國的復興,也就是中國的再造。
  其二是郡縣制的延續。如前所述,胡人革命起因於胡人首長與郡縣支配的矛盾。然而胡人建國卻是由胡人政團接收了郡縣,使胡人取代漢人而為郡縣官員。胡族國家是完全繼承了古代帝國的郡縣系統。接著胡族國家作了部落解散之事,就是將原胡人部落民轉換成郡縣所轄的編戶之民。這是有趣的歷史變化。在古代,只有胡人首長由郡縣列名管理,現在是地方上的胡人也由郡縣支配,雖然郡縣長官已改成多為胡人。就這個角度而言,這場在華胡人對於古代帝國的革命,是使得胡人也取得帝國公民的身分。弔詭的是,這是基層胡人身分的上升或下降?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實感就不是制度所能推論。524年開始的「六鎮之亂」肇因於胡人集團反對北魏朝廷所採取的胡人身化中國化的政策。
  五胡亂華及胡族建國完成了中國古代帝國沒有完成的事,就是將基層社會的胡人與漢人都編入戶籍,由郡縣管理。經歷了這場胡族建國運動與後續北朝的發展,華北的人民無論胡漢都逐步被編為郡縣的編戶之民,藉戶籍管理。唐律以戶籍定義「化內人」也就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歷經了胡族革命與建國,改變了漢代中國內部分中國與四夷的制度。其改變可以分二部分。一是郡縣(包括州、大軍區如都督區等)長官胡漢皆可擔任,二是基層社會的人民不分胡漢皆為編戶之民。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於是唐律直接用戶籍去定義所謂「化內人」。只是大環境雖然變了,但唐朝法制仍執著使用漢代儒教的用語,如化內與化外,去詮釋實際發生的國內與國外的現狀。
  我也說這是屬地原則的完成。凡郡縣之民即中國人,外來者依歸化的制度在一定期間內歸化為化內人,即國內人。唐律的化外人相關條文中重要的主張就是中國境內不應有「化外人」,若我們對照漢代「中國—四夷」制度,可以觀察的歷史變化。

Posted in 歷史學講義 | 〈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的內外〉發言稿 已關閉迴響。

西漢前期的農民、商人與債:解讀〈論貴粟疏〉

  案語:本文是台大歷史系「中國史一」課程的補充講義,作為討論課之用。課題是解讀鼂錯〈論貴粟疏〉。這是中國史有名的史料,我也不解題。我利用的史料來源是《漢書‧食貨志》。這段史料在文面上容易解讀。但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文獻,其實不易解明。因為它的歷史背景是戰國至漢初千頭萬緒也五花繚亂的歷史狀態。困難處也來自我們缺乏可以參照的史料。即使如此,由於該文獻本身就是理解這個時代底層社會最重要的文獻,若能仔細研讀與細繹該史料,並作史料批判,即使難免有推測成分,仍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西元前第二世紀中期的歷史,尤其是當時國家(郡國)所控制的農村的樣態。不用多說了,當時的漢帝國的政治經濟狀態當是複雜的,無法以一概全。但這分官方文獻至少讓我們看到當時朝廷所認為一般農村社會的狀態。

一,農夫之家與債
  這分史料描寫的是當時農村代表性的「五口之家」的樣態。這個「農夫之家」的特徵有以下。一,受國家(郡國)的政治支配,表現在賦役。農夫既要向政府「服役」,即提供各種勞動力,也向政府繳納錢。二,農夫之家可擁有生產工具與生產所得。如占田一百畝、收成一百石。三,農夫之家將收成(穀物)賣給「商賈」以得到錢。
  這三者都反映了戰國以來的鉅大歷史變化。就(西漢)農民的特徵而言也有三。一,殘留奴隷制對於人身的支配,故國家仍可以對農民用「刑」,並徵收賦役。二,在此同時,這又是一個人身解放的時代。歷史學家將這類農民說成是自耕農、自營農民。三,農民與商人間的有支配隸屬關係。
  戰國期的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至西元前第二世紀的三百年間是中國史上的大時代(great age)。我們看到二條看似矛盾的歷史潮流並行。一是人身解放,二是大型政治組織的出現。後者終至秦漢大帝國的成立。所謂人身解放,是人民從奴隸制的生產型態脫離,而可以憑藉其勞動意願進行生產,並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雖然在這個時代仍在這個大趨勢的變化過程中。孟子主張井田制就是為這個歷史大勢提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他看出了新時代二個關鍵制度「恆產」與「恆心」。「恆心」來自於對於生產利益的追求,故會自主進行生產,不需要外在的暴力加諸於其身。「恆產」則是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尤其是土地。
  不管人身解放是因還是果,新的農業經營方式不再是奴隸制,而是我說的封建制,即農場經營主(貴族)以貨幣支付其農民的生產物(穀),也可能安排農民的住宿。只不過,我們說這是封建關係,因為農場主人之貴族仍保有對於農民的若干身體支配的權力,如力役與刑。
  至於大型政治組織的成立,以大國運動、帝國運動概括,我稱之為「國家」運動。上述的這些貴族農場在戰國時期被國家所收編。其結果是原農場農民被編入國家的戶籍中,當時稱為「編戶」之民。藉由戶籍,國家向農民徵收賦役。賦役包括人頭稅與為官府服力役,以及應官府要求交出額外的物資或錢。在此同時,國家也依戶籍對人民進行行政管理,並施以刑罰,所謂「嚴刑峻法」。
  過去的中國史研究強調「編戶齊民」的演變,即我們觀察的重點在國家如何收編農民與創造農民聚落。我們甚至想像這些農民都從原始的氏族脫離後奔向國家而成為國家的編戶之民。這種情況當然有可能,但不是普遍的。戰國以來,多數人民實際上是隸屬貴族的農場。而這些農場貴族被國家所征服與收編。農場的隸屬民被編入國家,如前述。但是農場主人與其原隸屬農民之間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因此被政治力終止。到了西漢,這類貴族已不再是農民在政治上的支配者,所以被定義為商人。也如《史記‧貨殖傳》所述,這些商人包括原非貴族出身者,司馬遷稱之為「素封」。
  〈論貴粟疏〉敘述了漢朝所認為的典型的農民,而這類農民保有與商人間的經濟關係。國家並沒有(或不能)消滅原貴族與農民間的經濟連繫,農夫之家仍繼續將生產物之穀物交給原貴族之家以換取貨幣。對於這些原控制基層社會的貴族而言,他們喪失了過去對於農民的政治支配,但仍能繼續經濟上的關係。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什麼是戰國至西漢所謂的商人是什麼。在〈論貴粟疏〉中,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以換取貨幣。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制度下販賣商品,其實是延續既有的「貴族—農民」的體制,只不過這類貴族已轉換為商人。
  我們再一度考察〈論貴粟疏〉中的商人為何?其中定義商人:「其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其者「大者」就是我們所說的原貴族。他們所作的商業不是經營我們所說的商業行為,也就是買賣。所謂「積貯倍息」,這種行業對於今人而言,與其說是商人,不如說是開當鋪的,或經營高利貸。這些「富商」一如《史記‧貨殖傳》所記,在當時全中國的商業網絡中進行貨的交易,就是交換「貨」。我們可以想像這類大商人的倉庫中堆滿了各種貨與錢,所謂「積貯」。這些貨當然也會在當地販賣以求利,這就是「小者坐列販賣」。我們可以推論大商與小商間的貨的交易是通過貨幣。大商將貨賣給小商,小商再將貨賣給農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大商—小商—農民」間的商業網絡。
  又在〈論貴粟疏〉中,明文說到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無論大商或小商。因為農民要交錢(貨幣)給官府。只是這種交易的實態,我們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理解。古史難徵,然而,我們仍能推測這不是到一個自由市場交易,而是特定的商人與農民間的交易。〈論貴粟疏〉的名言:「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首先,我們可以推論該農民交易的對象,無論是買賣或借貸,是同一位商人。也就是這位商人與農夫一直存在著交易的約定,這種約定來自於既存的封建關係。我們甚至可以推想這位農民將生產所得的穀物儲存在該商人的倉庫中,而該商人也依長久以來的約定付給該農民貨幣。若該農民要求輸入更多的穀,則該商人會要求單位價格只能是常規的一半。這就是半價而賣。
  所謂「亡者取倍稱之息」,這句史料很明顯的是借錢。但這不是單純的借貸。因為該農民本來就與該商人有穀物交易的約定,所以該商人才願意借錢給該農民,如約定收成時必須以加倍的穀物償還借款,即「倍稱之息」。借錢還錢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接下來的是一句名言「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同樣這也不是因為該農民宣告破產而在市場上售出他的田宅,甚至是販賣人口。這種自由市場的想像是不符古代的歷史脈絡。這句話是接前一句的「亡者取倍稱之息」。該農民向商人借錢的行為是使雙方有了債務關係。債務人之農民理應依約定將一定穀物交給債權人之商人,若不能履行債務,則債權人得沒入該債務人的財產,如田宅、子孫。所以「賣田宅鬻子孫」行為是「償債」。這層債務關係是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也可以進一步推論如下。這種看似商業交易的行為,都不是我們現代經濟學所能解釋的。先秦貴族與農夫的關係源自於奴隷制的人身依附。這種人身依附關係表現在一個關鍵字,即「責」,亦即「債」。責的字義是指從支配地徵收財物,也就是令利用該地進行生產的生產者繳納租稅。生產者要繳納租稅的原理是因為利用了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或其他資源,因此衍生出「欠債」的觀念與制度。於是將一定的生產物交給支配者就是「還債」。
  到了春秋以後,尤其是戰國以來,在技術進展與人身解放的潮流下,作為支配者的貴族以禮物形式送給農夫銅幣,目的是希望其農夫能夠增加生產,並將更多的生產物交給貴族。假設過去農夫一年要給支配者60石穀物,這是以「債」的名義交給貴族。現在貴族給農民1000錢,以要求農民多40石,也就是交出100石。因此,這多交出的40石就不算是「債」,而是與貨幣之間的「禮」物的交換。隨著時間的轉移,在客觀上,我們就會認為這種交換是100石穀物交換1000錢,也就是穀物是一石10錢。所以,在某個時間點上,支配者與其農民間已沒有債的關係,而是以生產物交換貨幣。在起初,這是一種「禮」,其後我們稱為買賣。若反過來,是農夫要支配者(貴族、商人)多給他們錢,如300錢。這時則300錢所對應的穀物又成為債,就是農民要「還債」。我們從前面的算術推回去,應還30石。假設支配者要求提高為60石,就是「倍稱之息」。
  而無法還債會如何?若過去有農民無法交出60石的「責」(債),則該農民當受到「刑」,重至死刑。到了西漢,若無法還債,支配者(商人)已無法使用「刑」,而是沒收該農民的財產,即「賣田宅鬻子孫」。「賣田宅鬻子孫」字面易解,實指難明。我們先確認這些行為是欠債的農夫將田宅、子孫以還債為理由交給了其債主的商人。更進一步推論,這是欠債者被債主收為奴婢。一旦為奴婢,就會住進主人的之家,嚴格說是奴婢的宿舍。而其原來的「田宅」也被該商人占有並處分。而有趣的是,即使鼂錯批評這種現象,但漢的法律是為這種現象服務。漢的法律不同意債主因為欠債而殺或傷了債務人,因為人身是歸國家支配。但漢的法律規定債權人可以沒收債務人的財產,並在法律上承認奴婢一類的「賤民」。漢法律又在戶籍上登記了財產,在法的意義上是承認了物權,所以如田宅等財產就可以轉移,也為官方所承認與保護。
  漢帝國的難題正是如何處理這層源於「貴族—農民」間的封建關係,而這種關係表現在「債」。就結局而言,漢是失敗的,建立在這層關係上的豪族將主宰其後的中國。中國中古士族研究早已指出債務關係是豪族與其地域社會人民的主要關係。這種債務現象是從〈論貴粟疏〉時代一直延續到中國的中古時期。

二,漢朝與商人
  又從〈論貴粟疏〉來看,漢政府將這些商人限制在「都市」中,也受郡國管理,規定商人的經商行為只能在「都市」中,因此農民與與商人進行交易也必須在「都市」中。而這類「都市」在制度上是受官府的管理。
  即使就朝廷的立場而言,是要壓制與規範商人,實際上卻作不到。這也是〈論貴粟疏〉有名的論點。〈論貴粟疏〉精彩處也在於描述了這些商人,其文如下:「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他們美食華服不論,日常生活是交際應酬,其交際的對象包括「王侯」。所謂官商勾結肯定是歷史的常態,而〈論貴粟疏〉也是證據之一。這些商人在地域社會層級是與地方官「交通」,也就是勾結。只是這一點沒有被鼂錯明言,其實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論貴粟疏〉一文指出農民的痛苦出自於官府突然要徵稅,而農民必須向商人以穀換錢,因為出於緊急,所以農民必須以更多穀才能換到一定的錢。若農民手上沒有穀,則必須向商人借錢,而忍受高利貸。鼂錯批評這種突然向人民徵稅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從其措詞,至少鼂錯不認為是帝國層級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官府)的作為。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種「賦斂不時」就算地方政府有其理由,也是明知商人因此獲利而農民因此損失而執意而作。若說這是官商勾結至少是部分事實。商人因為徵稅而賺到的利益會回饋給官府,當然包括地方政府的官員。這種地方層級的官商勾結將是漢帝國要面對的大問題,於是才有接下來的「鹽鐵論」再次針對商人問題進行政策辯論。
  我們不要認為漢帝國是一體的。帝國從來不是一體。在漢代官方的論述中,漢朝官方與社會上的富商是對立的,但究其實,二者在地域社會經常是合一的。《史記‧貨殖傳》提到戰國末年以來的富商,有「素封」之說,但這一類的「素封」的比例是有限的。大多數的富商出身貴族層,尤其是原戰國的士人層。在戰國時期的大國運動中,上層貴族聯盟以城市為政治中心,進而創造了諸「家」聯盟的「國家」。城外的下層貴族,或稱為士人層則仍在城外的世界進行移民墾殖。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這類士人轉換為富商。他們可控制底層人民,建立勞動團體。秦漢的帝國運動是要消滅各國的上層貴族的勢力,其先是秦國消滅六國後的「并天下」,其後是漢朝剷除原戰國大國「國家」的殘餘力量。但漢朝承秦速亡的教訓,在基層社會選擇與下層貴族合作。我們可以推論這類人實際上控制著郡縣層級的地方社會。他們也選擇與漢帝國(郡國)合作。所以情況是,這些被稱為豪族的地域社會的統治者放棄了過去對於貴族農場領民的政治支配,將這個權力讓渡給「官府」,但仍維繫與基層人民的既有的部分封建關係,主要是前述的債的關係。漢帝國在政策上打擊了商人,但在基層社會卻因為所謂官商勾結甚至是官商一體,共同盤剝人民。
  我要特別強調官商一體,是因為既有的學說是認為漢帝國反商,其政策是打擊商人,〈論貴粟疏〉也被當成證據。但即使只就〈論貴粟疏〉分析,仍可以看出漢朝廷、地方政府、商人與農民間的複雜關係。當然,帝國與商人的對抗是歷史的主軸。在這個過程中,原地域社會支配者貴族的政治權力為國家(帝國)所收奪,但國家卻也用法律保障了商人所需要的經濟制度。

三,作為編戶之民的農民
  我們再將注意力轉到官府與人民(農民)。如前述,我們認為其關係一言蔽之就是「編戶齊民」。但我也必須說,就整體觀察而言,這不盡正確。「編戶」的確是這個帝國運動最重要的現象與結果。即使如此,我們也要考慮中國境內仍有許多人民未成編戶。官府藉由戶籍對於農民進行賦役與刑的支配,即國家依據戶籍徵收人民的勞動力,並對人民身體施以處罰,也就是國家要掌握的是民的人身。西嶋定生說皇帝制度的三特色之一是「個別人身的支配」(另二是郡縣制與官僚制)。這是非常正確的觀察。從這個角度,農民不是自由民,更接近奴隸。這些農民住在里內,受郡縣政府末端的官僚支配。這些鄉里的官僚不是只收稅與維持治安,甚至管理農民的日常生活,強迫他們勞動。〈論貴粟疏〉記農民「亡日休息」。「亡日休息」是一種文學描述,史學也不用計較真的沒有一天可以休息。「亡日休息」反映了農民的生產受到官府的監督,農民的勞動具有強制性。另一方面,這些農民還要為官府服徭役。就當時的農業技術水準而言,有相當長的農閒時間,但農閒期間被徵調服徭役,才會「亡日休息」。
  人身支配的另一部分是刑。〈論貴粟疏〉沒有提到刑,本文也就略去討論。
  若我們要說「齊民」,其意義在於所有人民都隸屬於國家,沒有區別,在制度上是人身皆隸屬於國家。然而,人民中有另一類人,即奴婢,是另有隷屬的主人。其後奴婢在法律被定義為賤民。奴婢、部曲等賤民的人身隸屬於其主人,但不是排他隸屬,賤民仍隸屬於國家。因此古代中國法律的特色在於主人不得殺害或強姦賤民,這表示賤民的人身仍隸屬於國家,故也受國家的保障。
  若認為秦漢以後是一個「齊民」或「平民」的時代,且想像人民的身分是等齊的,是錯誤的。這是一個不齊的時代,既有豪族與農民等一般人民的身分差。又有良民與賤民的身分差。探究這一段歷史不應再無視於豪族、商人與僮、僕、奴婢、部曲等賤民的存在。
  若從人身支配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當時仍在奴隸制。但國家並沒收奪人民的生產物,允許人民自主處分生產物,也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帝國並不占有人民的勞動所得,也不以勞動所得為課稅對象。所以我們可以說傳統中華帝國從沒有徵收過所得稅,一直到近世都沒有。
  漢朝向農民徵收田租。通整個漢代,其制度是「十五而稅一」,即官府抽十五分之一的收成為租稅。其賦稅的原理不是所得稅而是「租」。即農民使用了國家的土地進行生產,所以要向國家交租。這也反映了中華帝國運動的重要一面。從戰國「貨殖」時代以來,各政團各自掌握貨,於是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交換」的時代,它創告了新的政經制度,帝國也於焉來臨。帝國(中國王權)在這波鬥爭中,再訴求既存的「天下」理論,宣告天子是天下的主人,其制度是「王土」,即所有的土地都是屬王者(天子)。就土地所有權而言,出現二個看似相反的面向。一面是所有土地都是「王土」,尤其是農地,若說都是「公田」也無妨。另一方面,農民卻因為戶籍制度,其所經營的土地被登錄於政府的籍帳中,因為受到法律保障,也就有了私有土地的意義。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爭這類土地是公田或私田,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在制度上,土地的所有權是天子的,是天子將土地授與農民。也是在制度上,國家承認人民的財產權,故農民可以合法的占有農地上的生產物,但必須向官府納租。
  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到鼂錯的〈論貴粟疏〉,都提到農民將穀物賤賣給商人,目的是為了繳稅。我們可以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官府不直接向農民徵粟。從〈論貴粟疏〉一文可知,官府是需要穀物。可是為什麼官府要向農民收錢,而農民為了錢要向商人賣穀物,官府再向商人買穀?〈論貴粟疏〉明白的透露政府部門需要穀。可是史料也很明白顯示漢朝廷想要掌握的是貨幣。這是因為漢朝廷信仰的是戰國以來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這個學理主張王者應控制貨幣,這樣就可以在「大交換」中最後獲利。在這種理念下,國家念茲在茲的是擁有貨幣。漢初以來,國家制定法律並付諸行動以禁止民間生產金屬貨幣。漢朝是想通過掌握貨幣以收奪「天下之利」。這種意識型態,我稱之為「貴錢主義」。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可知,這種「貴錢主義」即使富了國家,卻傷了農民。「論貴粟疏」即提出了「貴穀主義」,或說是「大穀物主義」,亦即「農本主義」。
  在信念上,鼂錯是農本主義者,他相信「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在〈論貴粟疏〉中分析了農民因債務沒落為奴婢。這些奴婢多半轉而從事其他產業。這就使得這些產業的興盛,這些產業的經營者豪族的勢力強大,相對是國家勢力的衰弱。農民之所以沒落是因為穀(粟)價低。所以當務之急是提高粟價。而他提出的作法是以穀物與政治權力交易,也可以說是以錢換名。名有二,一是爵位,二是贖罪。 這些有穀者肯定是富商。因為「貴粟」措施,鼂錯推想富商會以較高的價錢向農民買穀。於是富人有爵,農民有錢。而同時因為富商將更多的粟捐輸給國家,國家也可以減免農民的田租。又因為穀價提高,農民樂意耕作,不會從土地中脫離。
  鼂錯認為這種以爵換粟是無本生意,因為爵是政府可以任意發送的。《漢書‧食貨志》也讚美這個政策。但實情恐不是如此。「以粟換爵」的作法使得地方上的富豪獲得了政治身分,更能掌握基層政治。而且爵可以換取申請田地的權利,於是富商可以合法占有更多土地。這個政策對於農民的好處只有是減少了田租,至景帝時復收田租,但只是三十分之一。但這個政策是否真的抬高穀價則存疑。其結果只是商人利用捐輸穀物而獲得政治地位,而與帝國結合。鼂錯的貴粟政策與其後的豪族掌握漢帝國間的關係難論,但結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四,結語
  最後,我打個比方也以一幅圖像來說明戰國到漢前期中國的經濟社會。因為技術條件帶動了社會經濟結構變動,地域社會的強勢者豪族開始經營農場。他們召募農民至農場工作,安排他們住宿,並以貨幣支付農民的工資。同時大國運動興起。各大國的「國家」意欲支配其領域內的人民。於是這些農場被「國家」所收編。而這些「國家」再被秦始皇政權合併為「天下一家」。先有秦「國家」,後有漢「國家」。這些豪族被迫交出他們所支配的農民以使「國家」登錄到戶籍中,於是有「編戶」之制。「國家」根據戶籍向每戶農民徵收賦役,並用「刑」。所謂形勢比人強,面對「國家」的強權,豪族也只好將農民獨占權讓與「國家」。一位農民要花很長的時間為官府服徭役。但這些豪族也不是完全妥協,「國家」公權力的伸張對他們也不是沒有好處。豪族對於這些農民的支配需要(暴)力的保障,如物權與交易秩序等。一些豪族對於僮、僕可以施以身體的刑罰,這些也需要得到「國家」公權力的保障。而且,即使我們看到「編戶」制度的成立,「國家」也沒有(或不能)解消原農場農民與其豪族的關係,農民仍是將生產物(縠)賣給豪族。這類豪族就是鼂錯反覆提到的商人。對於「國家」,它(們)是沒有能力解消這種地域社會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國家」從戰國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那裡學到的「金流」的知識,認為「國家」若能掌握貨幣就能實際上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排除地方豪族擁有金(銅)礦,而由「國家」獨占金屬貨幣生產,在各種貨的交換中就能獲得最大利益。這種貨幣理論也使得漢國家向農民收貨幣(錢)。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豪族),再將所得貨幣以賦的形式交給官府(國家)。但畢竟經濟是見看不見的手,「國家」頂多能規劃,決不可能掌控。一旦農民被捲入貨幣網絡中,這個網絡有了它的自主性,更可怕的是這個貨幣網絡的規模擴大到帝國層級,而結局能掌控這個經濟網路仍是上述商人。這個古代的貨幣經濟反而造成了農民破產而成為商人的隸屬民。於是接下來有「鹽鐵論」的故事。

Posted in 歷史學講義 | 西漢前期的農民、商人與債:解讀〈論貴粟疏〉 已關閉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