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絲路遊記之二:敦煌研究院的午餐

 從蘭州坐夜車往敦煌,黃昏上車,清晨抵達。臥鋪舒服,雖整夜淺眠。像我這樣躺著,一夜穿越河西走廊,是現代人才有的新鮮經驗。歷史上多少征人、官人與商人奔波於此道,其辛苦非今人所能想像。這段征程的痛苦是唐人的共同記憶,故遙望天山(祁連山)與詠玉門關是唐詩中的一個主題。詩人也不見得走過河西走廊,也不曾到過玉門關,但這種訊息肯定是透過有這種經驗的征人、官人傳播出來,而成為唐代民間社會的共同記憶。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時代記憶之一。名詩不計其數。如李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詩的表面是描述長安的婦女中夜不寐,在信息不通的時代,只有想像那良人從玉門關藉者西風傳達思念之情,並等待著何日良人從戰場回來。李白在另一首詩〈關山月〉曰:「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高樓當此夜,嘆息應未閒。」在這首詩中,李白說了真話,良人的結局是死在戰場,不會歸鄉。小時候聽過的布袋戲名曲〈相思燈〉中的句子:「良人何時上歸程,今夜獨對相思燈,斷腸對相思燈」。怨婦能盼到的頂多是一盞明燈引領魂歸來兮。唐詩中經典反戰詩可數陳陶〈隴西行〉,其中名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因為是詩,用不著爭辯無定河在何處,它肯定是中國人民反戰的歷史遺跡。
 在晨曦中來到敦煌。出了現代化的敦煌車站,努力尋找古代敦煌的樣子。歷史學者想親到歷史現場,總是期待藉由空間的重疊能帶來時間的穿越,至少思緒回到古代,看能不能領悟到史料中所讀不懂或沒寫的史實。雖然這種追尋的結果大多只能發發思古幽情。敦煌是歷史上無比精彩的城市,然而就歷史遺跡而言,除了敦煌石窟,歷史上這個偉大城市的面貌已完全不復見,連憑弔幽徑、古丘都不可能,都埋在沙漠下與荒煙漫草中了吧。若要睹物思人,只有遺憾繫之。然而敦煌史蹟的比例不能對稱它的輝煌歷史,卻反映了這個地區在歷史上的激烈變動。
 河西走廊是民族遷徙的十字路口,也是所謂民族融爐。早期歷史上這裡有塞人、月氏、羌、氐,再受匈奴支配。西元前111年作為里程碑,漢帝國奪下了河西走廊,在此設置「河西四郡」,敦煌是最西邊的邊郡,往西邊走就是西域。在這段期間,河西走廊是中國的涼州,漢人也大量移入此區。《後漢書》注說敦煌是「華戎所交,一都會也」。我們可以將此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視為漢帝國所設置的殖民都市。這裏出現了典型的「郡縣政府+漢人豪族vs.基層人民」的政治型態。物換星移,至永嘉之亂之311年的四百多年間,所謂漢人豪族有很大的變貌,這群人肯定與當地的非漢人通婚,或者非漢人家族因為文化教養而宣稱自己是漢人等。歷史學不在作血緣鑑定,所謂漢人不須由血緣決定,只要自己宣稱而別人也承認,就是歷史學所認定的漢人。如有名的敦煌、武威的索氏。
 又在漢、曹魏、西晉的五百年間,發生了鮮卑大遷徙,許多被歸類為鮮卑的族群移入了河西走廊,也到了敦煌地界。同時源源不絕進入此地的還有蒙古草原南來之人,中亞東來之人。在第四世紀至第五世紀初「五胡十六國」的敦煌,其人群的狀態肯定更複雜,只是不同於華北內地,河西走廊仍在「永嘉之難」後的一段時間由漢人政團掌握,成為「十六國」中的異例。陳寅恪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稱讚十六國、南北朝期間的河西是中國文化的避難所,原因之一正是這裡的政界由漢人政團主導。另一方面,這個涼州政權藉機自立,也擴張領域。在張氏涼國(前涼,320~376年)期間,這個以漢代涼州城(武威)為都城的政權,其領地除了河西走廊,還包括甘肅東南部、青海部分,以及新疆部分。我稱這是一個「大涼國」。
 304年以後的所謂「五胡亂華」,帶動了地域社會胡人政團的動員與大型政權成立的可能性。在380年代中期,由於苻堅的秦國瓦解,各地域社會的胡人政團的能量得到大釋放,在386年的北中國存在十國胡族國家。其中之一是後涼,而其最高領導層已換成氐人貴族。後涼意欲恢復大涼國的規模,但形勢比人強,這個區域已成為不同出身的不同政團瓜分的對象。甘肅東南部接青海地區有由拓跋鮮卑人所建的南涼。河西走廊中部以張掖為中心的盧水胡(匈奴與中亞系人)建立了北涼。而在河西走廊西部以敦煌、酒泉為中心的漢人政團則建立了西涼,其首腦的李氏自稱是「隴西李氏」,其後唐朝皇室還宣稱此隴西李氏是他們本家。
 河西古來是四戰之地。其北邊連接(內)蒙古高原,不斷受到北方的騎馬游牧政權威脅。前有匈奴,後有突厥,再有回紇(回鶻)。第七世紀以後,中亞的綠洲國家壯大起來,其中之一是位在新疆吐魯番的高昌國。青康藏高原東側河谷地區的游牧政權更是日益強大,前有青海地區的吐谷渾,後有西藏的吐蕃。第八世紀後期「安史之亂」後,河西大部分地區為吐蕃所占領。851年敦煌(沙州)豪族出身者張議潮起兵推翻了吐蕃統治,河西的部分地區包括敦煌進入了約一百八十年的歸義軍時期。此歸義軍政權在極盛時是復興了大涼國。在東亞的國家型態中,此政權是一自主之國,又因為自認為是漢人(中國)政權而曖昧的以唐、宋朝廷為其上國。而中國則以此政權為一節度使區。
 在唐代,歸義軍可以說是四面楚歌,南面是吐蕃,東北面是党項(其後西夏),西南面是吐谷渾殘部,北面是回鶻。這個期間與歸義軍爭奪河西的主要是回鶻,回鶻的勢力不只是軍事征服,更來自於移民。從九世紀後期起,來自於蒙古草原的回鶻大遷徙,改變了甘肅、新疆的基層社會結構,也將改變其後的中國。十一世紀以後,雖然曹氏歸義軍政權仍存在,回鶻勢力以甘州(張掖)為中心,也控制了敦煌。現存敦煌文書中有為數不少的回鶻文獻,是研究的至寶。再至1036年。党項所建的(西)夏攻破此歸義軍政權。此即改編自井上靖同名小說的電影「敦煌」的歷史背景。
 其後西夏為蒙古所滅。在元的行政區中,敦煌以「沙州路」屬於甘肅行省。在這個階段,敦煌仍扮演民族遷徙的十字路口的角色,大批蒙古人移居於此。在元朝崩潰,明朝支配此地後,在政治上層恢復了漢人支配,又有大批蒙古人從敦煌移入新疆。
 明朝的支配意味著漢人政權的重返。但改變歷史的力量總是由底層而起,不是來自上層的論述。五世紀前期的李氏西涼的建國,從其領地包括河西走廊西部(酒泉、敦煌)、新疆東部(哈密、吐魯番),可以推知這個區域是一個政治文化地理區。這是大涼國之下的分區,可以稱之為西涼,其地在今天的酒泉、敦煌、哈密、吐魯番以至烏魯木齊。第九世紀時,伊斯蘭教已進入此區,其後歷史的軌跡之一就是這個地區的伊斯蘭化。伊斯蘭化所改變的是社會底層,於是我們所說的西涼地區逐步非中國化。
 基於這樣的事實,明代取消了甘肅省,而在西涼地區設置衛所,稱之為「(嘉峪)關西七衛」,行政隸屬於陝西省。敦煌是沙州衞。這是明朝試圖以軍事性的行政組織即衛所,架構在民間社會之上,以保有中國支配的事實,即使是表象。然而實際上這是中國(郡縣)的內縮,最主要的力量來自於伊斯蘭化。伊斯蘭是中華帝國二千多年來最強勁的對手。回顧之前的歷史,皇帝制度的「中國—四夷」論述講得頭頭是道,這個論述也預設中國人與四夷之人是異類,也必然會起衝突。「五胡亂華」是最好的印證。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當然有,不勞歷史學來證明,但這種華夷之辨的帝國論述沒有告訴我們的是華夷會融合,且這種融合也不需要藉由人權、自由等所謂進步觀念,而是基層之人自發的「搞對象」而通婚。通婚的結果自然會出現新的人群。這些人群因為利與力之所在,將自稱是胡是漢、是華是夷,則由歷史條件決定。但伊斯蘭教卻是從底層將人分成二類,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且二者不能通婚。這條婚姻的界線才是真正劃出歷史中國的界限。
 另一方面,明之十四世紀以後,以古高昌國所在的吐魯番為中心,由這裡的高昌回鶻所主導的土魯番(國)成立,其領域包括關西七衛,就是復活了西涼國。這些衛也以兩屬的形式存在,既宣稱以衛所形式隷屬於明,又實際歸附土魯番。敦煌的伊斯蘭化明顯的反映在敦煌石窟的佛教藝術創作終結於十三世紀的元朝,這裡的新統治者是穆斯林。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主宰中國的是清。清作為二元帝國,一方面繼承了明之中國,另一方面又作為內亞的盟主。歷史是奇妙的,藉由清之力,甘肅省又復活了,作為漢涼州的河西走廊再度隷屬於中國。敦煌又以州縣的形式屬於甘肅省。雖然清是以滿人(旗人)為政治界頂端的帝國,但州縣治理仍主要掌握在漢人官僚手裡,而不是穆斯林。今天敦煌人的狀態,我不是很清楚,不宜多說什麼。目前敦煌有二十萬人,族群多元,但大多數是漢人,還有蒙古、回、藏、滿等。
 此行拜訪了敦煌研究院。如今敦煌學成為顯學,1944年以來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居功厥偉。尤其在早期,學者在這裡生活有多麼不便,多少學者是憑著對於學問的傻勁在這裡工作,過著當今學者難以想像的清貧生活。其中之一就是我這次有幸見著的樊錦詩名譽院長。這位人稱杭州姑娘的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在1963年來到敦煌,開始在這裡作研究,成就斐然。這一年我出生。
 承王旭東院長接待,中午在敦煌研究院的員工餐廳用餐。愉快的氣氛,美好的食物。這頓飯吃得也匆忙,因為還有接下來的行程,傍晚時還要趕火車去吐魯番。我還是喝掉了那杯主人殷勤款待的葡萄酒,想體會一下「欲飲琵琶馬上催」是什麼心情。這個期待當然落空,因為我是旅客,不是征人。這頓飯會是我此行中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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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絲路遊記之一:蘭州霍去病像

 2017年8月,我的絲路體驗之旅始於蘭州。出了機場往市區的路上,霍去病像映入眼簾。我拍到的這張照片由於角度的關係,霍去病的身影神似唐吉訶德。在現代化的城市中看到此銅像,不知為何,為霍去病感到寂寥。或許是因為霍去病曾以豪情壯志說了「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名言,可是時至今日,匈奴是滅了,漢也早亡了。當年胡漢之人的後代都在蘭州拉麵店併桌吃麵過日子。在蘭州市區,我們的大將軍金戈鐵馬,呼喚敵人,敵人沒了,何其落寞。
 霍去病發誓要滅的匈奴在第一世紀中時瓦解,部分人移入了塞北區域,以自治區(屬國)的名義屬於漢帝國。約二個半世紀後,匈奴政團起事推翻了漢帝國餘緒之晉。但這個政團及其繼承者的胡族領導人卻宣告他們所建的國是中國。在塞外,鮮卑繼承了匈奴的勢力。尤其是拓跋氏更是匈奴王權的繼承者,且屬拓跋氏的人群中有很大成分是匈奴的後代。然而拓跋氏君主拓跋珪在386年自稱中國之魏,這個拓跋魏在約五十年後統一了華北。又其後的隋楊氏、唐李氏政團都是拓跋的繼承者,若要說他們是匈奴王權的繼承者也可以找到太多線索,只是他們在建國時都宣稱自己是中國。十世紀在華北建國的「五代」中的唐、晉、漢的沙陀也是匈奴王權的繼承者,雖然這些國都是中國。
 也或許作為銅像的霍去病終於悟到了歷史的法則,「我們結婚吧」是征服敵人的最好方法,他正盛裝騎馬參加在蘭州某處舉辦的「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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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國家、天可汗與「中國轉向」

  近日出版一篇專書論文,題為〈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概念》,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7年3月)該文是我於2015年8月參加「東亞視域中的「中華/中國」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經修訂而成的。從東亞王權的視野探討中國歷史上的胡族國家是我近年的研究興趣,藉該文出版之機,為該文說點餘話,也藉機談點我對於該課題的研究心得。以下是我自己的筆記,若能激發研究者一點靈感,則是我幸。

  拓跋國家或拓跋王朝之說是來自於「中央歐亞」史研究的學說,主要用來理解唐的性質。其學說的是非對錯,一言難盡,且屬中央歐亞史研究的關懷,也就不由我評論。其實歷史中國與內亞的關係早就不是什麼隱藏的歷史,唐朝充滿了胡族國家的性質更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因為內亞史研究在近年的蓬勃,新史料與新學說的確衝擊了過去的中國史研究架構。這是一件好事。近年來各領域的歷史研究重塑了我們的歷史認識,其中之一是認識到古代世界如何是一體。美、非洲另當別論,歐亞大陸可說自古以來就通過交通網絡與網絡上的節點城市的功能,交流著人、物與訊息而連成一體。時代的差別則在於流動、傳播的量與速度。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的確是將重心放在考察歷史上作為一國的中國如何演變,這種一國史傾向視中國為一個自我完成的歷史世界。

  批評者說中國史忽略了域外而來的影響,這也是言過其實。問題點在於這些域外影響如何被置於中國史中解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當然是儒家信念,也作為政策的修辭,歷史學家不能當真,但來自儒教的這個學說也不是出自妄想。當然,我們不能從「慕化」、「德化」等儒學的老套去理解「入中國則中國之」,而是要將它置於制度史的脈絡,從「中國轉向」的角度理解。若說「入中國」之「夷狄」仍是「夷狄」,即使「中國之」,也可以是一種觀察的結論。歷史本來就在展現它的多元與複雜性。更何況中國作為歷史上的大帝國,在地表上跨越複數的政治文化地理區,因此所謂「域外/週邊影響」肯定是存在的。將中國想像成一個自我完成的單一政治文化系統當然是錯的,只看到帝國動態中的核心幅射也是偏頗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重視這些影響、作用與「中國制度」的互動。影響論經常會是本質論,認為淵源就是事物的本質。然而,歷史本來就是人事物在時間之流中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又來自於制度。歷史中國也本來就是在歷史演進中不斷重新被定義。

  以本文要討論的唐作為拓跋國家而言,我們可以將拓跋溯源到大興安嶺,然後是蒙古草原。從溯源過程中也同時看到了拓跋在不斷移動過程中的土著化,土著化也就是人群性質的改變。拓跋在蒙古草原融合了匈奴部族,在代地融合了漢人。我們可以說這些拓跋之人或其後稱為代人者是胡人,但這也只是另一個「表歷史」,其「裏歷史」是諸族群的融合。這樣的人群領袖拓跋珪在386年自稱其政權是中國之一國之魏,這是明確的在制度上的「中國轉向」。這樣的拓跋國家若相較於漢帝國,當然有許多非中國性、胡性,我們當然可以強調這些特性,但另一面,拓跋國家的體制又是繼承了漢帝國的中國制度。

  從歷史學探討歷史中國,其重點應置於中國在時間中的變化。歷史中國之為中國,其最關鍵的定義應來自「中國制度」,或者是所謂「天下政體」。溯自秦始皇「并天下」,二千三年百年來,物換星移,政權遞嬗,人群變動,但中國之為中國是這個區域內的政權宣告它是中國。而所謂中國也不是指國名,前近代的東亞沒有現代的國名制度,中國是指該政權主張它是依中國制度所建立的。

  這套中國制度即天下制度,成立於西元前第四世紀的「諸子百家」,歷經短暫的秦,再經漢四百多年的實踐而成為制度。若我們要幫漢帝國取個(帝)國名,應依其天下制度命名為「天下」,而漢只是這個天下之內的天子之國的國號。為區別以後歷朝的天下,我們不妨稱漢帝國為「漢天下」。

  漢天下滅亡於曹丕政團的「革命」。此革命原理也是出自「天下/中國制度」中的「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曹丕先即位魏國國王,魏國是中國之一國,再宣告受天命,於是魏國取代漢國為天子之國,魏國君取代漢國君而為治天下的天子。從這個制度來說,漢魏嬗代不是二個帝國的交替,而是同一個天下中的天子之國的遞嬗。魏國支配的仍是漢天下。不用多說,這只是法理的宣告,曹魏並不能支配華南(本文指長江流域以南,其南界為何則略去不論)。接下來晉代魏則是天子之國由魏國轉換為晉國,晉國同樣傳承漢天下。西晉不同於曹魏的是西晉實際上治理了漢天下。

  我們可以將漢、曹魏、西晉約五百年的歷史視為歷史中國的一階段,可統稱為漢天下。這為期五百年的制度、政治知識與歷史記憶是歷史中國存在的主因。時間的長短決定了制度的力量。制度是否發揮效用經常是看歷史之神給不給時間。這五百年,尤其是東漢以來的三百多年間,天下是由秦始皇所一統的「塞北+華北+華南」的空間領域所構成的,而華北是作為帝國的核心,首都洛陽更是核心中的樞紐。

  此漢天下亡於「五胡亂華」。這段歷史若比較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當可見其特色。這些西方的「蠻族」建立了各自的國家,而胡族則是建立中國。胡族之國被中國史稱為「十六國」。這些相繼成立的胡族政權宣告其政權是漢天下中的一國,且是中國之國而非外夷之國,故以燕、秦、趙、魏為國名。這個時期與漢天下的差別在於一個天下內有複數之國宣稱自己是天子之國,而其首長為皇帝。至於這些胡族國家在宣告自己是中國之一國進而天子之國時,是否主張它是全天下唯一合法的天子之國,進而要消滅他國,則不由制度所規範,而是由統治者的意志、實力與歷史機遇所決定。同樣的,時間是決定歷史的要素。若這些自稱燕、秦、趙的胡族國家可以長期安定的存在,好比存在個一百年,當可發展出新的政治制度。屆時「一個」(漢)天下的理論不再享有知識上的霸權,取之代之的是「併立天下」的新制度。這套「併立天下」之制也可以說是諸國並立。我們不要忘記了漢天下正是消滅了這套諸國並立體系而成立的。這套大國並立的制度以「戰國七雄」的歷史作為它的理據,一直是人們的歷史記憶。這套大國並立制度也是東亞的另一套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在「五胡十六國」時期,重現這種複數中國是有可能的。當時華北(含塞北)有可能成為燕、秦、涼三國分立的狀態,而華南則是吳與楚。但歷史之神沒有給這個複數中國或「併立天下」機遇。終結「五胡十六國」的是拓跋,華北(含塞北)再度統一。

  這些胡族國家作為中國(們)是歷史事實,這個事實主要來自制度面。但事實的另一面是它們是「胡族」的國家。胡族建國帶來了歷史中國極大的變貌,重新定義了中國。至於它們是否為真正的中國則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人作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本來就是在鬥爭的考量下根據自身與他者之「力」,詮釋自身可以選擇的「理」,以獲取最大的「利」。當時最有力的「理」是「天下/中國制度」。這些胡族建國者理所當然採行這套制度。只是「天下/中國」作為一套制度,本身就有詮釋空間。胡族國家可以藉此以建立帝國,也可以藉此以建立大國。在第四至第五世紀中期的「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些號稱自己是燕、秦、趙、魏、涼、夏等胡族政團能作到的是大國程度。這也使得這個時期諸胡族國家所共構的天下不是作為一個帝國,而是國際社會。其實天下的原義本來就是列國並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

  然而在「天下/中國制度」的表象下,我們應追尋來自基層社會的實象。晉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五胡亂華」。論及「五胡亂華」之因,學者喜引用江統「徙戎論」。然而「徙戎論」不能直接當成史實,其中充滿了(漢)帝國的觀點,也掩蓋了地域社會的實態。江統以他的「天下/中國」意識型態,認為漢魏晉帝國之人皆是「華」人,而外來移民是「戎狄」、「夷」。他指出帝國的危機是地域社會上的華夷對抗。江統搞錯了帝國的敵人。帝國的危機不是單純來自於外夷,而是因移民所造成的地域社會新統治階級出現。此新統治階級是胡漢整合。我們可以將這類統治者稱為胡人,但其實這類胡人所領導的政團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尤其是非門第(士族)的所謂寒人。這類地域社會的胡人政團的直接敵人是州郡政府與漢人門第,間接敵人是晉朝廷。

  談到胡人,在漢帝國的五百年間,塞北、華北的地域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貌,主要動力來自域外移民,這類移民就是我們所說的胡人。經歷了這五百年,塞北不論,連華北社會都已是胡漢共構、交融。我們也不用想像這是和樂融融的人群,歷史上不曾出現這樣的理想社會。對於基層社會的漢人團體而言,胡人是盟友,州郡與門第是直接敵人,帝國朝廷則是間接敵人。西晉的覆亡不是地域社會胡漢衝突,而是地域社會胡漢聯盟政團與「晉(朝廷、州郡)+中國門第」的對決。結局是這些胡漢聯盟政團獲勝,胡族國家誕生。

  這五百年間華北地域社會變貌的主因是從域外而來的移民。這類移民通常是以政團型態移入,是一種武裝移民。這種移民其實是歷史常態,就是中國史所說的「封建」。我們總將秦漢皇帝制度說成是「從封建到郡縣」,其實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封建現象從未停止過。將傳統中國理解為郡縣制與編戶之民是錯的,尤其是古代,雖然郡縣制與戶籍制是「天下/中國制度」的要素而發揮重大的作用。

  域外移民主要來自本文所說的塞外。塞外是籠統指漢州郡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指其北邊與西邊。溯自約西元前第七世紀以來,由於內陸亞洲的畜牧業興起,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帶動了一波的經濟開發。在此同時,由於鐵器普及使用,東亞的農業也有突破性的進展。於是在內亞與東亞的交界地帶出現了農牧混合區。我稱這個帶狀地帶為塞北。塞北是從西遼河地區往西,至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經過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至陝西省北部,終於青康藏高原的東部。其南境是華北北部,其北境是蒙古草原,其西境是河西走廊與雲貴高原。塞北可以是中國的北部,也可以是塞外的南部或東部。這個農牧混合地帶出現也是因為中亞、蒙古的牧民與華北的農民約同時進入了塞北。

  戰國的秦、趙、燕諸國的統治集團本身自其始就與這些塞北的人群有密切的關係,自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更以設郡縣的方式在此殖民。於是這個區域漸形成三個政治地理區,一是遼,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內蒙古東緣與遼寧省。戰國的燕國曾征服此區,於是結合燕與遼而為一個更大的政治地理區,戰國有「全燕」之說。「五胡亂華」時期的慕容鮮卑就是以遼為根據地征服了燕地,建國為燕。二是涼,其地在蘭州(甘肅省東南)西北,延伸至河西走廊。涼是戰國秦國的勢力範圍。西晉滅亡後,這裏長期是涼國的所在地。三是代,其地在山西省北部、蒙古草原南側。「大代地」可以包括河套區域,「小代地」則西境以呼和浩特為中心,東境以張家口為中心,南境以平城為中心至雁門關,北境至漢長城一線。代地再往北可連接烏蘭巴托,匈奴單于庭曾設置於此,往南則連接太原,所以該地一直是中國與北亞二王權的接觸地帶。

  從戰國以來,塞北與華北(長江流域以北)因為人群移動往來而漸成一個政治社會的空間領域。另一方面西元前第三世紀以後,塞外成立匈奴帝國,中國(塞北+華北+華南)成立漢帝國,兩帝國在塞北對峙,長城又為塞北劃下一條政治的界線,但這只是一條帝國對抗的政治軍事邊界線。

  「塞北+華北+華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肇因於秦始皇所創建的帝國,漢又繼承了這個帝國。相對於帝國作為一元的政治系統,這個歷史中國自其成立以來就是多元的政治文化區域所共構的。塞北、華北與華南是一個分類法。華北又可依戰國大國領域分為燕、齊、趙、中原(周、韓、魏)、秦。華南則是戰國的楚、吳與越。塞北如上述。

  衝擊漢天下的是從塞外向塞北、華北的「封建」,即政團與人群的移動。漢代的「天下/中國制度」是設定「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而以塞外為異體。但移民改變了這個境界。「五胡亂華」的結果是使「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更大的政治文化區。這個結果也表現在政治面的南北分裂,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南方是東晉。在「永嘉之難」後,晉移到華南的樞紐城市南京,延續其中國王權,其支配領域也限於華南。隨西晉「移國」的還有華北的中國門第。就「塞外+塞北+華北」領域而言,在四、五世紀時是諸國並立,沒有統一的大國或帝國出現。這個領域的南方(塞北+華北)是諸胡族國家並立,其北方(塞北+塞外)是諸游牧政權並立。第五世紀以後,這個區域的南方與北方都出現大國或帝國運動,南方是拓跋魏,北方是柔然。拓跋在三、四世紀間是塞外政權,在第四世紀後期以塞北為基地決定南向華北,在430年代征服了華北,結束了胡族國家並立的狀態。在同時,柔然支配了塞外,勢力及於塞北。整體而言,拓跋失去了塞外,無論就客觀局勢或主觀意願,轉型為「塞北+華北」的大國。

  追溯到第一世紀中期,長期以來漢與匈奴的對抗有了結果。不管是否是被漢打敗,匈奴帝國在塞外(蒙古)潰敗。取而代之的是鮮卑。在西元前第三世紀時,鮮卑是在大興安嶺附近的一個政治聯盟及其人群,臣屬於匈奴。伴隨匈奴勢力瓦解,鮮卑也進行大遷徙,進入塞外(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區)與塞北。在初期,鮮卑仍處在部落或部落聯盟階段,所以主要是以小群的方式移民與建立較小規模的政權。紀錄上鮮卑在第一世紀以後已進入了華北。約同時從塞北進入華北的還有匈奴、羯胡、氐、羌等。這場移民運動改變了華北的人群結構,使「塞外+塞北+華北」成為一個政治文化地理單位,而塞北成為這個世界的核心區。

  代地又是塞北的樞紐之一。第三世紀前期,拓跋在此地建國。我們對於拓跋在此建國之前的歷史不甚清楚。但可以推論如下。拓跋是當初在大興安嶺時期的鮮卑部落聯盟的一部,隨著鮮卑大遷徙而進入「匈奴故地」,主要在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在這個階段,拓跋部的政治型態處在部落聯盟往國的階段。拓跋首長利用過去匈奴帝國的制度而得以控制塞外部分地區。一般認為這個塞外霸權完成於拓跋首長力微時期。

  此拓跋部在第三世紀前期再進入了塞北的代地,並在第三世紀後期轉型為國。在第三、四世紀之交,拓跋進一步侵入山西北部并州的郡縣,於是完成了代地的征服。我們可以說這是「代國」的成立。然而,我在該論文對於代國一事作了討論。嚴格而言,代國說是不對的。第四世紀初期晉封拓跋首長猗盧「代王」,但此「代王」是「代郡王」,是封建爵號。至於拓跋部是否使用此稱號是另一問題。重點在於此階段的拓跋部是一個塞外型的政權,日常行政不使用漢文,不會使用此代國之號。一直到386年,拓跋是塞外南部以塞北為主的政權。相對於「十六國」,此時的拓跋不是一個中國政權。

  拓跋核心地區的代地從西元前第三世紀以來就是塞外與華北交匯的樞紐。在匈奴帝國與漢帝國對峙時期,代地就是二個帝國的接觸地帶。如前所述,在西元第三世紀前期,拓跋進入了代地,第四世紀初期占有了整個代地。「五胡亂華」發生,劉淵為首的匈奴政權打敗了并州,其後所成立的前趙、後趙以雁門關、長城一線與北方的拓跋對峙,也阻止了拓跋的繼續南下。在苻秦滅亡以前的約八十年間,拓跋一直是塞外政權。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在380年代苻秦滅亡之前,拓跋的支配地在山西雁門關以北,其南是前後趙與苻秦。此時的拓跋作為一個塞外的政權,屬北亞的鮮卑王權系統。在這個階段,拓跋欲聯盟與戰爭的對象是同屬鮮卑的諸政權。

  386年元月拓跋珪即位拓跋君長,歷史新頁於焉展開。拓跋珪於該年四月自稱魏王。在這個階段,自稱其國號是中國的大國是表示自己是合法的華北的統治者,至於這個華北大國將來是否要統一華北,進而統一中國,則由其後的歷史條件決定。只是在國策上,此魏國宣告自己是中國(塞北+華北+華南)的合法統治者。這個國策表現在389年的「議國號」事件,掌權的拓跋珪政團再次確認其國號為魏,其國是漢天下的天子之國。398年拓跋珪自稱皇帝是「議國號」的結果,拓跋君主正式宣告他是中國的君主。拓跋珪之後的拓跋魏的確從塞北征服華北。至430年代道武帝時期,拓跋魏已統一了華北。再至480年代,北魏孝文帝推動政治改革,發起另一波的「中國轉向」運動,中國史通稱為「漢化」,其一的表現是將首都定在東漢、魏、西晉故都洛陽。這是表示北魏主張它是漢天下的主人,其支配區域應包含南方。

  拓跋魏的「中國轉向」確實是其國策,但只是拓跋政權中的一個政治黨派的決擇。相對於這個「魏/中國」派,另一個黨派是所謂代人集團。在「議國號」事件中,我們已可以看出這一派的主張。相對「魏/中國」派,代人派主張其支配領域是以塞北為根據地支配塞外與華北。在第五世紀後期,代人派的處境陷入了危機。北方柔然統一了塞外。拓跋魏在陰山一線設立「六鎮」以守備。六鎮正表示拓跋失去了塞外的支配權。北魏孝文帝時期拓跋魏支配的區域已是「塞北+華北」,只是此刻孝文帝君臣正作著統一漢天下的夢,志在華南。這樣的局勢發展對於代人派是不利的,因為這些代人政團既失去了向塞外發展的利基,又在孝文帝改革浪潮中集體失去了在拓跋魏的政治地位。這種集體挫敗正是「六鎮之亂」的主因。這場魏派與代人派的對決,代人派勝利,於是拓跋魏滅亡。

  在524年六鎮之亂之後的約半世紀間,代人集團(或稱北鎮軍團)主宰了華北(含塞北)。577年北周滅北齊。北周武帝旋及整軍進攻突厥。我們可以推測,北周是要將「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政治領域,雖然我們可以再推測若局勢有可為,進一步則是併吞華南。這個政治工程是有可能完成於宇文邕手上。但歷史之神沒有給宇文邕機會,他死於578年。三年後的581年楊堅奪權成功即位稱帝,是為隋文帝。

  隋文帝楊堅是「中國之為中國」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在政治黨派上,楊堅出身代人,其父親楊忠被歸類為「武川鎮軍閥」。但楊忠更重要的黨派歸屬是西魏孝武帝派系。西魏孝武帝一派是代表洛陽公卿集團,即傳承北魏孝文帝的中國政策。在西魏、北周,這一派一直是宇文泰派閥的對立面。隋文帝一登基,即否定北周立國政策,宣布「依漢魏之舊」,再造漢天下。由於楊堅仍屬拓跋魏以來的政治黨派,我們既隋視為拓跋國家,也將隋文帝的政策視為再次「中國轉向」。589年隋滅掉了陳,再造了漢天下,即「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並實施郡縣制。隋煬帝更進一步將首都置於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期的故都洛陽,以展示隋是一個中國政權。這也是在約一百年後實現了北魏孝文帝的理想。

  然而,我們將目光再度挪到塞北。隋帝國的成立一時間可以掩蓋代人政團的光芒,但不可能鎮壓這些人的動向。隋的短命有諸因,表現在政治行動上是塞北政團的稱兵叛亂。隋末大亂的「群雄」中,許多是塞北政團,如燕地(河北北部)的高開道,代地(山西北部)的劉武周、秦地(陝西北部,原赫連夏之地)梁師都等。或許是歷史的某種規律,當塞北以南出現帝國運動,以北也會同時出現帝國運動。第六世紀中期當華北正在進行北周統一運動時,塞外的突厥帝國也正成形。在第七世紀前十年造反的這些塞北「群雄」,透過塞北與塞外的政治網絡連結,向突厥「稱臣」。向突厥「稱臣」的政團包括華北的「群雄」,也包括根據地在太原的李淵。

  這種「稱臣」現象不應置於「中國vs突厥」的脈絡中。包括李淵在內的諸塞北、華北政團都沒有代表中國臣屬突厥。這種臣屬現象只是「塞外+塞北+華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所發生的政團間的政治隸屬關係。而其中塞北政團經常會有「兩屬」的情況,即同時隸屬於北方的游牧帝國與南方的農業帝國。經歷了第四世紀以來的「五胡亂華」與拓跋魏,塞外、塞北與華北已成為一個複雜、多元的政治社會網絡所構成的領域,以華北為核心地的政權通過這個網絡欲控制塞北,而在塞外的政權也同樣通過這個網絡控制塞北。隋末群雄臣屬突厥現象雖可以視為戰爭時的特殊狀態,但也反映了塞北的政團與塞外的突厥間有平日的政治關係。

  我們可以重新敘述唐在隋末大亂勝出的這段事實。同樣兩屬的李淵集團消滅了「群雄」,再推翻了隋朝。繼承隋朝的李淵集團依「天下/中國制度」宣告自己是由唐國上升為治天下的天子之國,於是中國歷史上的唐朝成立。若我們的立場轉換到突厥,則應接受李淵政團是其所屬的屬國之說。這個本部在晉陽(太原)的屬國在618年成為中國的天子之國。626年所發生的「渭水之盟」是起因於突厥責問唐沒有盡屬國之職責。而這次突厥入侵事件和平落幕是因為李世民再次承認臣屬關係且向突厥納貢。這是中國史上的「渭水之恥」。然而,我們的立論不應是唐之中國王權向突厥表示臣屬,而是原臣屬於突厥的李唐政團重申臣屬的立場。若唐之君臣有恥感,是因為此時的唐同時是中國的天子之國。

  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李唐臣屬於突厥不表示李唐所主導的中國臣屬於突厥。我們在討論古代帝國時,不可採近代國家體系(system of states)的觀點。所謂國家主權更是近代以來的制度,一般上推到十七世紀中期歐洲。若依國家主權制度,假設巴黎政府宣布隸屬於倫敦政府,那麼就是法國隸屬於英國,法國的里昂也隸屬於英國。然而東亞古代政治制度不同於此,政團間的隸屬以君臣關係為媒介,與主權無關。如第五世紀後期大和王權的倭王武向在南京的宋朝廷稱臣要求冊封,這是宋朝廷(宋國)與大和朝廷(倭國)君長間的君臣關係的締構,無關中國、日本間的主權隸屬。當唐臣屬於突厥時,不表示唐帝國整體隸屬於突厥,也不表示屬於唐帝國的揚州(南京)也屬於突厥。

  關於李唐皇帝的淵源,已有很多討論,我直接說我的意見。追溯一個人、一群人的祖宗八代以定論其屬性,就研究政治黨派而言是沒有意義的。李淵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西涼王室、隴西李氏或趙郡李氏,另當別論。從政治黨派來看,李淵在起兵反隋之際所領導的唐是一個代人集團。該集團在第五世紀後期居於代地之武川,其首長層是所謂「武川鎮軍閥」。第六世紀30年代東西魏分立時,這個集團首長李虎追隨宇文泰,此後該集團首長一直擔任北周的要職。宇文泰集團要創造一個胡人認同的團體,這從賜胡姓之事可推知,當時李虎受大野之姓。這裡的胡人是指「塞外+塞北」的人群。關於大野之姓,陳寅恪與姚薇元認為是高車諸姓之一,陳寅恪也說這是代姓。高車是蒙古草原上的強勢族群,其中部分人群屬於拓跋魏。李虎、李昺與李淵祖孫三代在政治黨派上都屬於代人。

  若比較李淵與楊堅,其家族都有共同的代地經驗,同屬「武川鎮軍閥」,也都是西魏、北周的統治集團最重要的成員。差別在於李氏屬於宇文泰,而楊氏屬於西魏孝武帝。在李淵建國時期,他充分運用了代人集團的勢力。在隋末大亂中,李淵藉由太原根據地起兵。東魏、北齊採雙都制度,以鄴為首都,以晉陽(太原)為霸府。太原是位於華北北部控制代地的樞紐。唐取代隋是另一次代人集團擊敗了洛陽權貴集團,又打敗了「群雄」。然而,此時代人政團所面對的外在客觀環境已大不同於第五世紀後期「六鎮之亂」前夕的北魏,也不同於北周、北齊分立之時。我們也不用過度從代人屬性推論李淵的建國理念。李淵既然繼承了隋之中國,豈有不宣告新政權也是中國之理,這是力之所及,也是利之所在。若我們說李淵集團執意要建立「塞外+塞北+華北」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歷史也證明這沒有發生。

  我們不管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觀意志,他的當務之急就是不再臣屬於突厥,畢竟他的另一個身分是中國天子。於是有唐與(東)突厥間的戰爭。唐的獲勝可以視為唐帝國戰勝了突厥帝國,但另一面是突厥被其屬國唐打敗。至於唐是否順理成章成為突厥(大)可汗,則不是道理的問題,無法推論。但接著上演了唐太宗被推為天可汗事件。根據唐朝紀錄(《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四年(630),唐與突厥的戰爭有了決定性結果,突厥頡利可汗被獻俘至唐朝廷。其後發生「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事件。我在該論文中作了考證,這裡只講結論。這場「上尊號」的戲碼到底是如何作出來的,是唐朝主動或「諸蕃君長」主動,無從推論。我能推論的是,唐與「諸蕃」本來是原突厥的屬國,因為唐太宗打敗了頡利可汗,所以原突厥屬國改推唐君主李世民為突厥最高首長即「天可汗」。

  舊說認為天可汗是中國天子/皇帝的加號,用以彰顯中國天子(如唐太宗)支配了塞外(北亞與中亞)。這樣的說法是錯的,天可汗不是天子/皇帝號的加尊號。我在該文中使用「雙聯王權」定義天可汗的新制度。從《通典》、《舊唐書》關於諸蕃君長上天可汗尊號的紀錄中可知,唐朝決定採行新制,即唐太宗為「大唐天子行可汗事」,即為「皇帝‧天可汗」。一方面,李世民同時執行二個職務,一是「大唐天子」,一是「可汗」。另一方面,在擔任「諸蕃君長」的天可汗時,其天可汗頭銜前冠上「皇帝」,即以中國皇帝的身分同時擔任天可汗。

  在唐太宗時期,天子與天可汗是並行、雙聯的稱號,各指涉治理的區域。630年以後,李世民之所以擔任天可汗,就力而言,是唐戰勝了突厥;就理而言則是原突厥部分屬國共推新的盟主,而唐以原突厥屬國的地位上升為共主之國。天可汗的制度原理是唐君主以原突厥領域內(塞外)的一國之君而上升為盟主之天可汗。只是此狀況史無前例,唐立刻遇到難題,作為中國天子的唐太宗如何再為天可汗。唐朝的解決之道是使唐太宗以大唐天子的身分同事兼任天可汗,所謂「行可汗事」。又唐朝強調了中國天子對於「塞外+中國」支配的一元性,所以才規定唐太宗若要發公文指揮天可汗所轄的「諸蕃」,頭銜是「皇帝‧天可汗」。這一方面顯示了雙聯王權的原理,另一方面又創造了塞北諸蕃亦歸皇帝治理的新制度。這是新天下的創造,我們可稱為「唐天下」。

  依漢天下的理論,中國天子所治的「天下」不可以包含塞外?我們無法由理論去推論,只能由歷史去檢證。從制度面而言,漢朝依「天下/中國制度」所建的帝國是有明確的空間範圍,這個空間是郡縣領域與冊封體制所建構的「天下」。在這約五百年間,其邊界可以是模糊的、可伸縮的,卻也是明確的。漢天下的範圍是由「塞北+華北+華南」三大區域所組成,而以華北為帝國的核心。當李淵、李世民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天子後,其所治理的法定領域是此漢天下,不包括塞外。當貞觀朝將突厥擊敗後,塞外要併入中國天子所治理的天下當然於理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這是知識與政治工程,不是一時之間能完成。在貞觀時,唐太宗遇到的是天可汗事件,不管是唐主動或被動,在貞觀朝一時間所創造出來的制度是「一個唐天下、雙聯王權」。

  這樣的雙聯王權必須置於東亞歷史脈絡中考察與理解。它不是兩個國家(states)的合併,如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我們可以視「皇帝‧天可汗」是兩個帝國的合併,而且是不同體制的帝國,一個是農業帝國,一個是游牧帝國。然而在「皇帝‧天可汗」制度成立之前,(東)突厥帝國因為唐的攻擊而解體,原突厥帝國中的若干屬國共推同為突厥屬國君主的李世民為其新政治聯盟之大可汗。這個雙聯王權的因是唐朝打敗了突厥,但其緣卻是塞北諸政權想組新的政治聯盟而以唐天子為首長。附帶一說,若說天可汗是從塞外諸蕃的立場稱唐天子為「東亞盟主」,此說是錯的。當時的塞外諸蕃不會將本文所說的塞外與中國視為一個政治單位而主張有一個共主,而這個政治單位是所謂「東亞」。天可汗只是用來指稱李世民是塞外諸蕃的首長,與他是中國天子無關。從史料中看,若外蕃君主有稱唐天子為天可汗者,是指該唐天子是該外蕃君長的政治聯盟的首長,不是說中國天子是天可汗。唐太宗可以身兼皇帝、天可汗,但就制度面,中國天子/皇帝斷不是天可汗。

  若再以1707年英國史上的聯合法為比方,於1707年的「聯合法」(Acts of Union)成立之前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身兼英格蘭國王、蘇格蘭國王,而1707年之後則因合併而成為大不列顛國王。李世民一度身兼中國天子/皇帝與突厥天可汗的雙聯君長號。但從「皇帝‧天可汗」號可推知,李世民是要將中國王權加諸塞外屬國。中國王權一元化的結果自然是天可汗制度的消失,如同無疾而終。630年以後的歷史發展非常清楚展現了唐朝為實現中國王權一元化而將塞化郡縣化,這也使得第七世紀東亞進入戰爭期,多少「無定河邊骨」是中國人民的「春閨夢裏人」。但政治制度可以作為戰爭的結果,不會由戰爭決定,決定制度還是要依當時的歷史條件。一旦唐朝的勢力範圍擴及塞北,能採用的政策有三。一是前述的雙聯王權,二是冊封體制,三是郡縣化,這三者皆為唐朝所採用。雙聯王權是短暫的過渡。其後所採行的「覊縻體制」是冊封與郡縣的混合體。一方面唐朝冊封這些塞外(含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政權首長,這是延續第三世紀以來中國王權冊封外夷君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唐朝的新政策是將這些外夷政權編為州郡。我們可以推論,唐朝是希望渡過覊縻體制的階段,而塞外的州郡能順利轉型為一般的州郡。但是唐朝沒有等到這個結果。

  天可汗制度是中國歷史的短暫火花。過去學者認為天可汗號是塞外君長向唐天子表示臣服的證明,所以希望這個制度愈長愈好,以示大唐的榮光。但這是對於天可汗作為一種制度的誤解。在貞觀朝(627~649),作為中國的唐在法理上是繼承漢天下。然而,同時繼承拓跋國家的唐視塞外為其應然的領土,這個應然面不是來自於舊有的天下理論的幻想,而是從第三世紀以來的拓跋所走過的歷程。唐朝廷先利用天可汗制度而得以宣告合法的支配塞外,於是才有「皇帝‧天可汗」的雙聯王權。接下來,我們看到了唐朝非常積極的將塞外納入中國王權的領域,但其作法不是維持「雙聯王權」。唐的一面是承襲「北魏—北周」系統的所謂拓跋國家,其領土概念可以是「塞外+塞北」,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也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無論如何,塞外是拓跋國家自認為合法與合理的領土。至於塞外的範圍是另一問題。唐太宗朝廷所設想的理想領土顯然是「塞外+中國」,而「皇帝‧天可汗」只是其中的階段,很快就推進到覊縻體制。所以問題點不在於塞外政權要不要尊唐天子為天可汗,而是唐天子不再採用兼天可汗之制,要完成新的唐天下的一元化。

  《新唐書‧北狄傳》文末「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這是宋代史家歐陽修不懂天可汗之制所下的結論,卻影響深遠。天可汗之號從來沒有用來指稱這個為歐陽修所稱羨的唐天子的尊號。唐太宗朝廷很快就放棄了「皇帝‧天可汗」之制,唐太宗朝廷要的不是中國+突厥的雙聯王權,而是拓跋國家理想中的「塞外+中國」,對於唐而言,這是一個新而超越漢天下的新中國。這個由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在第七世紀時將「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的整合為一個政治單位。這一百年是中國歷史所謳歌的唐朝。但這樣的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只維持了一百多年,以750年代的安史之亂為結束期。接下來歷史中國的變化就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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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散國的遐想:讀「樺太名寄文書」筆記

  「樺太名寄文書」(或稱ヤエンコロアイヌ文書,カラフトナヨロ文書) 是一分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東北亞史、愛努(愛奴、阿伊努、Ainu)歷史與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文獻。目前該文書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其複本公開展示。此文書也數位典藏,收入該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研究者可透過網路查閱全文,甚為便利。我是因緣際會於2005年11月14日由北海道大學相關學者引介,看到該文件正本,興緻盎然。惜乎我對這個時期的相關史料與史實掌握不足,一直無法利用該史料作出研究。近日我在台大上東亞史課程,談到東亞漢文的問題,又提到該文書。我就整理我的筆記,簡介該文書,提供同學參考,或許也可以找到有緣人,有興趣再對它進入深入研究 。目前池上二良教授對該文書作了介紹,參考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收入《ツングース·満州諸語資料訳解》,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2。

  該分文書被發現的機緣如下。1792年(日本寛政4年、清乾隆57年)日本探險家最上德內於庫頁島南部西海岸之名寄(ナヨロ,nayoro)地方之愛努酋長ヤエンクルアイノ(yaenkuruaino,楊姓)處發現其所藏的滿文文書一件(現編號1號,乾隆四十年),並抄寫後攜回江戶。該文書是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衛衙門」發給名寄地方愛努首長的公文。在1804年,日本學者近藤守重將此滿文資料登載於「邊要分界圖考」,是本文書首次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上為1號文書,從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下載,以下各號同。

上為2號文書

  其後在長時間內,數位日本學者前往庫頁島的該愛努酋長處查看其所藏文書,並註記心得而作新的文書。如1808年,最上德內再次前往該地查閱原件,並添加註記而成為現編號5號的文件。1832年遠藤繁蔵於同一愛努酋長家查閱滿文文書與最上德內所寫的註記文書四件,並作一文書攜回松前藩,此為6號文書。目前我們無法得知遠藤繁蔵所見的滿文文書為何,但可推論該愛努酋長家藏有更多的滿文文書。

上為5號文書

上為6號文書

  再到1854年,鈴木重尚於同一愛努酋長家見到二件滿文文書(推測是上述1、2號文書),及二件漢文文書(推測是3、4號文書),及上述最上德內的註記文書(第5號)。於是我們知道有二件漢文文書。

上為3號文書

上為4號文書

  下至明治40年代,即20世紀的初期,因南樺太(庫頁島)歸屬日本,學者又可前往考察該批文件。於是有像白鳥庫吉等學者開始研究。小川運平《滿州及樺太》也登載第3、4號的漢文文書。二次大戰後,俄國占領南樺太,該批文件被運回日本,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

  下圖是十七到十九世紀東北亞的簡圖,為標示庫頁島的名寄(ナヨロ),引用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頁150。

  清朝在黑龍江流域實施邊民制度,可參考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一書。我們可以視這種邊民制度為某種朝貢制度,邊民組織的首長必須依規定定期向中國官方朝貢,即朝見與提供(互換)禮物。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學者稱在庫頁島之一類人為費雅喀。日本學者認為他們是愛努人的一支。至於如何斷定其族屬,非我所能。這裡的人群單位以漢字概念是姓,當即一個部落。其中楊姓(中國的紀錄是雅丹姓)家族有名的領袖漢字名為楊忠貞的人曾是這個區域(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有力者。1號文書是一分滿文文書,是楊忠貞所受來自清朝的文書。2號文書是有名的滿文文書,是1775年清朝廷發下的公文書,收文者是楊忠貞之孫シトロマアイヌ(shitoromaainu),內容是邊民上北京朝貢所發生相關問題與解決之道。

  3號文書是1818年管理這個區域的清朝官方之三姓副都統衙門給前述楊姓的公文。內容是關於這個區域的邊民必須向清官方貢獻貂皮等物,這個制度就是文書中的「賞烏林」。這些邊民中的「陶姓」已多次未依規定朝貢。清官方責成楊氏首長要求陶姓依約朝貢。該分文書重點之一在於文中提到陶姓不來朝貢是因為交結「西散大國」,故疏遠了清朝。這個事實不難理解,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官方與商人的勢力進入了庫頁島南部,庫頁島中部、南部的許多部落,如陶姓,轉而與日本建立政治與商業的關係。

  該文書中的「西散」被認為是日本,然而這種認識至多可以說是文獻的翻譯,不是解釋歷史事實。因為在十八、十九世紀,何謂日本是應再分疏說明。以下略述我的分析。

  西散作為漢字詞彙是用來表滿文sisa或sisam。1729年清朝進行了庫頁島的調查,主要地點是庫頁島中部。其紀錄是《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容提到這次任務的目的是為得「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文中又記訪問處之土著之人「與Sisa國交易」所得如盔甲之物。(該史料是根據(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105~106)在這個時間點上,北京朝廷要作這個調查是為因應這個地區的劇烈變化。清朝確立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推行的邊民制度,地區包括黑龍江流域以至庫頁島部分地區,主管單位就是三姓副都統衙門。其主要的制度就是所謂朝貢,即滿文寫成漢文之「賞烏林」。學者稱這個區域的貿易為山丹交易,就是山丹人、庫頁島人與清朝所屬的政府單位進行絹與貂皮的貿易。這個貿易擴及北海道而與日本有關,十八世紀以後還有俄國的介入。十八世紀,以松前藩為代表的和人政權除了進一步控制了北海道,其勢力更進入了庫頁島的南部。當所謂蝦夷地貿易的獲利愈來愈可觀時,更多的和人政團試圖支配此區的土地、人民,德川幕府的勢力也積極進入此區。至1799年幕府在庫頁島南部設直轄地,此可作為里程碑。在十八世紀,許多位在庫頁島的邊民與和人集團、政權貿易。這個事實引發了清朝的關切,於是有1729年的調查事件。

  上引清朝滿文奏摺中所記的Sisa(或Sisam)國肯定就是這個和人政權。雖不妨將此和人政權說成是日本,但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這只能說是一種歷史解釋,而不是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先推論西散一詞的出現。西散一詞僅見於該文書。可以說是滿州地方獨有的漢文詞彙。西散一詞又來自於滿文的Sisa。西散只是Sisa的音譯,我推測這只是三姓副都統衙門的官員為發漢文公文而自行翻譯的詞彙。又由於這是發給庫頁島之人的文書,其使用的詞彙應該是雙方可以共同理解與溝通的,所以西散(Sisa)一詞當也是庫頁島之所謂邊民所使用的,即他們口語的詞彙。

  3號文書的漢文通順,只是其中使用了當地的漢文詞彙,而這些漢文詞彙從滿文而來,如賞鳥林、哈賚達(部落長)。4號文書雖以漢文書寫,但不易閱讀。這是楊姓部落首長回覆清朝官方的書函。我們推測撰寫這分文書者的最有可能是清朝官府中的文書吏,該官員應是一位通譯,他將楊氏的口語寫成漢文。但這位文書吏不擅長漢文,或者說是其漢文摻雜了當地的語法,而呈現一種特別的漢文書寫。我們注意到其中寫到「西散大國」與「大清大國」。

  若滿文文書中的西散漢文詞彙來自於滿文的Sisa,而Sisa應又來自於黑龍江流域至庫頁島居民的口語。此Sisa(國)當是指在北海道與庫頁島南部的政權。日本學者多認為西散一詞源自愛努語,因為他們認為上述楊姓等人群是愛努人。至於楊姓這類清朝所認定的邊民是否是愛努人,是有討論的餘地,只是非我能力所及。日本學者認為Sisa出自愛努語的shisamu(シサム)或shamo(シャモ)。此詞是愛努人用以稱和人。有學者認為愛努語的shisamu是鄰人的意思。(可參考池上良二《北方言語叢考》)若以鄰人稱和人,則此和人是在愛奴生活領域內的和人,即蝦夷地之和人。這種鄰人也可以說是「異人」。我們推論,shisamu一詞被用來指愛努人所遭遇的和人,即在蝦夷地的和人,也衍申為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的政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則Shisamu是愛努人稱其境內的和人之詞,場所是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在庫頁島、黑龍江流域的人從北海道或庫頁島南部愛努人處學到此詞,且用來指蝦夷地的和人與和人政權,其發音是Sisa。在滿州的清官員再從庫頁島、黑龍江之邊民處學到Sisa一詞再轉變為滿文。而在1818年與其後滿州的官員為與庫頁島的部落首長溝通時,將Sisa之音編了一個漢文詞彙之西散。

  從歷史語言的分析再到西散國的實指,可知西散是「和人統治下的蝦夷國」。和人進入北海道的歷史雖然因早期史料不多,諸多史實隱晦難明,但大勢則很清楚。和人移居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始於十四世紀前半。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以來,松前藩獨占了蝦夷地交易權,代表了北海道的和人政權。這個在史料中被滿州、庫頁島之人稱為西散之國,主要在北海道,並擴及庫頁島南部的和人政權。我們可以說此是和人政權,但另一面,此西散國又是一個蝦夷(エゾ)之國,即它是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立的政權。它的終焉是因為1860年代明治維新展開以後一個新的「日本國」的誕生,此西散國才被併入了日本國。

  我們可以從歷史知識知道此(和人統治之)蝦夷國或Sisa國就政治系統及其隸屬而言是屬於德川幕府,或者說是屬於日本。但這是我們對過去的事實作了客觀的分析與理解,而不是歷史中的行動的主觀認識或詮釋。從「西散大國」一詞的表現,庫頁島上的(愛努)人認為西散是一個自立的政治單位。且此西散作為「大國」,是相對於「大清大國」。對於這類愛努人而言,西散與大清是對等的,都是他們口語中的「大國」。

  西散不是愛努人稱日本之詞而為滿州官府所使用。另一個證據是清朝對於當時日本的認識。日本作為一個外國在宋朝以後就是中國官方知識,更不用說中國與日本有密切的往來,包括外交、商務人員。清朝的官方漢文文書中也明確記為日本國。上述1729年清朝所進行的庫頁島的調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說是蒐集「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清朝官員不可能從庫頁島調查日本的情報。所以Sisa國不是日本國,即使二者之間有政治關係存在。又滿州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當知道漢文之日本,日本國一直是清朝漢文公文書中的通用詞。而滿文中的日本是什麼,我淺學,不知道,印象中是稱為倭,故表倭之音。無論如何,滿州官員以滿文書寫Sisa,再以漢文書寫為西散。關於Sisa的知識是從東北邊民而來,另一方面清官員接受此詞彙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西散不是日本或倭。

  最後,再次討論我所關心的漢文世界的問題。這分樺太名寄文書中,2號文書是乾隆皇帝發給黑龍江下游的邊民首長的聖旨,以滿文書寫。而3、4號是管理黑龍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統衙門與楊姓首長的往來公文,以漢文書寫。3號文書是不優美的漢文,4號文書是不通順的漢文。在北京的清朝頒給這些邊民部落首長的文書是滿文。我們可以看到清朝要經營的一個滿文世界,即內亞王權的世界。其網絡之一是「清朝(北京)—三姓副都統衙門—東北邊民首長」。然而3、4號卻讓我們看到滿文世界的沒落。這二分文書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與當地邊民首長間的語言是漢文,尤其是官員所能使用的書面語是漢文。如前所論,4號文書的作成最有可能是當地清朝官員中的文書吏所為。從書法來看,寫者擅長漢字書寫無疑。這分文書的製作當是這位文書吏且是通譯根據楊氏首長口語意見轉寫為漢文。從漢文的標準而言,這是不好的漢文。有可能是該文書吏的漢文程度不高,但也有可能這就是這個區域通行的漢文,其中包含當地特殊的表現法。所謂標準漢文與否不是歷史學的關心,我們看到的是因為以漢文為文書行政的語言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自己的漢文表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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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與緣:「王權與近代國家」講義筆記之一

 案語:這是我在台大所開設的「王權與近代國家」課程的上課講義,略加修改作為筆記,供修課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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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的主旨是探討「王權」與「自由」的關係,尤其集中在東亞的二大王權之中國與日本。我們關心「自由」的課題,嘗試從政治史的側面探討,而具體的討論對象是中國與日本的王權,並以朝鮮王權以為對照。
 何謂「自由」?我們可以解釋為「做自己」、「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二十世紀歷史的動力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除魅」(disenchantment)。所謂的「魅」是指宗教的規範與約束力,除魅就是宗教理性化。在西方,這尤指從中世紀以來的基督教規範中解放出來。(參考韋伯《宗教社會學》)從近代的立場,我們當然可以指歐洲中古之人受宗教規範而不自由,這種宗教規範夾雜著當時共同體(地緣的、血緣的、業緣的)規範。然而歷史學不是要用當下的自由規範去衡量歷史上的自由,甚至只是證明過去是不自由,而我們是何其自由。認為我們是自由的,而過去是不自由的,這種說法泰半是現在當權者在騙我們。因為他們正在設下新的規範以約束我們並取得他們的利益,為取得他們支配我們的正當性就讓我們相信過去是不自由的,而目前的當權者才給我們自由。我們的認識應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有中古之人沒有自由,我們也失去了他們有的自由。因此,歷史學要客觀的探討歷史上的人們在主觀上所認為自由為何?
 而自由又與「意義」是一體的兩面。自由所表現的「所欲」、「欲為」的對象必然是行動者所追求的生命的「意義」。意義則又源於外在世界給我們的規範,這類規範在中文可以是「關係」。我們的生命意義常來自於我們所處的共同體所蘊涵的關係,家族關係是其中最明顯的,尤其是其中的親子、夫妻。這類的「關係」在前近代又被稱為「緣」。我們活在一個諸緣的世界,從那裡得到我們生命的意義與快樂,如愛情、友情、親情。
 我介紹了日本史學家網野善彥《無縁、公界、楽:日本中世の自由と平和》一書。網野教授的課題是日本中世的自由以及女人的自由。他指出中世日本女人中的一部分人所追求的自由是「無緣」,尤指婚姻。而這類人的作法是逃入「無緣所」,或稱「緣切寺」,藉由佛教的原理得以宣告逃入寺內者可以斷絕與寺外世界中的一切緣,世俗的政府與團體都不得要求當事人執行這些緣,如婚姻關係。有名的緣切寺是日本江戶時代位在鎌倉附近的東慶寺。目前日本學界對該寺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前年(2015)所上映的電影「駆込み女と駆出し男」(中譯:投靠女與出走男)就是在講東慶寺的故事。我附了一張劇照以想像當時婦女逃入無緣所的樣子。(電影公司宣傳照,http://kakekomi-movie.jp)我是在坐飛機時看到這部電影,這應該是因為我跟這段歷史有緣吧。
 關係與緣就是我們這門課的二個關鍵字,我們將用它們來探討歷史上中國、日本與朝鮮王權的建構。歷史上王權解消了緣,又創造了它所要的緣。前者的緣如氏族,後者的緣如官僚制。中國王權創造了歷史上的鉅大的帝國,其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王權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關係,或說是緣。這種緣來自於接下來要討論的「禮」以及文字。此文字就是我們所說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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