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我賞紫薇

七月 4th, 2016

IMG_8573 校園中紫薇花盛開。照片中的這一株是在舊總圖旁。
 據說紫薇花原產地是中國,唐朝宮廷中就種著紫薇。證據之一是唐詩。從考證的立場,校園中的紫薇究竟是否同於唐宮廷中的紫薇,是可以討論的,但現在談這個太掃興。關於紫薇花最有名的一首唐詩是白居易的「紫薇花」。其詩曰: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詩的文面之義甚易解。絲綸閣是指中書省。紫微郎指中書舍人。白居易時任中書舍人。中書舍人的工作是以其出類拔萃的文學才華為天子起草詔書。作為天子最側近的官員,應付天子(制度上)要日理萬機,中書舍人是要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此詩的場景是白居易正在中書省值班。作為帝國的中樞的中樞的中書省,白天的工作是十分忙碌。到了黃昏時,日常工作也結束,也就沒有要處理的公文了,詩中說是「文書靜」。這一天,白居易要值夜班,所以留宿官舍。由於無事可作,詩人只好沈思以打發時間。相對於白天時時刻刻在與時間競賽,此時卻覺時間悠長,過了好久才聽到一次報時聲。在這幽靜獨處的上班勤務中,才有心情欣賞窗外院中的紫薇花,也體悟紫薇花陪伴紫微郎的一種巧合的趣味,因作此詩。
 一些解詩的人說此詩是白居易在訴說官宦生涯的不順。我是讀不出這個意思。對於唐代文人而言,為天子起草詔書是榮譽之職,中書舍人若不是肥缺,也是個好缺。這也是唐詩中描寫安靜的一類詩,一般是在陳述詩人內心高雅的一面,也在訴說官宦生活中的理想境界。帝國是個繁忙的行政體系。中書省是帝國中樞的中樞。若以巨輪為比喻,帝國是快速轉動的巨輪。位在中樞的中樞的中書省卻似一個不動的中心。這一年白居易五十歲,宦海浮沈二十多年,已是官場老手。他對於進入帝國最中樞任職,側近天子,充滿榮耀,卻又經常能得閒散心境,定有感懷。這是一種歷史上中國士大夫獨有的心境。對於白居易而言,能分享這種心境的是中書省官舍院中的紫薇花。該花是在萬花中有幸生長在帝庭中,也是寂然孤立,一如紫微郎。
 由這首詩可以聯想更有名的一篇文章,劉禹錫「陋室銘」。銘文中的名句:「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高級官僚的宴會都有絃樂團與管樂團的音樂表演,所謂「絲竹」。沒有了這種社交活動就「無絲竹之亂耳」。中華帝國是文書行政的一部機器,其中的官員所務就是作不完的文書行政,所謂「案牘」。離開官場的生活自然就「無案牘之勞形」。即使如此,劉禹錫仍告訴他的讀者,他是高貴的士大夫,所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因此他「何陋之有」。而白居易在「紫薇花」這首詩則述說另一個士大夫的奇妙遭遇。「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所描述的也是無文書行政的忙碌,以及唯聞報時聲的安靜。驚奇的是,這裡不是隱士的「陋室」,而是天子的宮殿。
 而我獨對校園這株紫薇時,只想到繁花似錦,美景當前,當感謝造物主的恩賜。

2002年日本鳥取縣史蹟調查記

四月 2nd, 2016

  近日作研究故,查閱與古代日本出雲國相關的資料,看到「上淀廢寺」以及「四隅突出型墳丘墓」,想到我在2002年三月末所作的日本史蹟調查。當時的目的地之一就是鳥取縣的這些考古遺址。行程結束後我寫過紀行,登在自己的網站。事過境遷,匆匆十四年。重閱舊文,感慨繫之。當年的這些歷史遺址調查活動牽動了我此後十多年的研究興趣。節錄其中與出雲國有關的部分。舊文重登,只想追憶自己走過的路。如下。P0001145
  米子是我們(與一位東京大學教授)的第一個目的地。到了米子已近晚上十點。我們投宿在車站旁的旅館。 米子對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城市。它在鳥取縣西邊,是關西往日本海沿岸的要道。而這幾天,日本海附近也與台北一樣,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沙塵暴侵襲,經常灰濛濛。左圖是我第二天晨興後,從窗內所攝得的市容。

  3月22日,在旅館餐廳簡單用了早餐以後,與幾位日本考古學的專家會合,一起前往妻木晚田遺址。這裡是日本海附近重要的大型考古聚落遺址,時間是繩文時代至室町時代。經過1995年至1998年的挖掘,發現大量彌生時代的聚落遺跡與墳墓。2001年起,再展開為期二年的遺址整理工作。同行的東大教授是日本的聯合國UNESCO機構的委員,這個委員會在此開會,以檢討此遺址整理的諸工作的進行。P0001171
  遺址近日本海。三月下旬,海風吹來,仍甚有寒意。喜歡遊盪在考古遺址,遙想當年。這個興盛於紀元前後的聚落,在當時應是一小國。一如同時期的其他考古遺址,P0001176這裡有住宅遺址,有倉庫,有祭祀所。如左下圖、右下圖。其墳墓是所謂「四隅突出型墳丘墓」,如右圖。這類墓當是這個小國的統治者的墳墓。墳墓區的存在也意味著這個聚落統治者的權力相續。聚落四週有環濠,故推測有頻繁的戰事。尤其是不時有從日本海上岸的敵人攻來,這些人應該是從朝鮮半島來的P0001158。日本的古代史學者也正在爭論日本的遠古時代是否如當初想像的那機比較和平安定。我已考察過不少日本的古代遺址,每個都是謎樣世界。相較於中國史,探索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起源更無法依賴文獻。這次UNESCO所作的調查活動,鳥取縣的NHK派記者來拍攝以作成新聞。

P0001179  我再轉到附近的「淀江町歷史民俗資料館」參觀,如左下圖。承一位鳥取縣教育委員會女士的好意載我前來,她還為她的車子沾滿沙而不乾淨向我致歉。我只好說我們台北也是飽受中國大陸來的風沙之苦。或許這是另一個今日東亞世界特色與範疇的界定法。淀江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是一個很典型的日本地方上的文物館,不見P0001182得有特色,但安靜舒適,適合消磨時間。因為這裡出土了不少考古文物,故還是有些看頭。我隨意的逛了逛,就到旁邊的「白鳳之里」的溫泉餐廳用午餐。主食的鮪魚丼與P0001188飯後的咖啡、蛋糕都是水準之作。食物的味道都在其次,能獨自一個人在日本海岸的小旅館內用餐,且這個季節遊客稀落,頗有安適閒暇的愉悅。飯後,去參觀了旁邊的考古公園「伯耆古代之丘公園」。伯耆之名的由來是這裡在江戶時代是屬伯耆國。近代日本也經歷了一段類似中國的西化經驗,國族的危機也使一些日本人視傳統為近代化的包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古蹟的意義受到重視,各地也開始建立其文物館,或宣稱其有「日本一」的考古遺址。隨著考古學的受重視,日本除了開挖考古遺址外,也興建所謂「體驗」的遺跡公園,即重建遠古時期的聚落型態,並使參觀者能實際體驗古代人的生活細節。這類公園的理念是讓參觀者「體驗」當時人的生活,至於所見是否P0001193為真實的遺跡原物則是次要的。在考古興趣與商機的多重考量下,這類遺址公園紛紛出現,有名者如我曾去過的北九州的吉野里與青森的三內丸山。伯耆古代之丘公園規模則小許多。右上圖是從小丘上眺這個公園。左圖則是模擬之古墳,為統治者的墳墓。右下圖是我站在一個「祭壇」中的留影。P0001200
  走出公園後,與東大教授相約見面的時間尚早,就在附近走走。一直很喜歡日本的小鎮與鄉間。或許也因為自己的童年是在日式建築中渡過,每次在日本看到古舊的和式建築,總勾起溫暖的童年記憶,回到那安靜的台灣六十年代。左下圖是我在附近閒逛所見的一角落。

  與東大教授會合後,已近下午五點。我們二人匆匆忙忙趕到P0001206附近的另一遺址「上淀廢寺跡」。此處在1996年被指定為「國史跡」。此寺院建於七世紀末的奈良時代,持續至十一世紀的平安時代,後為火災所毀。1991年的考古調查中,發現了金堂遺跡與殘存壁畫,壁畫是與法隆寺並列的日本最早佛教壁畫。此寺院的發掘對於研究日本古代佛教流傳定有所助益。我們二人到達時,挖掘工作仍在進行,如上圖是工作人員在挖掘金堂南方的正門遺址。負責鳥取縣「文化財」的縣教育委員會的中原先生開車來這裡看我們,除了負責案內我們外,也介紹我們認識在這裡挖掘的學者。中原先生出身明治大學的考古系,畢業後來到故鄉鳥取縣負責考古工作。相對之下,台灣的考古學顯得沒落。其後,中原先生開車送我們二人回到米子飯店。在此分手。我們二人再租車前往鳥取。
  這個晚上,我們計畫在東大教授的丈人家過夜。沿著日本海往東行,夜暮低垂,海風呼嘯。我不時看著左邊曚曨的日本海,不時打瞌睡。這幾年來,更覺人生無常,此刻不能預知下一刻將身在何方。經過白免海岸時,我們下車觀看這個日本有名的白免傳說的發生地。八點多才到主人家。主人家目前只有夫婦二老居住,寒夜有勞二位長者相待,心裡十分過意不去。
  3月23日。也不敢太晚起,畢竟在人家作客。一起用了日式的早餐。站在窗旁看著外面的景色,驚見外頭下起雪來。我興奮得跟老太太說,她卻教我這不是雪,而是みぞれ(mizore),即雨夾雪。由於我們二人行程緊湊,故在九點時就告別了主人家。我幾度回首這座沒落的豪宅。

  沿著日本海岸往西走,我們先來到了鳥取沙丘,這是一片風化後的沙丘地區,很壯觀。我們二人下車想登P0001220上沙丘,但強風夾雜著雨雪,頭都抬不起來,只好作罷,縮回車內取暖。下一站是去參觀「岡益之石堂」,如左圖。近代明治時期為建構天皇制存在的事實,努力編造「天皇論述」,這裡被指定為七世紀安德天皇的墓地。無論如何,這個遺址應是七世紀時這個地區的某個統治者的墓地,其建築形式據說受到中國雲崗石窟的影響。但很遺憾此石堂在整修,故看得不很清楚。

  接著再驅車參觀「梶山古墳」。這是七P0001226世紀日本古墳時期位在日本海沿岸的重要古墳。其形狀是變形的八角形。如右圖。古墳的研究的中心課是探究日本古代國家的成立,近二三十年來,古墳的考古帶動了日本的古代史研究熱潮。為了要解開古墳的謎,使日本學者重視中國古代禮制。一些日本學者對我的研究有些興趣的原因之一在此。
P0001236    接著我們到「鳥取藩主池田家墓所」。此池田家是江戶的大名家,控有今天的鳥取地區,時間是從1630年起,以至明治時「廢藩置縣」。左P0001232圖是墓所的入口,山景幽靜。右下圖是第一代藩主之墓。其墓是採墓碑建立在龜趺之上的形式,此形式也為一些江戶大名之墓所用。同行的東大教授是龜趺碑研究的專家,我的知識也多由他而來。左下圖是其碑,P0001233上書「興禪院殿故因伯刺史俊翁義剛大居士」。 興禪院是其院號,受古代以來佛教信仰的影響。因伯是因幡、伯耆二國之名,歷來鳥取藩主之官職為因伯二國之刺史,或稱為州牧。這是延續中國古代的傳統,也是在東亞政治秩序中藉由中國式的官職以顯示政治地位。俊伯義剛是其法號,或稱戒名。我自己也從事儒教對於江戶時期日本影響的研究,故也特別有興趣於佛教對於江戶時期政體的影響。雖然不知者比知者多。當時下著雨,加上強風,真是一趟辛苦的史蹟考察。也體驗到了山陰地區陰晴多變的詭異天氣。
  以上。

從尿布台談歷史研究法

二月 3rd, 2016

  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如下。它在指控百貨公司「性別歧視」,尤指歧視女性。因為該百貨公司只在女廁設置「尿布台」,而男廁沒有。這是有趣的事,我趕快抄下來,以作為教材。因為歷史學在意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某某百貨公司如何設置尿布台,這是作為事實,是通過我們歷史學家喜稱的考證而得到。但如何從歷史事實導出歷史解釋,則是另一個史家的技藝。歷史學告戒學生不可不經思辯的就從歷史事實導出你自己以為是的歷史解釋。
  就尿布台問題,我們來想像這樣的情景,以推論是否有性別歧視。我們先確認,包尿布是親子間的行為,它是一種親職。至於傭人幫忙包則另外考量。然後,我們想像三種情境。一是媽媽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女廁,發現有尿布台,太好了,真方便,心裡覺得高興。二是爸爸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男廁,發現沒有尿布台,心裡覺得*&@$,接下來要怎麼作各憑本事,跟小孩說「你忍忍吧」,也是一招。三是夫妻二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因為女廁有尿布台,因此由媽媽帶去換尿布。
  這三種情境如何推「性別歧視」,尤其是歧視女性?若是第二種情境,應推論出歧視男性,不給作爸爸的有換尿布上的便利。至於第三種情境下若可以導出歧視女性的可能,則是天下的母親都不情願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不認為那是親子關係的一部分。若在第三種情境下,是該父親主動願意幫小孩換尿布而發現男廁沒有,就我個人的感受是該百貨公司不給我個方便,心裡不爽。在這個情況下,為母者發揮母職去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如何推論該百貨司歧視該女人,我還摸不透解釋法。
  目前我的結論是,最應抗議的是上述第二種情境下的父親。就尿布台課題,若一定要講歧視,應該是歧視男性。再繼續推論,其實這與歧視何干?應該是「給個方便」的課題。百貨公司目前是給了母親方便。這有某種合理性。就算沒有大數據也知道在百貨公司中換尿布者以女性居多。百貨公司經營者根據這個現象而給它的女性顧客方便。等到一定程度的男性顧客一個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發現換尿布不方便時,百貨公司就會在男廁裝上尿布台。
  再者,歷史分析重在脈絡,要將歷史事實置於脈絡中。容我老師當久了,好為人師,這些話是說給我學生聽的。百貨公司的脈絡就是營利,白話叫賺錢。若你認為百貨公司的決策,如設尿布台,是根據家庭倫理,反映社會道德,那是誤置脈絡。若說百貨公司如此作是經營者主張由女性換尿布,這是錯誤的因果推論。百貨公司想到的是賺錢,而不是道德重整。設尿布台是要討好女性顧客,尤其是那些推著嬰兒車的有錢媽媽。若說百貨公司的動機是歧視她們,連我都覺得寃。因為百貨公司最喜歡有錢的女性!
  最後,尿布台也可以用來談歷史上的制度。尿布台是百貨公司為了營利而設置的措施,或作為一種制度。一旦成立以後,該制度就可以被拿來「玩」,所謂「玩制度」。設想一對夫妻帶個小孩逛百貨公司,結果要換尿布了。丈夫說,只有女廁可以換,愛妻,就由你去換吧。言下之意,是該男人好想去換但不得已。而妻子不管是否心甘情願,或許覺得老娘倒楣,也無處發脾氣,只好抱著小孩進女廁。我們說該丈夫玩了女廁有尿布台的制度,讓他可以利用這個老婆不在的空檔,欣賞過往的美女。
  贅語一句,尿布台課題用來討論階級、貧富,可能比性別適宜。

多元行動者觀點下的政治史研究:其二之戰後台灣政治史

十二月 28th, 2015

  本文再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探討政治史,此次的課題是戰後台灣政治史。
  如第一篇所論,政治支配是多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與對抗,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無媒介的支配地域社會。這樣的觀點也運用到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若我們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就可以推測究竟是誰(黨派)掌握了台灣,以及戰後台灣的政治史變遷。
  戰後台灣的政治集團至少可以分成三派,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
  其一,外省人權貴集團是1949年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失去政權而一批被稱為外省人的官員、軍人與其他類型人民移入台灣而形成。外省人若作為一個族群,包含複數的階級,本文稱其中的權貴者為「外省集團」。
  其二,地方派系是指1949年前其家族即為台灣地域社會的政治領袖所形成的集團。
  從多元行動者的分析角度分析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的支配,可想而知,日本殖民集團在台灣的支配也不會是無媒介,他們既鎮壓了在地的台籍菁英,也與後者合作。這類台籍菁英也在日本殖民體制中壯大,實質支配台灣社會。其後國民黨所能接收的台灣也只能是日本殖民者所占據的政治與經濟部門,而地域社會仍控制在這一批台籍菁英或說是地方派系手中。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結構創造了新型態。在原「外省集團vs.本省集團」的結構中,本省集團分裂為二。一派是二二八事件後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無論是國民黨選擇了他們或是他們選擇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這一派也採與國民黨相同的立場,即所謂認同中國,或說親中。本文稱此集團為地方派系。
  相對之下,另一派的主要性格是對抗國民黨統治。這一派的淵源可溯及在日本殖民時代皇民化運動中的受益者。這批人中有二二八事件主事者與其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在政治立場上,這個集團與1949年後的國民黨對抗,而在意識型態上則是親日、反中以至主張台獨。我不知道如何稱這一集團,在本文就暫稱作台籍菁英,也就是本文所說的第三個行動者。
  外省集團在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台灣最有勢力的政治集團。這是台灣史的常識了,不用我多說。但是該集團的權力也只能控制公部門。至於現代國家的公部門如何掌握民間則另當別論。無論如何,民間的社會與經濟部門仍掌握在地方派系與台籍菁英手中。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等事件改變了地域社會統治階級內部家族地位升降,但沒有消滅該集團的勢力。其後的外省集團仍必須與這些地方派系合作,至多拉甲派打乙派。
  對於外省集團的理解,還有一點我必須提出的。許多政論甚至研究將國民黨治台說成是殖民,若從殖民作為一種支配類型的角度而言,這是錯的。我們談殖民,必有殖民母國。英國殖民香港,英國是港英政府的殖民母國。日本殖民台灣,日本是台灣政府的殖民母國。而1949年後的在台外省集團卻沒有殖民母國。中國充其量是這些人的心靈母國。對於外省集團來說,慘的是對岸的中國是想跨海追殺他們。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的人數雖少,但有強大的母國撐腰。相對之下,外省集團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勢必與地方派系合作。
  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究竟多少,我無法斷定。我推測外省權貴(政府高級官員、將領、大商人)的比例應低於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且我再強調一次,外省集團若有母國中國,也是追殺他們的中共。國民黨政權的確以武力為後盾,但不是以武力支配台灣。這是政治史的一般法則。更何況,台灣存在著強有力的社會勢力。
  我們也不要忘了外省集團在台灣建立政權的另一個對手是美國,美國是另一個介入台灣政治的行動者。順應戰後東亞局勢的變遷,外省集團與美國聯盟。美國的支持對於外省集團而言是致命的關鍵。為了得到美國支持,不管真心還是假意,國民黨政權總要宣稱台灣是「自由中國」以取得美國的支援。「自由中國」的理據是民主選舉。國民黨推行有限度的民主選舉。在一段期間內,縣以下層級地方政府首長、省以下的民意機構代表是由選舉產生。外省集團即使當時權力再大,也無法複製出人來參與地方層級的選舉。若國民黨要在地方上推出候選人,其人選肯定是絕大多數由地方派系出身者擔任。戰後台灣政治的主流是外省集團就與地方派系的本省人在政治上積極合作。外省集團既位於地方派系的上層而出現所謂侍從關係,又寄生於地方派系,也可以說是共生。
  1970年代以後,即蔣經國時代,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軸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進一步合作,並逐漸取得了平等的狀態,這表現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向地方派系開放,中央部會首長也廣納地方派系出身者。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蹟」的受益者是台灣社會,以集團論主要是地方派系與台籍藉英。這二個集團的經濟力的提升也增加了他們對抗外省集團的實力,也是造成其後集團權力此消彼漲的主因。
  而至1980年代,就是蔣經國時代的後期,本文所稱的台籍菁英集團壯大。這一集團在一段期間內被稱為黨外,即相對於「外省集團+地方派系」所組成的國民黨。台籍菁英最大的反對國民黨理論是「神聖的公民社會對抗不義的國家」。台籍菁英將自身塑造成代表這個神聖的公民社會,而國民黨是這個不義的國家。其主要的政治訴求是全面開放政治首長、民意代表由普選產生。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簡單的盤算,只要台灣能全面開放普選,勝選者一定絕大多數是本省人,而宣稱代表台灣的台籍菁英一定是占最大比例。
  1980年代中期,外省集團領袖蔣經國所主導的政治改革大幅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其策略有二。一是推行民主化與自由化政策。二是推動兩岸和平,開始和中共和解。對於前者,蔣經國所代表國民黨在面對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決定大幅開放政權以回應。從多元行動者的角度說,就是外省集團決定更大幅度的將政權開放給地方派系,甚至部分政治的優位讓給地方派系。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地方派系的「中央化」並開始進入中央政府的層級。
  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為台灣建立了新制度。只要是作為制度,則不同行動者都可以玩它。地方派系可以玩,台籍菁英也可以玩,外省集團也可以玩。其發展有三條線索。一,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是這個台籍菁英玩這個民主制度的代表事件。其後民進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反映了台籍菁英的壯大。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是里程碑。二,地方派系進一步接收了國民黨,這也是我們說的國民黨的本土化。三,不滿國民黨本土化的外省集團的部分成員也試圖利用民主選舉以壯大或保存勢力。1993年所成立的新黨是代表事件。
  從1980年代國民黨推動民主化與自由化之後,外省集團大勢已去,地方派系一步步接管了國民黨。外省集團要敗部復活的唯一可能是連結中國。這個事實會不會發生不由歷史結構決定,而是由行動者決定,結果是沒有發生。於是外省集團作為一個集團已無足輕重,頂多就是寄生在地方派系中。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台灣的政治鬥爭的主軸轉移到地方派系對台籍菁英。對於臺籍菁英而言,這是轉機也是危機。危機在於過去鬥爭國民黨的民主理論已失效。一方面經過國民黨改革,尤其是在1996年總統直選後,就政治制度而言,表現在普選制度上,台灣已民主化。台籍菁英在鬥爭以地方派系掛帥的國民黨時,無法只打普選之民主牌。所以台籍菁英只有提出新的政治論述,如1990年代的反「黑金」的民主理念以打擊地方派系,更重要的是提出本土政權理論,或說是台獨。
  台獨理論在戰前、戰後一直都有,當然不是始自1990年代。但這個時代,對於台灣的政治而言,出現另一個重大變數,也是新的行動者加入,就是中國。是歷史的弔詭吧,外省集團既強調自己是中國,又長期主導台灣以軍事對抗中國,反而阻斷了中國(共產中國)這個行動者支配台灣,甚至是影響台灣,也因此使台灣成為實際上的國家(state)。然而,蔣經國所主導的兩岸和平政策則改變了現狀,使中國這個行動者加入了台灣的政局,而產生新的變數與新的政治脈絡。台獨運動從這時期才遇到它真正的對手中國。蔣經國的民主化運動弱化了外省集團的權力,外省集團連國民黨這樣的政治組織都失去了,其實已無足輕重。在普選的制度下,這約百分之七的外省人要支持誰對政治大局而言不重要。因此台灣的政治鬥爭早已不是建立在「本省人vs.外省人」的結構上。然而,台獨的政治運動仍在其理論上排斥、羞辱外省人,這些言行其實已不是以在台外省人為主要對象,而是在對抗台獨運動者所設想的「台灣人+中國關係」。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最大的敵人是中國。當中國行動者加入戰局,無論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只要成功的與中國聯盟,掌握台灣政治的可能性甚高。當然,中國自身作為行動者也有其想法與作法,只是本文不分析中國方面是如何想。
  因此,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必須消滅這種聯盟中國的可能性,才可能在台灣制霸。也因此一波消滅「中國關係」的運動展開,就是我們說的「反中」。「中國關係」包括中國歷史、文化、商品,以至陸客、陸生等。於是我們看到台灣不斷上演反中的政治秀。只是,就理論效力而言,不能只倡導反對而沒有正面的論述。當年黨外反對國民黨時,曾倡導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的理論,「反中」也須創造它的理論。這些理論就是本土化與日本認同。
  本土化是在學理的基礎上創造「本土vs.外來」的世界觀。本土與外來二者是截然區分,無論是實然或應然。本土是集合所有好的價值,如真善美。而外來則是假惡醜。同樣是熊,台灣黑熊也優於中國貓熊。按照這個理論,作為本土的一分子,應維持本土「自然而然」所生出的秩序。任何因外來因素而導致的本土改變,這個理論都希望人們不假思索將之視為惡。這個具有哲學層次的政論巧妙的解釋了台灣如何作為一個美好價值的存在,而中國則作為主要外來者是如何邪惡。若說本土化運動是排斥外省人是不對的,因為外省人在選舉上早已無關輕重,早就不是台獨運動的主要敵人。本土化運動是要打擊所有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等)中有中國關係者。因此不管是那一類人,只要被認定要保有中國關係者,這個運動就會稱之為「外來種」或「支那賤畜」。本土理論其實是一個對外的理論,是要以島內為戰場打擊行動者之中國。因此這個運動是召喚台灣人抗拒任何來自於中國的介入或影響。三一八事件的訴求「反服貿」是代表事件,它是台灣的新生世代基於本土化信念抗拒任何來自中國的事物與反對既有的秩序的任何改變。
  作為歷史學研究,日本認同則是更有趣的現象。分析歷史原因,可分遠因、近因與導火線。雖然我們歷史學對於這樣的機械式分析自我解嘲,其實在講大歷史時還是有用的。台灣的日本認同的遠因可以推到戰前的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經驗,尤其是皇民化運動的作用。本文所指稱的台灣菁英更是皇民化運動的協力者。近因是戰後台日之間的友好所促成的台日之間的人與物的密切交流,尤其在國民黨控制力衰退後的八十年代後期。另一方面,日本是東亞近代化的最前沿,日本文化是東亞流行文化的主流。當代日本文化影響台灣,以至造成台灣一波的「哈日」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我要談的則是導火線之這十多年來的政治鬥爭。
  我所謂的日本認同,重點在認同。日本認同運動肯定會帶來人們對於日本文化的喜好進而帶動日本文化的流行。但這不是重點。日本認同運動的重點是在「哈日」的基礎上,使台灣人認為自己有日本關係,而區別於中國。中國有二類,一是對岸的中國,二是台灣人的鄰居中有中國關係者。日本認同運動同時創造出一套論述以說明日本是好的,中國則是不好的。由台籍菁英所發動的這場日本認同運動作為政治策略,像一把二面的劍,同時砍向二個行動者,對岸的中國與島內的地方派系。關於對抗中國這一點容易理解,我就不多說了。這個運動的另一方面是對抗地方派系。要主導台獨建國,當然要收編地方派系,可是同時,台籍菁英卻又要樹立在本省人中的優位性。如果過去外省集團的策略是宣告所有台灣人都是中國人,而外省人是中國人的優位者,如今台籍菁英的策略則是宣告大多數台灣人都有日本關係,而台籍菁英居這些人中的優位者。即外省集團訴諸中國性,而台籍菁英訴諸日本性。
  歷史給了本省人二重性格。一是漢人,二是日本人。漢人的身分來自他們是近代從中國移民而來,可以在中國找到移民前的原鄉。日本人的身分則來自於其本人或父祖曾因日本統治而為日本人。這層的歷史因素使得本省人的認同是可以操作的。戰後,國民黨曾成功的將漢人的身分轉移為中國人。而配合台獨的這一波的日本認同運動則是操作本省人因為歷史上的日本關係而認同自己是非中國人之台灣人。 這個階段台獨運動的重點是在否定「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論述,日本認同則是阻斷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聯結的一帖良方。其策略是訴諸本省人所共有的日本關係,而使人們相信台灣人的文化淵源與歷史經驗是與日本聯繫,至於中國關係說則說成是外來殖民者的國民黨強加諸人們身上的。
  既然中國認同與日本認同都以歷史經驗為資源,讓台灣人相信何者為真就是成敗關鍵。於是歷史教科書是兵家必爭,因此才有沸沸揚揚的「課綱微調」事件。這十年來,藉由各種文化、教育界與媒體的動員,日本認同的共識被成功創造出來。
  若要舉幾個事例來說明台灣近期的認同日本運動,就是近年來深受讚揚、票房大賣座的二部電影,KANO與「灣生回家」。KANO的宣傳與影評都認為這部戲在表現台灣的「族群融合」或說「超越族群藩籬」,其族群是日本人、本省人與原住民,就是沒有外省人。也就是說,恩恩怨怨不論,本省人可以與日本人「族群融合」及彼此沒有「籓籬」。就歷史事實而言,作為KANO的故事背景之1930年代的確沒有外省人。但會令這種多人感動的也正是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是日本人取代了外省人。也正是這個沒有外省人而是日本人與本省人、原住民攜手擁抱的場景感動了多少台灣人。另外,「灣生回家」這部戲會如此感人熱淚,因為它是在一片認同日本的時代氛圍中,講老人歸鄉的故事。這個老人是原日本殖民者,而鄉是我們台灣。觀眾會認為原來我們台灣曾經如此日本,而這種共有的血脈藉著日本人歸鄉而可以重新流傳。
  最後,若要問我,未來呢?歷史學家會跟你說不知道,因為許多變因是來自於歷史事件,歷史學家無法推測歷史事件。但我還是從多元行動者的立場分析,作點鑑往知來的事。
  從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界的五大行動者是內部的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與外部的美國與中國。其中外省集團早已無足輕重,退出歷史舞台。目前的這個時代是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因為獲得地方派系的支持而在台灣政治界大勝全勝,「台灣人+日本關係」的認同也蔚為主流。而下一個時代則主要觀察地方派系與中國的動向。由於中國已是世界強權,經濟力更是鋪天蓋地的影響台灣。歷史學告訴我們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也就是,可以以「力」得天下,但任何的統治都必須講「理」。但歷史經驗的另一面是告訴我們,時代主要是由力所塑造的,所謂形勢比人強。未來地方派系若因為經濟等原因而選擇與中國聯盟則是在力的軌道上。若此發展成真,則親中的地方派系可能凌駕台籍菁英而主導台灣政局。且這個因力所造成的地方派系與中國的連結,不難說出道理。如前所述,本省人的歷史有二面性,即漢人與日本人。下一個時代,台灣政治領導者若要喚回漢人的歷史記憶,而強調台灣人的中國關係,一點都不難。只是歷史上的行動者也不是一成不變。新時代會出現新的行動者,進而改變政治結構。如近年來所出現的鄉民、網民,儼然就是另一個政治集團,或說是政治行動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網路左翼」。他們已不是政治上的弱勢。這群人的動態也勢必影響台灣的下一個時代。

多元行動者觀點下的政治史研究:其一之古代冊封體制

十二月 8th, 2015

  這學期在台大開「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皇權」的課程。該課程是從政治史的立場與方法,討論前近代的中華帝國,尤其集中在皇帝制度。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多元行動者觀點」。我曾在本網誌中討論過這個課題,見〈歷史中的多元行動者〉。再扼要言之。過去在研究歷史中國時,有意無意將中國當成一個行動者。這主要是受到一國史觀的影響。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看,究極是每一個人是一個行動者,都有不同的策略,目的與行動。但這只能是理論,無法進行研究。故在實際研究上,我們只能以政治集團為一個單位,而忽略集團內不同行動者間的差異。至於如何區分政治集團則由具體的研究決定,不是理論決定,也就容有不同的見解。我就以我的課程講義為底稿,就幾個歷史的事例,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探討政治史。第一篇再談冊封體制。
  我在課堂上談到我的一段經歷。有一次我赴韓國開一個古代高句麗史的會,報告冊封體制中的高句麗及其國際關係。會中,一位韓國的青年史家幾乎全盤否定冊封體制說,認為這是中國歷史學界的說法。我想這位學者不瞭解冊封體制的學說史,誤認為冊封體制是出自中國歷史學界之說。無論如何,我想這是從韓國民族主義史觀而來的反感。這種史觀認為歷史上自然而然的存在著自國之韓國。韓國自始即為一自立之國,只有當戰敗時才會暫時臣服於中國的霸權。持這種觀點的史學家不能接受其自國會主動與自願的接受外國的冊封。這種錯誤的歷史理解是由於史學家認為自國是一個行動者。
  關於冊封,我已在很多場合提過,就不再多作討論,這一次我要再談多元行動者的觀點。在分析政治史時,將行動者分作對立二方,是很低層次的分析法,尤其是對於帝國研究。如中國(某特定的朝廷如東漢、北魏等)冊封高句麗事件中,中國不是一個行動者,高句麗也不是。冊封的成立是中國內部的一個行動者與高句麗內部的一個行動者之間的聯盟,以鬥爭其他的行動者,本國內或外國的。歷史上的國家都有複數、多元的政治行動者,更何況帝國。國際關係建構在表面上是二國之間,實際上卻是複數行動者的合縱連橫。如中國有朝廷、地方政府(尤其邊郡)、地域的社會集團。中國如此,即使韓國沒那麼複雜,也是如此。冊封與朝貢是這諸多行動者之間建構關係的制度。這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以古代高句麗的歷史為例說明。民族主義式的高句麗歷史,是想像高句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在歷史上崛起,其對手就是「一個」中國。西元前108年開始,中國(西漢)朝廷在高句麗的地盤建立它的地方政府(玄菟郡),於是中國與高句麗開始對抗。冊封是其中的一個結果,那是中國霸權對於高句麗的支配。學者也可以爭論這樣的冊封是否只是展現了中國所要的秩序,它從來不是受冊封國所定的秩序。
  但這只是民族主義史學的自國想像。早在前108年玄菟郡勢力侵入以前,多方勢力已在今天中國東北(滿州)南部角逐地盤,主要有以今天河北省北部為基地的燕國,以及滿州中部的夫餘。中國史書稱這裡的人為濊、貊等,他們的政治狀態若以「村落—邑—都—小國—大國—帝國」的架構來看,大多數只是「村落—邑—都」,也就是大多數是部落政治狀態。我們推測高句麗是其中的一個「村落—邑—都」的政權,應是其中的一個地域性強權。高句麗也不斷與週邊的諸濊貊政權鬥爭。不用說,這個時期沒有作為民族的高句麗。
  然後,漢朝來了。但說漢朝,就歷史實態而言是不對的。任何支配,不可能是無媒介的,須藉由特定的行動者。「支配媒介」也是多元行動者理論要強調的。政治史經常告訴我們A支配了B。其實是A1通過A2、再通過B1,而支配了B2。位在陝西的漢朝不可能直接支配遙遠東方的滿州。漢朝對於滿州南部、朝鮮半島北部的支配,須借力於早在這裡建立勢力的燕國。推測早期燕國在這裡建立殖民地時,已與高句麗合作。當玄菟郡建立後,也不可能無媒介支配當地。於是玄菟郡繼續這樣的合作,積極拉攏高句麗。
  高句麗有沒有抵抗呢?我們沒有史料足供分析,但從結果看是沒有。理由不難想像,就是漢朝的入侵對於高句麗政團是有利可圖的。對於高句麗(政團)而言,它的首要敵人是週遭的濊、貊政團,而漢郡是可以借力使力的。高句麗政團選擇與玄菟郡合作,接受扶植。玄菟郡設高句麗(驪)縣。一方面高句麗政團接受了漢郡的支配,另一方面也表示該政團成為漢郡支配更廣域的地域社會的媒介。高句麗藉由玄菟郡之力征服週邊的濊、貊之人,將之轉換為高句麗之民。於是高句麗在這個過程中壯大,也就是朝小國發展。其里程碑是西元前第一世紀後期,高句麗縣轉型為郡之下的縣級封建之國,即高句麗國。這樣的封建之國,一方面是作為縣而被置於郡之下,另一方面它又作為一個封建之國而有自主性,包括其首長可世襲等。我們可以說高句麗於此時已升級為東亞的一小國。
  當高句麗成為小國後,它的鬥爭對象就轉換為其週邊的大國,主要是漢的邊郡,如玄菟郡、遼東郡等。高句麗逐步征服了玄菟郡,並受到遼東郡的侵略。西元28年,發生了遼東郡侵略高句麗的戰爭。這個時期是新朝崩潰與東漢光武帝政權初立的時期。顯然遼東郡利用這種混亂期,積極向外入侵以擴張勢力。四年後的西元32年,高句麗國派使節至洛陽向漢天子光武帝朝貢,並被冊封為高句麗王。過去我們在看冊封時,只認為是「中國vs.蠻夷國」,其實情遠為複雜,主要是我們可以觀察出多元的行動者。在此次32年的冊封事件中,高句麗藉冊封所要結盟的對象是「漢朝廷」。在過去,高句麗的對手是漢朝的邊郡。且高句麗想利用這個事件以抗衡遼東郡。就當時的政治秩序,關鍵制度是君臣關係。當高句麗政團是高句麗縣侯國時,高句麗君主是作為玄菟郡長官(郡守)之臣。因此,高句麗君主就漢天下的等級而言低於遼東郡長官。當高句麗跳級向漢朝要求冊封後,就與漢天子直接締結君臣關係,也就提升了其首長在天下中的地位。如此當有利於高句麗國對內與對外的發展。
  然而,漢朝廷為什麼要接受高句麗國的謁見並冊封其君主?漢朝廷作為一個行動者也其自身的盤算。32年的冊封事件是在這個「漢朝廷、遼東郡、高句麗國」的三角關係的脈絡中發生。32年是漢光武帝登皇帝位的第八年,新的帝國秩序在成立中。高句麗國的統治集團希望拉攏成立未久的(東)漢朝廷以抗衡遼東郡。同時,漢朝廷也想拉攏「四夷」之國,用以宣告其「治天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漢朝(以及其後的朝代)也希望能以高句麗制衡遼東郡。其後歷史可以證明,成為漢朝心腹之患的是遼東郡,不是高句麗。
  還有另一類行動者是諸新興國之政團。對於古代高句麗而言,其對手更是週邊諸國,包括中國邊郡(州)。又對於這些政團而言,他們的發展之道是與週邊諸政團合作、競爭或對抗,而不是與中國天子。更何況,魏晉南北朝的漫長時間中,究竟誰是中國天子,對於這些新興之國而言,也是由他們認定。在第四世紀以後,東亞大國並立的狀態成立,於是出現多邊的國際關係的需求。在東北亞地區,出現高句麗、新羅、百濟的朝鮮半島上的「三國」,與日本列島上的大和朝廷(倭)及其他國(臨日本海、關東、東北等),以及在遼東半島與河北省的(十六國之)燕等。高句麗在意的是與這些國的關係,尤其是如何取得優位。
  當時東亞世界的國際關係是建立在皇帝制度上,即天下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我反覆說的「天下—國—家」。一方面,要成為「天下」中的一「國」,必須該「國」的君長得到天子的任命。另一方面,由天子而來的品階標幟該國君主的地位,也標幟該國在「天下」的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在近代國際法成為國際關係的制度之前的東亞狀態。在現代,建國集團加入國際社會的方法是與其他國建立邦交,即相互承認。這是近代國家系體系(system of states)建立以後的作法。而前近代東亞則是藉由冊封體制。高句麗在第五世紀以後向南朝(主要是宋)、北魏,第六、七世紀向隋與唐朝貢並接受冊封,也與高句麗與倭、新羅與百濟的對抗有關。
  以上是我用古代高句麗的例子談政治史研究中的多元行動者的觀點。中國史研究尤其應強調這個觀點。中國史所研究的中國是歷史上的大帝國。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當然可以宣稱中國是一個政治單位。甚至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也可以宣稱東亞世界是一個政治單位,即一些天下秩序學說所宣稱的那樣。這有可以辯論之處,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從政治史的角度,這個帝國的中國有複數的行動者,他們彼此間既聯合又鬥爭。若不能觀察到這一點,我們不能瞭解歷史中國。
  最後,若對古代高句麗的冊封歷史有興趣,可參看拙作〈古代東亞國際關係中的高句麗(고대 동아시아 국제관계 속의 고구려)〉,《史學志》(韓國,檀國大學)50,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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