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是「吃撐三十」

 在一個場合與高中生談話,發現其中許多位同學去參加「饑餓三十」的活動。我好奇的問,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活動。回答千篇一律,都是要知道什麼叫饑餓。我就追問,如果沒有參加過這個活動,難道就不知道什麼叫饑餓嗎?然後再追問,是不是我們沒有體驗過的事情就無法知道?
 我的問題太難,並沒有想要從同學那裹得到所謂正確答案。我只是想測一下他們的臨場反應。我的疑問來自一個學術上的關懷,即我們如何能「知道」。這是一個太難的哲學問題。宋明儒者就辯論過什麼叫做真知。好比我們都知道「凡人都會死」作為一個事實。因此每個人很早就會知道「我的父母親是人,所以會死」。但一般人的這個知是很淺的、不真實的。朱自清的〈背影〉就在講這個道理。他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看到父親的背影,才發現原來我的父親已漸老去。我們都從小念過〈背影〉,但即使念過,也無動於衷。我是一直到三十歲時,看到父親已近七十歲的身影,驚覺父親已垂垂老矣,才知道與父親相伴不是生命中的必然。這次經驗所得到的知,改變我對於父親的態度,從叛逆到順服。
 如何才算知道,對於歷史學更是一個挑戰。因為歷史學是要觀察主觀的人,而且是眼睛看不到的事實。歷史學無法以實驗或參與的方式去觀察事實。歷史哲學家倡議「同情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對我輩而言,影響最大的是R. G. Collingwood(柯林烏)。同情者,是指以同理心去探討歷史中的人與其處境的對應。研究歷史需要這種同理心,否則我們對於事實的理解只在於表面層次。史料考證只能讓我們知道了事實(fact),但不一定能知道真實(reality)。從事實到真實,還需要其他的工具與方法。其中之一是同情理解的能力。只是歷史學家如何能有同情理解的能力。
 司馬遷早就告訴了我們一個答案,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相信《史記》這本書的寫成,及其高水準的史學造詣,得力於司馬遷遊歷於各異文化的體驗。行萬里路也不用狹義的定義為旅遊經驗,可以泛指各類型的生命與生活的體驗。在作歷史教育時,我們鼓勵學生動起來,而不是只困坐書齋。其背後的哲學就是希望經歷各種文化的衝擊,而有更多的同情理解的能力。這種能力將來可以應用來詮釋史實。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現象都可以被再經歷,或應該被經歷。若然,歷史學家如何知道這些事情。在研究倫理與方法上,我們不會允許一位要研究明代妓女的(女)研究生去體驗當妓女。如果沒有當過妓女就無法研究妓女嗎?我是研究皇帝的,難道要當過皇帝才能研究嗎?皇帝又不比妓女,這個行業早絕跡了,已無法去應徵了。而且,歷史學不同於社會科學,我們研究的對象是消逝的過去。社會學研究者為了研究妓女而去體驗或參與觀察妓女生活,雖有可議,但可說出點道理。歷史學家無論如何也無法體驗或參與觀察明代妓女的生活。古人的生活經驗中的許多部分是我們無法去體驗的,因為脈絡已完全改變。因此,相較於社會科學,我們需要更多的想像力。這些想像力有二個由來,一是生命體驗。二是理論的訓練。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我們能從理論所汲取的養分主要不是教條、規範,而是想像力。因此,如何訓練我們的學生有更多的想像力是當務之急。
 再回到「饑餓三十」的話題。這個活動是要讓肚子經常吃很飽的人去體驗長時間餓肚子的人的感受。 一個人體驗了三十個小時的饑餓後,可以得到二個心得。一,餓真的好痛苦,因此自己千萬不要淪為遊民或非洲饑民一般,更下決心在社會體制中力爭上游。二,行有餘力,就發揮同情心,捐助一下饑民吧。我懷疑這種運動能促成什麼樣的社會正義被實現。其功用大概是爸媽可以跟兒子說,你看看我平常對你多好,不曾讓你餓了肚子,你想想那些遊民、非洲饑民有多可憐。你要認真念書,不然將來就會他們一樣可憐。而參加者也在這種氛圍中,自我感覺良好,因為自己是有權利偶爾選擇挨餓的幸福人,而不是被迫挨餓的可憐人。故謝天謝地。若要嗅一點道德味,大概就是培養同情心吧。而且這個同情,不是前面說的同理心的同情,是憐憫。 這種憐憫弱者的運動根本是強者設計出來的策略,或是一場秀吧。因為它是再複製強者與弱者的社會等差,然後讓自己是強者,再以同情弱者之姿造就自己的道德優勢。這種創造同情心的運動的結果是複製社會的不正義。若這不是偽善,也沒有什麼意義。
 對於那些台灣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出身的小孩,我們反而應推動「吃撐三十」。就是三十個小時內不斷吃大魚大肉。讓他們知道吃撐了是這麼痛苦,而且美食的意義不大。參加完活動後,或許他們能體會人在世上要得滿足,不需要占有這麼多的資源。讓他們知道享有太多資源是變相虐待自己。也希望他們將來有正確的人生觀,即資源有限,自己夠用了即是幸福。進而我們希望未來的社會菁英能促成資源公平分配的制度。不要再作那種體驗弱勢者的假惺惺運動了!反而是體驗強勢者、加害者的痛苦的活動才是有意義的。
 長期處饑餓狀態者當然可憐。但每餐都必須是山珍海味者也很可憐。受家暴的婦女誠然可悲,但施暴的男人難道是快樂的嗎?被侵略者誠然可憐,戰爭發動國的國民難道會快樂嗎?當我們在倡議平等與和平運動時,重點應該是要告訴大家,不平等與暴力(包括戰爭)的社會,是眾人都受害,加害者、施暴者絕不能倖免。作為一個運動的策略,我們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強調被害者的痛苦。若歷史教育只是強調被害者的痛苦,那被教育者的反省應該是擺脫被害者的地位或身分,進而轉換為加害者。近代的民族主義教育就是一個著例。這種教育強調自己的苦難祖國如何被蹂躝,人民如何受難。而其反省是,祖國啊,你趕快強大起來。強大之後呢?當然是去蹂躝別國,或迫害國內的另一群人。這是為什麼民族主義教育看似是為弱者訴求正義,其實是複製壓迫與被壓迫的機制。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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