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Hobsbawm教授

  悼念Eric Hobsbawm (1917~2012)。
  教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逢Hobsbawm教授逝世翌日,在課堂上有感而發。
  物極必反。我這一輩的人活在反共教育下,一方面我們必然受到這股反共思潮的影響,人無可奈何是時代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使一些好奇的心靈想突破禁忌。馬克思主義、左派就是我們想知道的禁忌。在1990年前後,李煥當行政院長時,政府擔憂新左派思潮。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臺灣解除戒嚴。新思潮的新出版品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書局中,餵養了無數心靈饑渴的研究生。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我們這些研究生聽到政府要對付新左派,噬之以鼻,統治者之無識可見一班。當時,台灣正處於股市大好的時代,年輕人熱衷的是金錢遊戲,會把左派掛在嘴上的只有我那些坐困書齋的研究生朋友。結果也證明了其後的台灣是在民主的口號中進行義無反顧的資本主義化。即使在言論市場中,也只有統獨,沒有左右了。若當時李煥政府的憂慮成真,新左派壯大,或許今天台灣的諸多不公不義的事不會出現。當然,歷史從不照著歷史學家的幻想進行,鑑往也從不能知來。
  在這一波新左風中,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傳入台灣,或者我們說是「本格」的傳入台灣學界。像E. P. Thompson,Eric Hobsbawm成了許多研究生仰慕的學者,尤其是Hobsbawm教授的著作更被大量閱讀。1990年前後,我在攻讀博士學位。繼承戰後中國史研究的一項興趣,我對底層人民的歷史有興趣,也希望有新的認識。以我所從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而言,台灣史學界有很好的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傳統。但對當時我這樣的年輕學者而言,總覺得某些想法被禁錮,因此乞靈於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其中最重要的學者是Hobsbawm教授。當時我最認真念的是Bandits這本書,書中的primitive rebels(初級叛亂)等概念一直引導我去思考所謂農民革命問題。更不用說像from the bottom up的歷史觀,深刻影響到我這一輩的學者去思考歷史發展的大勢。我的專業是皇帝制度、王權,這樣的課題不免會掉入菁英史觀,Hobsbawm教授的諸研究也經常提醒我更豐富多元的思考歷史問題。他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這本書也一直是我的王權相關課題的參考讀物,我個人受益甚大,尤其是他談state與nation的關連性發展。
  以下是我要跟我「史學導論」班上同學說的。Hobsbawm教授是位英國共產黨黨員,他服膺共產黨的一些信念,並以此來研究歷史,至死不渝。歷史學研究可分二部分,一是追求歷史事實(facts),二是在這些事實之上探尋真實(reality)。事實的探討必須遵守歷史研究中具有共識的discipline。這個研究過程不會因為你是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基督徒而有異。那些強調作特定的歷史學研究之前,要先有什麼意識的,都是歷史學研究的敵人。那些人是在作政綱的教本,不是學術著作。然而,在事實之上,如何建構一個整體的歷史面向,則可以有學派、理論的介入。如上述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等。這是歷史學最有趣的地方,它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科學的部分是考證史實,所謂不科學的部分是我們對於歷史整體像的認識。然而,即使不科學,也不是歷史學家率性發表意見,如藉古諷今以證成己見,而是指運用理論將事實加以連結,而呈現歷史整體的面貌。這些理論是歷史學者有意識使用且可以公開宣稱的。Hobsbawm教授一生服膺馬克思主義並以共產黨員的立場論著,但無損於其研究是標準的學術。甚至他的這個立場,能讓我們思考目前的史料考證的缺陷。 近代以來,歷史學要作為一門科學,故強調史料考證,於是讓史料說話成為動人的口號。史家不能脫離史料去論證史實,這是史學的基本規範。然而,我們所擁有龐大史料遺產卻是統治階級留給我們的,它們是統治者的聲音。Hobsbawm教授明白的說,他同情歷史上弱勢的底層人民,要為他們發聲。史家不需要偽裝客觀與中立。若一味的採用現存的史料,迷信只要蒐集與臚列史料而史實就會陳現,則我們只聽到統治者的聲音,或只分析出統治者蓄意要騙我們事實。讀Hobsbawm教授的著作,我們既可以看到史料考證的功力以及理論的魅力。
  再次追思Hobsbawm教授。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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