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或認同:關於中國認同研究的感想

一、前言
  參加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所辦的「東亞視域中的「中華/中國」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宣讀〈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一文。誠盛會也。記下會後的雜感,主要是關於「中國認同」。
  中國是前近代的帝國中少數沒有在近代化過程中解體為複數民族國家的帝國,且轉為民族國家後,領土甚至比帝國時期的規模更大。這是世界近代化中的奇蹟。這給我們二點省思。一,近代的所謂「中國創出」,即由帝國轉換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亦即現代中國的成立,是藉由多少鉅大的政治/學術工程,才能將原本的帝國轉換為民族國家。其中的一項學術工作是中國概念的再詮釋。因此,我們的關注點是近代史上的民族國家的建構。二,若從帝國到國家的轉型能成功,是否意味著傳統中華帝國中有不少可供轉型的民族主義要素。歷史學家有興趣找出來它們是什麼,尤其是成立於何時。如有學者認為宋代以後中國已是一個類似民族國家。
  中國概念的關鍵問題是認同。要討論這個課題必須先定義研究對象的中國。若對象都搞不清楚,就無法談認同。有三個中國。一是作為當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如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歷史中國,如現在學者將漢朝、唐朝、清朝支配的全境稱為中國。三是皇帝制度中的「中國」。第一個中國不是研究的課題無疑,可以略去不論。目前歷史學研究中的認同中國都是在討論第二個中國。這類研究也都預設了歷史中國存在著民族國家的制度,故同時存在著認同。這樣的問題設定是可以商榷的。

二、國家與認同
  民族國家的原理是一個民族(nation)建構一個國家(state)。但這只是民族主義的論述。歷史上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都是反過來的。歷史的因緣際會而形成的國家。十九世紀以後,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民族國家理論,於是國家要想辦法建構一個民族。這是一個困難的政治工程。一方面,國家要宣告其國內的各地域社會的人民是同類之人。另一 方面,本國之外的諸地域社會之人是異類。然而當初這條國境線的劃分是歷史事件中的政治行為所決定的,即使不是任意的,並無法劃出二類人群。於是,國家發明一套辨識系統,並宣告其國民可藉由這套系統所提供的文化符號相互確認為一個民族的成員,也區別於異族。
  所謂認同,就是人自覺屬於一個特定人群,又從人群中區別出自我。或許這是人性的一種需求。人不能孤獨的活在世界上,無論是物質或精神面的考量,因此要與他人建構關係。若我們硬要將人的生活領域分作自然的與政治的,則自然的生活領域是由血緣與地緣的人際關係所建構出來的。學者也稱血緣與地緣為初級紐帶。血緣就是通過一對男女性關係所產生的人群,如一個家庭、家族或宗族。地緣是指二人以共同生活的空間為媒介而產生人際關係,進而成為一個團體。由地緣、血緣而來的歸屬感是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實感。我們可以說,這種出自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實感只限於一個小型的地域社會中發生。
  獨立的小型地域社會在地表中少之又少。這個小型地域社會又會屬於另一個大的地域社會,再屬於一個更大的地域社會。像中國的歷史,它最後連結到帝國。多數人的生活經驗中的實感只存在於第一層的地域社會。這是人實際生活的場域,不需要藉由想像。若說人認同這個場域是無意義的。而認同第二層以上的地域社會以至帝國,只能藉由政治操作。由於第二層以上的地域社會作為一個團體不是人民生活經驗的實感的境界,所以統治者要創造出一套身分的辨識系統,利用一些文化符號以使這個團體中的個人能自我定位並與他人連結。這個定位具有二重性,一是自我認同,二是相互認同。於是這裡我們分出二類情感。一是生活經驗而來的實感,二是通過身分識別系統而來的認同。後者也就是Benedict Anderson有名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學說中所指出的「想像」的機制。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之說影響及於中國史研究。然而,我們重新檢討這個課題,或許可以認為想像的共同體之說不完全適用於歷史上的中華帝國。長話短說,歷史中國是一個帝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帝國也會創造其身分的辨識系統,或所謂認同,但其方法與目的不同於近代民族國家。
  就認同課題而言,我們必須進一步區分帝國‧國家的理論與在地生活的實感。二者會互相交涉,但仍是不同的。中華帝國為展現其政治秩序,作出了人群劃分的諸理論。如古典中的「五服」、「九服」學說,其後在法典中出現的「化內人」、「化外人」定義,更重要的是「中國—四夷」學說,又有華夷、漢番等。這套分類是帝國的觀點,它是事實,但只是帝國的事實,不是基層社會的事實。皇帝制度認為漢代的山東人與陝西人都是「中國人」,但這不是這二地人對於自己身分的認識,這二地人是否彼此引為同類更可存疑。「五服」說將「天下」由內分作五層,是五類人居住。但不會有一位唐代北越之人認識到自己居於「荒服」。
  我們不能直接將帝國的論述當成是基層社會的事實。其實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研究者卻經常忽略。中國古代史喜歡談的胡漢衝突之說是個好例。通說漢代後期之第二世紀以來,中國發生胡漢衝突,終至引發「五胡亂華」。整個亂事到隋代之第六世紀後期以後才平息。所謂漢人、胡人,在中國官方說法中用來區別二類人。一是郡縣之民,有戶籍。二是漢朝建立以來才從郡縣以外之地移入之人。前者是漢人,後者是胡人。這樣的區分是為了配合皇帝制度的「中國—四夷」。就基層人民而言,中國郡縣之人因受地方政府治理且有戶籍,應該都知道自己的政治隷屬,如其上有漢天子、唐皇帝等。至於是否有漢人的身分意識,則可存疑。若我們說一位山東人與陝西人都是漢人,這只是我們依某標準對他們作客觀的描述,但這不是他們的生活實感。山東人與陝西人不會因為被定義為漢人而必然有同類感。
  假設這位陝西人的生活領域中移入了一群胡人。胡人的確是該地域社會的外來者,但對於原住這裡的人而言,這種人群的移動、相遇是常態。即使自己以前沒有遇到過,也從祖先那裡聽過這樣故事。帝國的宣傳說「安土重遷」,那是政治認為的應然,不是實然。其實是漢官方把這種境外人民移入現象定義為變態,只因為「天下—四夷」的學說。二類人群的相遇,不會是盡是美好的故事,對抗甚至戰爭都是可以預測的。但對抗的同時,人群的社會交往、經濟交換制度與通婚也都隨之出現。這就是歷史的常態。
  胡漢衝突說誤導我們認為該地域社會內的人群對抗是一個更大的地域內的二大族群即胡人與漢人的對抗。但一般情況下,這是地域社會內部的衝突,而不是二大類的人群爭奪地盤。其理不難懂。就好像你的社區住進了美國人,你跟這位新鄰居為了停車位發生衝突,你不會說這叫做「台美衝突」。
  另一方面,胡漢衝突說讓我們忽略了一個地域社會內異類人群的社會交流、經濟交換與通婚是普遍的事實。這是客觀的結構所造成的,不需要人的主觀的善意。只要假以時日,地域社會的異類人群自然會融合,而產生新的人群。這也是歷經了六朝以後至隋唐時期的狀態。過去我們會去問政治究竟作了什麼事而能促進了族群的融合。其實我們的認識應該反過來,政治所作的是劃分胡漢。而胡漢融合是人民在其地域社會內自然會創造出來的。若說本來就沒有胡漢衝突,不是說沒有衝突,而是衝突的人群雙方不是胡漢。

三,作為帝國的歷史中國
  問題再回到歷史中國是什麼,尤其是指什麼樣的政體。我在本網誌中已有幾篇文章討論,就長話短說。歷史中國是一種「天下型帝國」,有學者說是「世界帝國」。這類帝國的政體理論都是表現其帝國是由複數的大小政團所組成。皇帝制度的「天下國家」學說就是將這種狀態予以理論化。組成帝國的大政團可稱之為「國」,小政團可稱之為「家」。每個個人都屬於自各的小政團(家),再連結到大政團(國),再連結到帝國,或「天下」。諸國又大分為「中國」與「四夷」。「中國」與「四夷」都有複數之國,後者是所謂蠻夷戎狄之國。
  這套「天下國家」理論是包含一套身分辨識系統,只是它的重點不在於區別帝國的內外,也不是建構帝國人民的一體感,而是區分帝國內部的不同政權與人群。理論上,沒有人是在「天下」之外,若有也可以無視。與國家認同學說不同,帝國的理論不需要去證明其境內的人群是一體的,他們彼此之間有無共同的身分對於帝國而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反而是人群間的差異性,無論是地域的、族群的與階級的。
  帝國作為「一個」政治單位當然也有一體性。但此一體性不是藉由其人民之間擁有共同的文化符號而認為彼此有關係存在,而是每個人屬於一個特定的政團。政團與政團之間再藉由君臣關係結合,如甲政團首長是君,乙政團首長是臣。藉由重層的君臣關係而串連成帝國的政治組織。如君臣關係存在於天子與國君之間,國君與「家」的首長之間。因此,皇帝制度所在意的是帝國內的縱的人際關係,如君臣、君民關係,而不需要去創造一個機制去運作其臣民之間有横向的同類關係。
  若帝國需要認同的機制,那麼就是如何使各政團、各地域社會的領導層能建立人際關係的網絡。這是帝國所需要的横向的人際關係的建構。而這個機制之一就是我曾探討過的漢唐間的「京城社會」(〈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邱仲麟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7月)。若說這種「京城社會」的機制是一種「中國認同」,我也以為是。歷史中國之所以為一個鉅大的政體,這種認同的機制是相當重要的。但這與國家認同有二點重要的差異。一,這是地域社會的菁英「內向」的加入「中國」的網絡。這個網絡是一套帝國的官僚系統,也是人際關係的網絡,而以京城為樞紐。地域社會的菁英必須以行動加入這套「中國網絡」,才能分享這套網絡所具有的社會與文化的資源,也才具有「中國性」的身分。二,若說這是「中國認同」,此「中國」不是歷史中國,而是朝廷,或者說是「京城社會」。人際關係若能連到「京城社會」則有中國性,反之則否。於是中國性的有無可以區分帝國內的人群。而這種區分充滿了階級性。這二點都不同於民族國家所作的國家認同。
  目前的中國概念多視歷史中國為一國,無論是帝國或國家。雖我主張帝國說,若強調歷史中國在很多時候是有一元的政治系統,而說是一國亦無妨。目前的帝國研究理論中也有empire state之說。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承繼了這個歷史的一國。但是對於當代的中國民族國家建構而言,學者不會滿足於這種說法。因為這樣的一國是個state,還不是nation。為了建國的工作,下一步要證明的這個一國是個nation。這就是目前中國概念研究的主流方向。
  要證明中國是一個nation,目前主要的方法是證明它是一個文明體,並可以與境外的政權與人民區隔。要證明這個事實也不難,因為皇帝制度的論述充滿了這些說法,如「中國—四夷」、華夷論述等。這類研究可以展示的證據多是關於歷史上的東亞存在著「中國vs.四夷」與「華vs.夷」的現象。若從歷史中國境外看中國,利用華夷之辨之說,不難判斷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單位。這樣的一個文化的單位在前近代即使不是民族(nation),至少也是類民族。
  本文不辯論前近代中國是否是一個民族的諸證據,而是回頭思考何謂民族。若民族作為一個事實是十九世紀的民族理論所創造的,那麼它就不會是一個操作概念以探討中國歷史的相關史實。如果state是人為的,nation也是。人為不是假的。學校的班級是人為的,而同學的相處與情感卻是真的。許多人群團體的成立是藉由國家或帝國的政治力。這些政治性團體一旦成立,也成為人群間建立了人際關係的多樣管道與場所。中國的基層社會的聚落如鄰里鄉黨都受過政治力的介入安排。帝國的政治力是許多基層社會組織的創造者與背景。甚至聚落的生產型態、交換制度都是帝國的政治部門所建立的。中華帝國既安排了許多基層聚落的人群組織也創造了一個帝國範疇的人群單位。若論者要將這個人群單位定義為民族,那也就是一種歷史學的解釋。其對錯不在於它是否是民族,而是論者想證明它是自然形成的,且是帝國的因。一些學者執著於此是為了符合民族國家的邏輯。
  今天的一國史,尤其是作為官方的一國史,都想證明自國是一民族。中國史也不例外。只是中國史遇到更大的麻煩,因為它的前近代是一個帝國,這個帝國是由多元地域、族群所組成。幸運的是,中華帝國自己有「中國—四夷」、華夷理論,只要利用這個理論至少可以證明「中國」、「華」是一體性的人群。這個人群在中國史被稱為漢人、漢族。立刻的困境在於如何解釋「四夷」的部分,因為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包括了前近代中國帝國所說的「四夷」之地。這些地方如滿州、(內)蒙古、新疆、西藏、雲貴高原等。目前流行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學說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困境。
  要證明今天的中國在歷史上是「一體」,就中國史而言也不難。今天中國的領土是繼承自清朝。是清朝的帝國體制統合了「內地十八省」與滿蒙藏、新疆等地。至於「內地十八省」又是如何通過清朝以前的帝國體制而統合為一體,就不用多說了。然而,若證明帝國的政治力是是這個「一體」的因,是不符合民族國家的道理。如果這個民族是以人為的政治力建構的,就意味著它可以再用政治力解構。民族國家的理論當然不允許這種事發生,當然要證明它是自然的。
  以費孝通所代表的「多元一體」論,因為要論證民族,故刻意避開了歷史發展中的政治層面,而集中討論人群的混合。該理論所談的人群混合是所謂「漢族擴大」。因為「漢族擴大」,向其境外移民,因此與漢族以外的人群「融合」。其結果若不是大家都成為漢人了,就是與漢人有「共同性」。大家都成為漢人,是指「內地」,而「共同性」之說則指滿蒙藏、新疆等地。
  這套理論若作為中國民族建構的策略的一套說詞,不關學者的事,我也沒有意見。若今天中國境內的諸人群決心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國家,彼此拉拉關係,證明我裏面有你,你裏面有我。反正就是政治把戲,且不妨視為一件好事。但作為歷史學說,則會誤導若干史實推論,有批判的必要。
  「漢族擴大」論是刻意製造一個錯誤的歷史像。即中華民族的形成是歷史上在核心區(如華北的中原)的漢人先在此建立了「中國」。而此「中國」的擴大主要不是政治力的向外伸張,而是漢族的向外移民。於是週邊之人也一步一步的轉換為漢族,該地也成為「中國」,最後就形成今天的中國。要檢討這個學說千頭萬緒,我要指出其關鍵在漢人意識。該學說認為這是不證自明,但這是錯的。移民是中國史的常態,甚至我們可以說部世界史就是移民史。歷史上華北之人向四方移民,這是毫無問題的史實。雖然強調這一點的學者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歷史上有這麼多人反向的移入他們說的中國,即華北。今天以洛陽為中心的華北的人群的性質已大異於三千年前西周初年。更不用說今天的遺傳人類學證明多數華北人有蒙古人的DNA,因為成吉思汗所發動的征服中國之故。但就不管客觀上的DNA了,我們要追究的是這些移民否在其主觀上有漢人意識。我在前面討論「胡漢衝突」時已作過解說。我再舉一例,是我在這次發表論文中的提及的史事。
  這次我發表的論文中,談到了代地、代國。這個區域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一部分以及內蒙古南部以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地區。學者對這地區的興趣來自於這裡曾是拓跋氏的根據地,而拓跋氏建立了北魏。中國史認為拓跋氏是鮮卑人,即胡人。從西元前第五世紀開始,這裡就是個政治、文化的地理區。這裡的人群是從四面八方移入的,主要有北面的匈奴、南面的漢人與東面鮮卑等。第四世紀以後,拓跋氏在此建國。中國史將此國視為胡人之國。我的論文指出,這種說法是不週全的。代地的拓跋氏政權包含了複數的族群,如上所述的漢、鮮卑與匈奴等。這些族群之人衝突難免,但也長期交往、通婚。於是產生了一種新的人群,即中國史所說的「代人」。
  按照「多元一體」說,我們可以說代地是「漢族擴大」的區域。但回到歷史現場,在數百間,從華北移入的所謂漢族在這裡轉化為在地的代人。即使我們可以客觀的說其中的一些代人是漢人,可是他們沒有今天歷史學家所說的漢人的認同。這種漢人認同是說當這些移民已長期定居代地後,還認為自己跟當時華北、華南的諸國之人是同一人群單位。這種情況跟現近代的東南亞國家類似。我認識的馬來西亞人會說自己是華人,但否認是中國人。就這個例子,華人作為一種人群分類的場域是馬來西亞境內,必須是相對於境內的馬來人、印度人才會成立。換言之,華人是馬來西亞人中的一個次級人群,不是在馬來西亞的中國人。我想也沒有人會說從潮州移民至馬來西亞,是所謂「漢族擴大」。
  這個例子中,我們有華人與中國人二個概念可以操作,所以容易作分析。而在中國史研究中,我們只使用了漢人一詞去解釋不同歷史脈絡下的歷史現場的人群狀態。因此造成混淆。我無能力處理二千年的漢人概念的歷史,至少就古代部分,管見所及,漢人一詞出現,都在邊境或域外之地域社會內存在複數人群的脈絡下。在這個脈絡下,自稱或他稱的漢人是該地域社會的人群分類。要證明漢人可以作為某種民族的概念,必須找到證據證明歷史中國境內的人互稱自己與對方為漢人。主張漢人是一個民族的學者必須趕快找到這一類證據。近代台灣移民史就是一個例證。十八世紀從漳州移到宜蘭的移民的認同是漳州人,於是泉州人、廣東來的客家人是異類。漳州人、泉州人與客家人在這裡遇到他們稱為番的原住民。為了對抗,漳州人、泉州人與客家宣告是漢人。這個宣告作為一種策略而有利可圖的原因是可以拉攏中國(清)在台灣所設置政府,而協力征服原住民。
  今天山西省北部之人的漢人意識,不是當年移民從中原帶去的,而是這裡在明清以來是屬於明清朝廷支配的中國,或者說是中國郡縣的一部分,其後轉變成現代中國。回顧歷史的長河,若定位在代地的核心區之山西大同,這裡曾屬於匈奴、漢、鮮卑、 隋、唐、遼、金、蒙元、明、清。即使在大帝國如唐,這裡也是一自立之區,甚至受內陸亞州的強勢政團控制。第九世紀後期,大同實際上是被沙陀政團所控制,其著名的領袖是李克用。若要問及歷史上這裏人的人群認同,應該就是他的地緣與血緣範圍所及的地域社會,而之外、之上的認同則是支配這裡的政團所定義的。至於這個區域的統治者所創造的人群概念又如何能成為地方知識,如何為在地人民理解與詮釋,則又由歷史事件決定。
  歷史研究已可以告訴我們,無論是國家或民族都是人為的,都是通過政治力的。歷史學家不用再費事去證明自己喜歡的民族是天然的。若要問我有無中華民族,我的答案是,任何民族都可以用政治去創造出來,只要該政治對於其境內的人民好一點。基層人民其實也不在乎是什麼民族,只有統治階級在意。所謂民族,是一個政治的真實,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我們也可以說,民族是統治者的真實,不是人民的真實。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認同對象是在地域社會中地緣與血緣的相關人事物。在此之外,就必須依靠政治力所運作的網絡才能互視對方為同類。在前近代的中華帝國時期,帝國是定義了人民的屬性,如中國人、戎狄、蠻夷等。但這只是帝國為了展現其政治秩序,並沒有要求在地人民要相信或認同。當此帝國轉型為民族國家時,才開始要求其國民有國家認同,或稱為中國認同。中國認同不妨作為一個操作概念以探討中國或東亞的歷史,但不能預設中國認同必然存在於前近代中國。

四、結語:回到基層社會審視中國
  歷史中國主要指歷代中華帝國所設置郡縣(州縣、省)區域。若我們立意要說這個區域是「一個」文化的單位,不難找到證據。中華帝國自身的天下理論,如「中國—四夷」說,就可以支持這種說法。目前許多研究以中國週邊(境外)討論這個課題,論證中國是這些東亞之國如朝鮮的「他者」。的確,中國是東亞各國的巨大的「他者」。但這種說法不能引導我們去相信歷史中國是「一體」。讓我們的眼光回到中國,以基層社會的視野重新審視這塊東亞大陸。我們看到的東亞一定是多元、複數的地域社會所組成。基層人民所認同的範疇與對象是地緣與血緣所建構的自我世界。在此之上、之外的大世界則由統治階級定義。政治性的國家認同也是統治者所發明的。
  附帶一言的,那些說中國是他者的,自可舉證歷歷,但都是引據各國的統治階級的發言。這種中國他者說是歷史上東亞統治階級間的對抗之詞,為了自國建構之用。但對各國的人民而言,尤其是各國週邊的人民而言,這條國境的界限是不存在,至多是統治者所劃的。地域社會間有著某種自律性的交流、交換秩序,也發展出各自由地緣與血緣而來的生活實感。人群之間的對抗與互視為他者,可能是生物性吧,但作為兩國的對立卻是統治者教的。
  我也跟著一些人類學、民俗學家推論,基層人民的心靈世界是豐富的,青山、綠樹、白雲、宗教信仰、人際關係都為他們建構了有意義的外在世界,並豐富其內在的生命。覺得這個世界沒有意義而內心空虛的是統治階級,他們必須不斷在政治系統中尋找自我的定位,就是搞認同。民族國家成立後,各種原因,連人民的心靈世界也枯竭了,所以只能在外在的政治系統找認同。最後,舉個例子。台灣近年來,不斷有人說,教科書只記中國的長江、黃河,不記台灣的濁水溪、淡水河,使台灣人不認同台灣而認同中國。這真是奇妙之論。你家鄉的河就在你家鄉,是一種地緣,因此趕快親眼去看它、去感受它,讓它成為你生命中的實感。而不是連你家鄉的河都要教科書教你,然後再藉教科書來確定自己的所謂認同。如果是這樣,真是人民的悲哀!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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