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border

 Border是我這二年間所看到的有趣的日劇。主角小栗旬演一位警察,名叫石川安吾,因一次意外傷到腦部後竟然可以與受害的死者談話。這位警察可以在辦案時直接問死者:「喂,誰殺了你?」「嗯,是村上。」那麼警方可以朝向村上是殺人犯偵辦。接下來就是找到足夠證據,然後將村上繩之以法。想來,能直接跟死者談話而知道兇手,還真是辦案者的夢想。我看了第一集以後,心想這是一個懸疑劇的好點子,但接下來的故事要如何發展。若每一集都是石川問死者是誰殺的,然後將犯人逮到,那還有什麼看頭。但編劇(或原著作者)厲害,把這個型態的懸疑劇編出了各種故事。好比,有一集,石川問死者是誰殺的,死者說:「我沒看到。」這的確是殺人案的一種可能性,連死者自己也不知道是誰殺的。當然死者為保護某人也會說謊,而誤導辦案。無論如何,石川有了這項特異功能後,正義得到彰顯,大快人心。最後一集,峰迴路轉,則是這齣戲最好看的地方。石川同樣透過與死者的對話,明確知道了殺人者是安藤,但就是找不到證據。石川為了將安藤繩之於法,不惜栽贓,如將死者的頭髮偷藏在安藤的房中等。當這一招仍被安藤破解而無法使犯人被捕時,石川選擇了自行執法,即將安藤殺死。戲的最終,觀眾會對於何謂正義產生疑問。過去幾集,觀眾一面倒的支持石川的判斷與辦案,厭惡警方不配合石川辦案。那是我們受戲的引導,相信石川有與死者對話的能力,所以可以從死者處知道殺人的事實。可是一旦警方無論如何都提不出殺人證據時,我們既相信石川是對的,又猶豫於司法制度的規範,想必每位觀察的內心也隨之天人交戰。難道我們可以不顧現行的司法制度而支持石川越過公權力而制裁兇手。
 歷史學研究與警察辦案有許多相似之處,Border的劇情可以用來思考歷史學研究。若有一位歷史學家也因腦部受傷而有了看到未來的超能力,可以與古人交談,那麼許多歷史真相就可以大白於世了。但依歷史學的行規,歷史真相要通過史料考證出來的史實。在面對證據時,史家比警察更窘迫。即使可以藉由超能力知道了真相,八成也沒有史料可以證明。這位歷史學家肯定遇到很大的掙扎。若留在學院,他超能力所看到的歷史真相八成是無法公諸於世。若離開學院,他可以自由創作,將他所看到的歷史寫給相信的人看,即使被嘲諷為怪力亂神。
 還好,上述的掙扎不會發生,歷史學家都沒有超能力。但在作歷史學研究,卻有一些史家認為他們已知道答案了,而這個答案促使他們去尋找證據,利用這些證據以論證他們已有的答案。在當前的歷史學研究中,有許多「我曾看到」般的研究。這種研究也可以套用現在PTT上流行的用語,就是「我做了一個夢」。因為整個歷史事實都在夢中被看到了,所以歷史學者對於該歷史事實就算不是全知,也知道答案。這種研究方法一如Border的破案過程,是歷史學者先知道了答案,就像知道了「你就是犯人」一般,然後再去找證據支撐這個結論。也因為歷史學者就像親眼看到一般的知道了答案,所以在舉證時可以不用太在意,而且就算證據不充分,甚至沒有,反正讀者也都相信了答案如此。這種「我做了一個夢」的歷史學研究,其實也是歷史學家幫大家圓夢,或是講給那些作同樣的夢的人聽。因此,作者與讀者都好像被托夢般的相信了兇手是誰。既然都堅信了兇手是誰,其犯行也不證自明。歷史學研究的重點本來是通過考證得出史實,且對史實反覆爭辯,但這些都可以省去了,當務之急是進行對正義的反思或對兇手的批判,或者大家一起去史蹟憑弔以增加同仇敵愾之感,要是能在史蹟中立個碑就算大功告成了,最高境界是將它寫進教科書。
 史學研究不是史料的排比、整理與校勘而已。我們肯定懷抱著特定目的去探究歷史。想證明自己認為的異象(vision)也可以是件美事。無論如何,在作歷史研究前,我們總要有對歷史事實的想像,也就是要有vision。研究者總是受vision的啟發去找查閱史料,去尋找證據,去證成事實。這種從vision而來的歷史事實想必是有意義或有趣的,不是單純的為考證而考證。但是史家如何能避免立意舉證,為圓自己的夢而編造證據,甚至當發現證據不足以支持該vision,或疑點甚多時,仍主張該vision是真的,則是所謂史德吧。一方面我們堅信自己的vision是真的,另一方面又缺乏可信的證據時,就是史家在邊線上的抉擇。或許你是對的,你的vision真的是事實,但作為一位史家,你可以容忍沒有充分或關鍵的證據嗎?若你可以容忍,只因你認為你就是真理,依同樣的標準,你又憑什麼說別人講的不是史實而要求別人拿出證據。那麼,對於史家而言,信念與證據的邊界何在?信念愈強的歷史學家愈能探索與發現歷史,卻也愈可能偽造歷史。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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