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border

 Border是有趣的日劇。主角小栗旬演一位名叫石川安吾的警察。因一次大腦受傷後竟然可以與受害的死者談話。於是石川可以在辦案時直接問死者:「喂,誰殺了你?」「嗯,是村上。」那麼警方可以朝向村上是殺人犯偵辦,再找到證據將殺人犯繩之以法。能直接跟死者談話而知道兇手肯定是辦案者的夢想。我看了第一集以後,心想這是一個懸疑劇的好點子,但接下來的故事要如何推陳出新呢?若每一集都是石川問死者是誰殺的,然後將犯人逮到,那還有什麼看頭。但編劇厲害,把這個型態的懸疑劇編出了各種故事。好比,有一集,石川問死者誰是兇手,死者說:「我沒看到。」另一集中,死者為了保護犯人而說謊。
 石川有了這項特異功能後,正義得到彰顯,大快人心。最後一集,峰迴路轉,則是這齣戲最好看的地方。石川同樣透過與死者的對話,明確知道了殺人者是安藤,但就是找不到證據。石川為了將安藤繩之以法,不惜栽贓。當栽贓也無效時,石川為了正義,選擇了自行執法,即將安藤殺死。
在前面幾集中,觀眾肯定一面倒支持石川的辦案,而埋怨警方不相信石川。那是因為我們受戲的引導,相信石川有與死者對話的能力,故石川所認定的殺人犯百分之百就是兇手。在這幾集中,警方最後也是找到了證據而破案。一旦警方無論如何都提不出殺人證據時,難道我們只憑石川的特異功能而將嫌犯定罪嗎?我想觀眾跟我一樣,一定是內心天人交戰。
 歷史學研究與警察辦案有許多相似之處。我經常幻想我有超能力可以回到過去,於是歷史真相可以大白於世了。好比我可以跑去問曹操,問他到底有沒有打算推翻漢朝而即位皇帝。但史家比警察在面對證據時是更窘迫的。警察可以努力辦案而有可能找到證據,史家則是絕望的。而我們這一行卻是被是被要求要有證據。就算我有超能力訪問到曹操,我也提不出任何新史料好寫在我的論文中。若我鬼迷心竅,因為太想將我所知道的真相公諸於世,我就偽造一本曹操日記而偷偷埋到地下,再暗示考古人員去挖出來。但這只會把自己搞得身敗名裂而已。
 當然,歷史學家都不會宣稱他有超能力,除非他不想在這行待著。但在當前的歷史學研究中,有許多「我曾看到」般的研究。這種研究也可以套用現在PTT上流行的用語,就是「我做了一個夢」。因為整個歷史事實都在夢中被看到了,所以歷史學者對於該歷史事實就算不是全知,也知道答案。這種研究方法一如Border的破案過程,是歷史學者先知道了答案,就是知道「你就是犯人」一般,然後再去找證據支撐這個結論。也因為歷史學者就像親眼看到了答案一般,所以在舉證時可以不用太在意,而且就算證據不充分,甚至沒有,反正讀者也都跟著相信就可以了。
 這種「我做了一個夢」的歷史學研究,也算是歷史學家幫大家圓夢。每個時代都在作它們的夢。人們受到時代精神的指引,都作了共同的夢。歷史學家根據這個共同的夢,為大家編織更令人感動且有趣的劇情。因此面對歷史,搞清楚真相變得不重要,我們急著「反思」或「批判」。真能做點反思或批判者還屬上焉。下焉是急著創造史蹟如立碑,好讓大家去憑弔時有同仇敵愾之感,若流下幾滴傷心淚則大功告成。這種「我作了一個夢」的史學的最後目是寫進教科書。
 史學研究的確不是史料的排比、整理與校勘而已。我們肯定懷抱著特定目的去探究歷史。想證明自己認為的異象(vision)也可以是件美事。無論如何,在作歷史研究前,我們總要有對歷史事實的想像,也就是要有異象。研究者總是受異象的啟發去找查閱史料,去尋找證據,去證成事實。這種從異象而來的歷史事實想必是有意義或有趣的,不是單純的為考證而考證。但是史家如何能避免立意舉證,為圓自己的夢而編造證據,甚至當發現證據不足以支持該異象,或疑點甚多時,就放棄該異象,則是所謂史德吧。一方面我們堅信自己的異象是真的,另一方面又缺乏可信的證據時,就是史家在border上的抉擇。或許你是對的,你的異象真的是事實,但作為一位史家,你可以容忍沒有充分或關鍵的證據嗎?若你可以容忍,只因你認為你就是真理,那麼依同樣的標準,你又憑什麼說別人講的不是史實而要求別人拿出證據。那麼,對於史家而言,信念與證據的邊界何在?信念愈強的歷史學家愈能探索與發現歷史,卻也愈可能偽造歷史。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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