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崖釀酒人的遐想

  這個話題出自我在2016年5月24日上台大通識課「王權與近代國家」時的開場白。上課前我讀到一則新聞。BBC中文網站的新聞標題是:「美國學者: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這則新聞引發我極大的興趣。我當天就在課堂上就扼要的談了一下我的心得。該新聞是緣於以Wang Jiajing(王佳靜)領銜的史丹佛大學學者所發表的一篇名為Revealing a 5,000-y-old beer recipe in China論文(刊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該論文說,在中國陝西西安附近的米家崖遺址發現了五千年前的當地人製作啤酒的證據。其後我也去網路找到了該論文並閱讀。
  這則學術新聞的亮點在啤酒。從文化類型而言,啤酒是典型的「西方」飲料。目前的研究認為啤酒起源於西亞,即我們所稱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時間是在七千年前。紀錄顯示最早的啤酒是六千年前蘇美(Sumer)所作的。我們以麵包(bread)與啤酒(beer)的雙B標示這個以蘇美為代表的西亞兩河流域文明。第三個B的釀(造)(brew)是人類食品文明的革命。伴隨農業技術的進展,人類懂得利用微生物進行發酵,既改變食物的味道、創造新食物,也考慮保存問題。釀造技術被用來釀酒。而在中國所發明的則是利用豆子發酵製造各種食物,主要是豆腐與醬油。其後有日本食物中不可或缺的味噌。
  在學術上討論中國最早的啤酒,當然要先定義啤酒。我們可以輕易的質疑五千年前的這個米家崖啤酒不是啤酒。該論文也謹慎的使用了「像啤酒的飲料」(beer-like drink)一稱。我們今天對於啤酒的定義,是來自於五百年前1516年的 Bavarian Purity Law 。若說這是啤酒的誕生也不為過。順便一說,德國還在今年春天盛大慶祝了啤酒五百年。這個法規規定啤酒的成分只能是大麥、麥芽(malts)、啤酒花(hops)與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德國啤酒,也就是近代啤酒的原型。隨著啤酒工業技術的日新月益,市場開展,啤酒自是五花八門,但麥芽、啤酒花是基本的原料。大麥可以換成小麥,也可以加入水果。這幾年店裡頭有許多新穎的小麥啤酒以及水果啤酒。台灣產的台灣啤酒的特色是加入了米,所以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吸引廣大的愛好者。在技術上,啤酒也有頂部發酵的ale型啤酒,與其後用新進技術作成的底部發酵的lager型啤酒。後者反而是今天許多人所認為的標準啤酒。
  這次在米家崖發現的所謂「像啤酒的飲料」的成分有黍、大麥、薏苡與塊莖。若我去喝它,肯定不會認為是啤酒。但這不是重點。過去的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啤酒是出現在商代晚期(約西元前1250至1046),證據是甲骨文。但我想若我有機會去喝它,也不會認為這是啤酒。但從啤酒史的立場,就認為這種大麥酒算是一類啤酒。在米家崖遺址所發現的證據則將中國境內的啤酒史往前推了一千年。考古研究證實在五千年前的陝西西安附近的滻水流域的人群就已開始製作啤酒,且從製作器具判斷,技術先進。而該論文的重點也置於啤酒主要原料之大麥傳入中國,由於啤酒配方的發現,所以證明了大麥傳入中國比目前的學說早了一千年。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重點在於大麥。過去的中國史知識認為大麥是在約距今四千年傳入中國。
  大麥源起於中國西方,是境外傳入的物種。目前的知識是認為源起於美索不達米亞。一般也認為大麥一開始就是用來釀酒。若我們說人類歷史的推進的動力是「物的傳播」當無誤。以小麥為例。小麥也源起於西亞,然後傳入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主食穀物。從十七世紀的古典經濟學成立以來,我們就從理性、欲望探討人的經濟行為。但部分知識若運用來理解歷史是錯的。簡單的來說,經濟學家所說的理性頂多是現代人的理性,欲望也只是現代人的欲望。所以歷史上的人不是像古典經濟學所說的理性人,更欠缺這些學者所想像的客觀制度。小麥是現今被消費最多的穀物,至少與稻米不相上下。我們可以講出一堆理由說明小麥如何是好穀物。但是小麥成為中國人(主要是華北)的主食卻是很晚的事,要到十世紀的宋朝以後。我們如何解釋小麥早就傳入中國卻無法普及這件事是史學研究的挑戰。這牽涉到歷史學要講的制度。我們不是隨心所欲的作我們高興作的事,我們的欲望、喜好、對錯判斷也受到我們所處的制度所制約。一群以小米(粟、黍)為主食的人看到鄰近不同的人群吃小麥所作的食物,不會依我們所想像的理性法則就改吃小麥。過去我們的關心集中在自然條件,如該地適不適合種特定穀物。其實這也牽涉到制度變遷,是個複雜的故事。要從種粟到種小麥牽動一個人群單位的整體制度的改變,茲事體大。
  我們也不可以用近代的社會模式,尤其是以商業模式思考古代的物與技術的流通。在古代,技術是宗教性的秘技,而物則具有宗教性。要取得技術與物皆須通過宗教的手段,而不是通過學習而來的技術轉移,也不是通過商品的交換而取得物。特定的技術要有特定的工人,並有宗教為媒介。技術與物的轉移,主要是工人的遷移,對當時人而言也是一種宗教機制。而客觀的現象是擁有特定技術與生產物的團體(我稱之為工人集團)的遷徙。至於為什麼會有這類移民,則是另外的故事,可能牽涉集團間的征服與被征服。如甲集團征服乙集團,而甲集團的工人被移入乙地,或乙集團的工人被移入甲地。
  話題再回到中國最早的啤酒。米家崖當有釀酒作坊。在五千年前,酒不會是一般人的飲料,所以這個作坊當是為統治集團服務。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釀酒工人是從域外遷入。由於所製作的是大麥酒,大麥與大麥酒的起源地都是美索不達米亞,而且大麥種植在一開始就是為了釀酒。所以米家崖釀酒人極有可能是從關中的西方移入。這批人作為技術工人集團,他們帶著製酒原料(大麥)、技術與工具遷入了關中,因故住在米家崖。他們作酒,當然不是為了自己人喝,也不是要販賣,應該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服務。至於統治集團是誰,另當別論。
  若說米家崖的的製酒工人是蘇美人,從學院史學的立場是危言聳聽。但從這群麥酒工人的形成與源流推論,他們的系譜推到六千年前的蘇美也是合理的。假設他們的祖先是在自今六千年至五千年間因為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社會變動而離開這裡,也是過了一千年至數百年才到米家崖。這個可能性當然是有的。我們當然不會想像五千年前有一批蘇美人從伊拉克坐直達車到陝西。就算米家崖製酒工人真的出自蘇美,他們所乘的是一部百年以上行程的列車。在啟程時,沒人知道終點站是何處,甚至不知道要停那些站。這種經驗並不特別,幾乎是所有的人群所共有的歷史記憶,只是民族主義讓我們忘記了。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這輛火車經裏海、中亞、新疆、河西走廊再進入關中,旅客不斷中途下車,遭遇當地的人群,以至通婚而產生新的人群,然後再坐上這輛列車。我們可以想像米家崖的釀酒人的幾代前祖先是居住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可以說米家崖釀酒人是甘肅人。當然這也只能是想像。這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也只能是讀者。但目前的研究已經明確讓我們知道遠古以來中國西北與歐亞草原有聯繫的通道。
  若我們跟著媒體說「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也不算錯。這是從現代人的觀念與定義去理解歷史上的事物。米家崖在今天的陝西,今天的陝西屬今天的中國,在這裡發現五千年的啤酒配方,因此我們說考古證明了五千年前的中國已會釀啤酒,好像是理所當然不過。然而這卻不是歷史學要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在特定客觀歷史脈絡中歷史當事人所主觀認知的事實。歷史學研究念茲在茲的是要追求這種「歷史事實」。我的重點不在說明五千年前沒有「中國」的名稱或中國大地也沒有出現統一國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即使如此,歷史學家多認為今天的中國大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生存的空間,即使其中的各政權與諸人群仍處在分立甚至對抗的狀態,也是一體的。此一體感表現在諸人群有各種連繫的紐帶而成為一個系統。從這個立場來看,五千年前的西安及其附近可以是中國,其人當然是中國人。因此,若我們說「中國在五千年前開始釀啤酒了」當無誤。附帶一說的,以Wang Jiajing領銜的論文是使用了people in China,這是嚴謹的。
  設想,若考古學家在法國發現了第二世紀的啤酒工坊遺址,媒體會說「考古證明法國第二世紀時釀啤酒」,但同時會強調釀造者是羅馬人。又比如研究者在平壤發現第一世紀的銅器,可能不會說「(北)韓國人在第一世紀時製作某銅器」,反而會說「漢朝在第一世紀的樂浪郡製作某銅器」等。就本文所討論的米家崖釀酒人而言,他們應是從西方移入的釀酒人集團,即使更早的系譜無法被證實為蘇美人。但我們就不會強調米家崖釀酒人可能是一個較近期從境外移入的特定人群。
  米家崖釀酒人究竟從何而來,再等待有興趣研究的專家去解開迷團吧。像這樣的特定事件、現象,也不是我能信口開河。我只是想藉題發揮,談談古代中國史的研究方法。由於受到「多元一體」說引導,我們過度想像遠古以來的中國就是一個自律與自主的文化單位。所謂中國文化是在這個區域自主創造出來的,並在中國內部各地域社會與人群間流傳。但到目前為止,這只能是一種學說與觀點。我們要做的是檢討與修正這種學說,而不是將新發現的事實塞入這個研究框架。如米家崖釀酒人的歷史當可以讓我們再次檢討「多元一體」的中國形成論。
  文字(漢文)發明是好例。學者都認為中國是文字發明國,又安陽所發現的甲骨文從其成熟的程度判斷,不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一定有其淵源。一些學者在爭論甲骨文起源時,因為相信漢字是在中國境內自主與自律發生的,所以只在中國境內找證據,如大汶口、良渚、丁公村等。這是為什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者認真在各地出土的陶符中找甲骨文的源頭。其研究方法是判定這些遺址的年代,若時代早於安陽甲骨文,就說這些文字可能是甲骨文的淵源。但這種中國文化自律性的預設本身是要檢討的。在距今四千年前,東亞大陸作為一個政治系統與文化單位的預設是不能成立的。大汶口、良渚文化各有成立的脈絡,也各屬於各自的文化地理區。我們不能預設這些地方及其人群與安陽殷人是屬一個文化網絡。反而,甲骨文類似於蘇美的楔形文字,從時間序列來看,二者有傳承的關係是合理的推論,若我們推論蘇美人中擁有文書能力的某氏族因故移民至安陽或附近,而與殷王權的統治集團聯盟,而為該王權作文書的職務。他們或許就是中國史所說的貞人。究竟是否如此,當然要找證據,不是靠推想,至少以目前研究現況來推論,是合理的推想。
  相對文字發明,啤酒起源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啤酒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所謂中國自主發明的,因為至少大麥是從域外引入的。但我們仍可以認為引入大麥的行動者是中國人,而更精確的說是陝西人吧。這些陝西人再運用中國境內其他地方已經會的釀酒技術以釀造大麥酒。但我還是推測,在古代,更可能的是一群從域外而來的移民,在移民的同時,攜入了物與技術。歷史學大概都無法重建這些移民的故事,過多的想像已是現代史學所不允許,有興趣的同學去寫歷史小說。我們能推想的是,米家崖釀酒人作為特定氏族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勞動,為他們生產酒。在古代,尤其是遠古,這種多元與重層的複數氏族共處,並有經濟上的分工與政治上的隸屬關係是常態,他們可以不是在族群上的同類,卻有著經濟分工、政治聯盟與社會生活上的通婚等關係。民族主義史學預設這些人是本質上的同一民族,這是錯的。如前舉之例,平壤附近的第一世紀許多生產品是漢人攜入或在當地生產的。這裡的漢人是指從漢朝郡縣所在的遼東、河北、山東等地徙入之人。這些人也不是烏合之眾,而是特定的氏族之人。約第五世紀以後,這類人的後代成為高句麗人,再演變成朝鮮人,再變為今天的韓國人。若我們說第一世紀的這類漢人是(北)韓國人,只能說是我們從今天的民族國家的立場所作的解釋,但回到歷史事實,不能忽略當時漢人與在地人(朝鮮人)的分立以至對抗的事實。同理,我們也不要輕易的認為米家崖釀酒人與其鄰近的諸氏族是同一族群或民族之人。
  中國史也不是無知於外來人群的移入中國,以及外來人群所帶來的文化變化。只不過民族主義史學總是預設民族中有主體,而其後移入者只是應然與實然融入此主體。如中國史預設有漢人,而即使其後有胡人移入,也只是融入此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這種漢人主體論使我們無法正確認識古代的人群團體本來就是在來源上多元、時間上重層的複數族群所建構而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喜不喜歡、情不情願,自己就是過去多元與重層族群融合的結果,而目前都與多元的族群共同生活,這是日常生活的一般經驗,即使支配、衝突以至戰爭不免。
  這群米家崖釀酒人的後代將成為秦人。西元前第八世紀春秋以後的秦人肯定在其漫長的過去中由多元與重層的複數人群所形成。我們在爭辯秦人是來自東方(華北東部)或西方,更早可以推到傅斯年「秦文化東來」說。近年學說多說秦文化具東方特色,更浪漫的說法是秦始皇祖籍山東。這些也都可能是事實,但也只是部分事實與解釋上的事實。所謂部分事實,是說秦人中有從「東方」來的人,尤其是春秋以後的強勢氏族,但也不能排除有從西方來的人。許多學者從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推論秦人出自「東方」,這是傑出史家的慧眼,也是對於《史記‧秦本紀》所提出的秦人西來說的史料批判。只不過,這也只能證明秦人中部分的氏族來自於東方,如山東半島,並不能以偏概全說秦人是來自於東方。我們還是可以證明秦人是多元氏族所組成。不只秦人如此,春秋戰國各大國之人皆是如此。至於秦始皇祖籍山東說,也只能是解釋上的事實。若此說可成立,該山東之人也是從境外移入的,那麼山東之人的祖籍又是何處呢?有可能是廣東,廣東人又是從越南來的。若我說「秦始皇的祖籍是越南」也只是順著這個解釋的脈絡,但肯定難以被廣為接受。我也不主張這種提法,實無太大意義。
  同樣的道理,蘇美人作為一個大的人群單位也包括多元與重層的氏族。這些複數氏族間建立複雜的政治關係而形成大的政治單位。若說五千年前中國(人)釀啤酒之說可議,蘇美人釀啤酒之說也應說得更精確。發明啤酒(大麥酒)的是蘇美人中的特定的氏族,他們是信仰特定的神(女神Ninkasi)之一群人,並以其秘技生產了啤酒。種大麥已是一種宗教秘技,製酒更是一種宗教秘技。當蘇美王權崩潰,這個釀酒人氏族向外移動,經過數代後,因緣際會來到關中,並加入這裡的某氏族聯盟,並為統治集團釀麥酒。
  以上是我對近來米家崖釀酒人研究的感想,甚至是遐想。只是作為我課程上的談資,供有興趣者參考而已。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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