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前期的農民、商人與債:解讀〈論貴粟疏〉

  案語:本文是台大歷史系「中國史一」課程的補充講義,作為討論課之用。課題是解讀鼂錯〈論貴粟疏〉。這是中國史有名的史料,我也不解題。我利用的史料來源是《漢書‧食貨志》。這段史料在文面上容易解讀。但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文獻,其實不易解明。因為它的歷史背景是戰國至漢初千頭萬緒也五花繚亂的歷史狀態。困難處也來自我們缺乏可以參照的史料。即使如此,由於該文獻本身就是理解這個時代底層社會最重要的文獻,若能仔細研讀與細繹該史料,並作史料批判,即使難免有推測成分,仍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西元前第二世紀中期的歷史,尤其是當時國家(郡國)所控制的農村的樣態。不用多說了,當時的漢帝國的政治經濟狀態當是複雜的,無法以一概全。但這分官方文獻至少讓我們看到當時朝廷所認為一般農村社會的狀態。

一,農夫之家與債
  這分史料描寫的是當時農村代表性的「五口之家」的樣態。這個「農夫之家」的特徵有以下。一,受國家(郡國)的政治支配,表現在賦役。農夫既要向政府「服役」,即提供各種勞動力,也向政府繳納錢。二,農夫之家可擁有生產工具與生產所得。如占田一百畝、收成一百石。三,農夫之家將收成(穀物)賣給「商賈」以得到錢。
  這三者都反映了戰國以來的鉅大歷史變化。就(西漢)農民的特徵而言也有三。一,殘留奴隷制對於人身的支配,故國家仍可以對農民用「刑」,並徵收賦役。二,在此同時,這又是一個人身解放的時代。歷史學家將這類農民說成是自耕農、自營農民。三,農民與商人間的有支配隸屬關係。
  戰國期的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至西元前第二世紀的三百年間是中國史上的大時代(great age)。我們看到二條看似矛盾的歷史潮流並行。一是人身解放,二是大型政治組織的出現。後者終至秦漢大帝國的成立。所謂人身解放,是人民從奴隸制的生產型態脫離,而可以憑藉其勞動意願進行生產,並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雖然在這個時代仍在這個大趨勢的變化過程中。孟子主張井田制就是為這個歷史大勢提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他看出了新時代二個關鍵制度「恆產」與「恆心」。「恆心」來自於對於生產利益的追求,故會自主進行生產,不需要外在的暴力加諸於其身。「恆產」則是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尤其是土地。
  不管人身解放是因還是果,新的農業經營方式不再是奴隸制,而是我說的封建制,即農場經營主(貴族)以貨幣支付其農民的生產物(穀),也可能安排農民的住宿。只不過,我們說這是封建關係,因為農場主人之貴族仍保有對於農民的若干身體支配的權力,如力役與刑。
  至於大型政治組織的成立,以大國運動、帝國運動概括,我稱之為「國家」運動。上述的這些貴族農場在戰國時期被國家所收編。其結果是原農場農民被編入國家的戶籍中,當時稱為「編戶」之民。藉由戶籍,國家向農民徵收賦役。賦役包括人頭稅與為官府服力役,以及應官府要求交出額外的物資或錢。在此同時,國家也依戶籍對人民進行行政管理,並施以刑罰,所謂「嚴刑峻法」。
  過去的中國史研究強調「編戶齊民」的演變,即我們觀察的重點在國家如何收編農民與創造農民聚落。我們甚至想像這些農民都從原始的氏族脫離後奔向國家而成為國家的編戶之民。這種情況當然有可能,但不是普遍的。戰國以來,多數人民實際上是隸屬貴族的農場。而這些農場貴族被國家所征服與收編。農場的隸屬民被編入國家,如前述。但是農場主人與其原隸屬農民之間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因此被政治力終止。到了西漢,這類貴族已不再是農民在政治上的支配者,所以被定義為商人。也如《史記‧貨殖傳》所述,這些商人包括原非貴族出身者,司馬遷稱之為「素封」。
  〈論貴粟疏〉敘述了漢朝所認為的典型的農民,而這類農民保有與商人間的經濟關係。國家並沒有(或不能)消滅原貴族與農民間的經濟連繫,農夫之家仍繼續將生產物之穀物交給原貴族之家以換取貨幣。對於這些原控制基層社會的貴族而言,他們喪失了過去對於農民的政治支配,但仍能繼續經濟上的關係。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什麼是戰國至西漢所謂的商人是什麼。在〈論貴粟疏〉中,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以換取貨幣。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制度下販賣商品,其實是延續既有的「貴族—農民」的體制,只不過這類貴族已轉換為商人。
  我們再一度考察〈論貴粟疏〉中的商人為何?其中定義商人:「其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其者「大者」就是我們所說的原貴族。他們所作的商業不是經營我們所說的商業行為,也就是買賣。所謂「積貯倍息」,這種行業對於今人而言,與其說是商人,不如說是開當鋪的,或經營高利貸。這些「富商」一如《史記‧貨殖傳》所記,在當時全中國的商業網絡中進行貨的交易,就是交換「貨」。我們可以想像這類大商人的倉庫中堆滿了各種貨與錢,所謂「積貯」。這些貨當然也會在當地販賣以求利,這就是「小者坐列販賣」。我們可以推論大商與小商間的貨的交易是通過貨幣。大商將貨賣給小商,小商再將貨賣給農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大商—小商—農民」間的商業網絡。
  又在〈論貴粟疏〉中,明文說到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無論大商或小商。因為農民要交錢(貨幣)給官府。只是這種交易的實態,我們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理解。古史難徵,然而,我們仍能推測這不是到一個自由市場交易,而是特定的商人與農民間的交易。〈論貴粟疏〉的名言:「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首先,我們可以推論該農民交易的對象,無論是買賣或借貸,是同一位商人。也就是這位商人與農夫一直存在著交易的約定,這種約定來自於既存的封建關係。我們甚至可以推想這位農民將生產所得的穀物儲存在該商人的倉庫中,而該商人也依長久以來的約定付給該農民貨幣。若該農民要求輸入更多的穀,則該商人會要求單位價格只能是常規的一半。這就是半價而賣。
  所謂「亡者取倍稱之息」,這句史料很明顯的是借錢。但這不是單純的借貸。因為該農民本來就與該商人有穀物交易的約定,所以該商人才願意借錢給該農民,如約定收成時必須以加倍的穀物償還借款,即「倍稱之息」。借錢還錢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接下來的是一句名言「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同樣這也不是因為該農民宣告破產而在市場上售出他的田宅,甚至是販賣人口。這種自由市場的想像是不符古代的歷史脈絡。這句話是接前一句的「亡者取倍稱之息」。該農民向商人借錢的行為是使雙方有了債務關係。債務人之農民理應依約定將一定穀物交給債權人之商人,若不能履行債務,則債權人得沒入該債務人的財產,如田宅、子孫。所以「賣田宅鬻子孫」行為是「償債」。這層債務關係是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也可以進一步推論如下。這種看似商業交易的行為,都不是我們現代經濟學所能解釋的。先秦貴族與農夫的關係源自於奴隷制的人身依附。這種人身依附關係表現在一個關鍵字,即「責」,亦即「債」。責的字義是指從支配地徵收財物,也就是令利用該地進行生產的生產者繳納租稅。生產者要繳納租稅的原理是因為利用了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或其他資源,因此衍生出「欠債」的觀念與制度。於是將一定的生產物交給支配者就是「還債」。
  到了春秋以後,尤其是戰國以來,在技術進展與人身解放的潮流下,作為支配者的貴族以禮物形式送給農夫銅幣,目的是希望其農夫能夠增加生產,並將更多的生產物交給貴族。假設過去農夫一年要給支配者60石穀物,這是以「債」的名義交給貴族。現在貴族給農民1000錢,以要求農民多40石,也就是交出100石。因此,這多交出的40石就不算是「債」,而是與貨幣之間的「禮」物的交換。隨著時間的轉移,在客觀上,我們就會認為這種交換是100石穀物交換1000錢,也就是穀物是一石10錢。所以,在某個時間點上,支配者與其農民間已沒有債的關係,而是以生產物交換貨幣。在起初,這是一種「禮」,其後我們稱為買賣。若反過來,是農夫要支配者(貴族、商人)多給他們錢,如300錢。這時則300錢所對應的穀物又成為債,就是農民要「還債」。我們從前面的算術推回去,應還30石。假設支配者要求提高為60石,就是「倍稱之息」。
  而無法還債會如何?若過去有農民無法交出60石的「責」(債),則該農民當受到「刑」,重至死刑。到了西漢,若無法還債,支配者(商人)已無法使用「刑」,而是沒收該農民的財產,即「賣田宅鬻子孫」。「賣田宅鬻子孫」字面易解,實指難明。我們先確認這些行為是欠債的農夫將田宅、子孫以還債為理由交給了其債主的商人。更進一步推論,這是欠債者被債主收為奴婢。一旦為奴婢,就會住進主人的之家,嚴格說是奴婢的宿舍。而其原來的「田宅」也被該商人占有並處分。而有趣的是,即使鼂錯批評這種現象,但漢的法律是為這種現象服務。漢的法律不同意債主因為欠債而殺或傷了債務人,因為人身是歸國家支配。但漢的法律規定債權人可以沒收債務人的財產,並在法律上承認奴婢一類的「賤民」。漢法律又在戶籍上登記了財產,在法的意義上是承認了物權,所以如田宅等財產就可以轉移,也為官方所承認與保護。
  漢帝國的難題正是如何處理這層源於「貴族—農民」間的封建關係,而這種關係表現在「債」。就結局而言,漢是失敗的,建立在這層關係上的豪族將主宰其後的中國。中國中古士族研究早已指出債務關係是豪族與其地域社會人民的主要關係。這種債務現象是從〈論貴粟疏〉時代一直延續到中國的中古時期。

二,漢朝與商人
  又從〈論貴粟疏〉來看,漢政府將這些商人限制在「都市」中,也受郡國管理,規定商人的經商行為只能在「都市」中,因此農民與與商人進行交易也必須在「都市」中。而這類「都市」在制度上是受官府的管理。
  即使就朝廷的立場而言,是要壓制與規範商人,實際上卻作不到。這也是〈論貴粟疏〉有名的論點。〈論貴粟疏〉精彩處也在於描述了這些商人,其文如下:「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他們美食華服不論,日常生活是交際應酬,其交際的對象包括「王侯」。所謂官商勾結肯定是歷史的常態,而〈論貴粟疏〉也是證據之一。這些商人在地域社會層級是與地方官「交通」,也就是勾結。只是這一點沒有被鼂錯明言,其實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論貴粟疏〉一文指出農民的痛苦出自於官府突然要徵稅,而農民必須向商人以穀換錢,因為出於緊急,所以農民必須以更多穀才能換到一定的錢。若農民手上沒有穀,則必須向商人借錢,而忍受高利貸。鼂錯批評這種突然向人民徵稅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從其措詞,至少鼂錯不認為是帝國層級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官府)的作為。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種「賦斂不時」就算地方政府有其理由,也是明知商人因此獲利而農民因此損失而執意而作。若說這是官商勾結至少是部分事實。商人因為徵稅而賺到的利益會回饋給官府,當然包括地方政府的官員。這種地方層級的官商勾結將是漢帝國要面對的大問題,於是才有接下來的「鹽鐵論」再次針對商人問題進行政策辯論。
  我們不要認為漢帝國是一體的。帝國從來不是一體。在漢代官方的論述中,漢朝官方與社會上的富商是對立的,但究其實,二者在地域社會經常是合一的。《史記‧貨殖傳》提到戰國末年以來的富商,有「素封」之說,但這一類的「素封」的比例是有限的。大多數的富商出身貴族層,尤其是原戰國的士人層。在戰國時期的大國運動中,上層貴族聯盟以城市為政治中心,進而創造了諸「家」聯盟的「國家」。城外的下層貴族,或稱為士人層則仍在城外的世界進行移民墾殖。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這類士人轉換為富商。他們可控制底層人民,建立勞動團體。秦漢的帝國運動是要消滅各國的上層貴族的勢力,其先是秦國消滅六國後的「并天下」,其後是漢朝剷除原戰國大國「國家」的殘餘力量。但漢朝承秦速亡的教訓,在基層社會選擇與下層貴族合作。我們可以推論這類人實際上控制著郡縣層級的地方社會。他們也選擇與漢帝國(郡國)合作。所以情況是,這些被稱為豪族的地域社會的統治者放棄了過去對於貴族農場領民的政治支配,將這個權力讓渡給「官府」,但仍維繫與基層人民的既有的部分封建關係,主要是前述的債的關係。漢帝國在政策上打擊了商人,但在基層社會卻因為所謂官商勾結甚至是官商一體,共同盤剝人民。
  我要特別強調官商一體,是因為既有的學說是認為漢帝國反商,其政策是打擊商人,〈論貴粟疏〉也被當成證據。但即使只就〈論貴粟疏〉分析,仍可以看出漢朝廷、地方政府、商人與農民間的複雜關係。當然,帝國與商人的對抗是歷史的主軸。在這個過程中,原地域社會支配者貴族的政治權力為國家(帝國)所收奪,但國家卻也用法律保障了商人所需要的經濟制度。

三,作為編戶之民的農民
  我們再將注意力轉到官府與人民(農民)。如前述,我們認為其關係一言蔽之就是「編戶齊民」。但我也必須說,就整體觀察而言,這不盡正確。「編戶」的確是這個帝國運動最重要的現象與結果。即使如此,我們也要考慮中國境內仍有許多人民未成編戶。官府藉由戶籍對於農民進行賦役與刑的支配,即國家依據戶籍徵收人民的勞動力,並對人民身體施以處罰,也就是國家要掌握的是民的人身。西嶋定生說皇帝制度的三特色之一是「個別人身的支配」(另二是郡縣制與官僚制)。這是非常正確的觀察。從這個角度,農民不是自由民,更接近奴隸。這些農民住在里內,受郡縣政府末端的官僚支配。這些鄉里的官僚不是只收稅與維持治安,甚至管理農民的日常生活,強迫他們勞動。〈論貴粟疏〉記農民「亡日休息」。「亡日休息」是一種文學描述,史學也不用計較真的沒有一天可以休息。「亡日休息」反映了農民的生產受到官府的監督,農民的勞動具有強制性。另一方面,這些農民還要為官府服徭役。就當時的農業技術水準而言,有相當長的農閒時間,但農閒期間被徵調服徭役,才會「亡日休息」。
  人身支配的另一部分是刑。〈論貴粟疏〉沒有提到刑,本文也就略去討論。
  若我們要說「齊民」,其意義在於所有人民都隸屬於國家,沒有區別,在制度上是人身皆隸屬於國家。然而,人民中有另一類人,即奴婢,是另有隷屬的主人。其後奴婢在法律被定義為賤民。奴婢、部曲等賤民的人身隸屬於其主人,但不是排他隸屬,賤民仍隸屬於國家。因此古代中國法律的特色在於主人不得殺害或強姦賤民,這表示賤民的人身仍隸屬於國家,故也受國家的保障。
  若認為秦漢以後是一個「齊民」或「平民」的時代,且想像人民的身分是等齊的,是錯誤的。這是一個不齊的時代,既有豪族與農民等一般人民的身分差。又有良民與賤民的身分差。探究這一段歷史不應再無視於豪族、商人與僮、僕、奴婢、部曲等賤民的存在。
  若從人身支配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當時仍在奴隸制。但國家並沒收奪人民的生產物,允許人民自主處分生產物,也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帝國並不占有人民的勞動所得,也不以勞動所得為課稅對象。所以我們可以說傳統中華帝國從沒有徵收過所得稅,一直到近世都沒有。
  漢朝向農民徵收田租。通整個漢代,其制度是「十五而稅一」,即官府抽十五分之一的收成為租稅。其賦稅的原理不是所得稅而是「租」。即農民使用了國家的土地進行生產,所以要向國家交租。這也反映了中華帝國運動的重要一面。從戰國「貨殖」時代以來,各政團各自掌握貨,於是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交換」的時代,它創告了新的政經制度,帝國也於焉來臨。帝國(中國王權)在這波鬥爭中,再訴求既存的「天下」理論,宣告天子是天下的主人,其制度是「王土」,即所有的土地都是屬王者(天子)。就土地所有權而言,出現二個看似相反的面向。一面是所有土地都是「王土」,尤其是農地,若說都是「公田」也無妨。另一方面,農民卻因為戶籍制度,其所經營的土地被登錄於政府的籍帳中,因為受到法律保障,也就有了私有土地的意義。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爭這類土地是公田或私田,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在制度上,土地的所有權是天子的,是天子將土地授與農民。也是在制度上,國家承認人民的財產權,故農民可以合法的占有農地上的生產物,但必須向官府納租。
  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到鼂錯的〈論貴粟疏〉,都提到農民將穀物賤賣給商人,目的是為了繳稅。我們可以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官府不直接向農民徵粟。從〈論貴粟疏〉一文可知,官府是需要穀物。可是為什麼官府要向農民收錢,而農民為了錢要向商人賣穀物,官府再向商人買穀?〈論貴粟疏〉明白的透露政府部門需要穀。可是史料也很明白顯示漢朝廷想要掌握的是貨幣。這是因為漢朝廷信仰的是戰國以來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這個學理主張王者應控制貨幣,這樣就可以在「大交換」中最後獲利。在這種理念下,國家念茲在茲的是擁有貨幣。漢初以來,國家制定法律並付諸行動以禁止民間生產金屬貨幣。漢朝是想通過掌握貨幣以收奪「天下之利」。這種意識型態,我稱之為「貴錢主義」。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可知,這種「貴錢主義」即使富了國家,卻傷了農民。「論貴粟疏」即提出了「貴穀主義」,或說是「大穀物主義」,亦即「農本主義」。
  在信念上,鼂錯是農本主義者,他相信「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在〈論貴粟疏〉中分析了農民因債務沒落為奴婢。這些奴婢多半轉而從事其他產業。這就使得這些產業的興盛,這些產業的經營者豪族的勢力強大,相對是國家勢力的衰弱。農民之所以沒落是因為穀(粟)價低。所以當務之急是提高粟價。而他提出的作法是以穀物與政治權力交易,也可以說是以錢換名。名有二,一是爵位,二是贖罪。 這些有穀者肯定是富商。因為「貴粟」措施,鼂錯推想富商會以較高的價錢向農民買穀。於是富人有爵,農民有錢。而同時因為富商將更多的粟捐輸給國家,國家也可以減免農民的田租。又因為穀價提高,農民樂意耕作,不會從土地中脫離。
  鼂錯認為這種以爵換粟是無本生意,因為爵是政府可以任意發送的。《漢書‧食貨志》也讚美這個政策。但實情恐不是如此。「以粟換爵」的作法使得地方上的富豪獲得了政治身分,更能掌握基層政治。而且爵可以換取申請田地的權利,於是富商可以合法占有更多土地。這個政策對於農民的好處只有是減少了田租,至景帝時復收田租,但只是三十分之一。但這個政策是否真的抬高穀價則存疑。其結果只是商人利用捐輸穀物而獲得政治地位,而與帝國結合。鼂錯的貴粟政策與其後的豪族掌握漢帝國間的關係難論,但結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四,結語
  最後,我打個比方也以一幅圖像來說明戰國到漢前期中國的經濟社會。因為技術條件帶動了社會經濟結構變動,地域社會的強勢者豪族開始經營農場。他們召募農民至農場工作,安排他們住宿,並以貨幣支付農民的工資。同時大國運動興起。各大國的「國家」意欲支配其領域內的人民。於是這些農場被「國家」所收編。而這些「國家」再被秦始皇政權合併為「天下一家」。先有秦「國家」,後有漢「國家」。這些豪族被迫交出他們所支配的農民以使「國家」登錄到戶籍中,於是有「編戶」之制。「國家」根據戶籍向每戶農民徵收賦役,並用「刑」。所謂形勢比人強,面對「國家」的強權,豪族也只好將農民獨占權讓與「國家」。一位農民要花很長的時間為官府服徭役。但這些豪族也不是完全妥協,「國家」公權力的伸張對他們也不是沒有好處。豪族對於這些農民的支配需要(暴)力的保障,如物權與交易秩序等。一些豪族對於僮、僕可以施以身體的刑罰,這些也需要得到「國家」公權力的保障。而且,即使我們看到「編戶」制度的成立,「國家」也沒有(或不能)解消原農場農民與其豪族的關係,農民仍是將生產物(縠)賣給豪族。這類豪族就是鼂錯反覆提到的商人。對於「國家」,它(們)是沒有能力解消這種地域社會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國家」從戰國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那裡學到的「金流」的知識,認為「國家」若能掌握貨幣就能實際上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排除地方豪族擁有金(銅)礦,而由「國家」獨占金屬貨幣生產,在各種貨的交換中就能獲得最大利益。這種貨幣理論也使得漢國家向農民收貨幣(錢)。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豪族),再將所得貨幣以賦的形式交給官府(國家)。但畢竟經濟是見看不見的手,「國家」頂多能規劃,決不可能掌控。一旦農民被捲入貨幣網絡中,這個網絡有了它的自主性,更可怕的是這個貨幣網絡的規模擴大到帝國層級,而結局能掌控這個經濟網路仍是上述商人。這個古代的貨幣經濟反而造成了農民破產而成為商人的隸屬民。於是接下來有「鹽鐵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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