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國家、天可汗與「中國轉向」

  近日出版一篇專書論文,題為〈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概念》,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7年3月)該文是我於2015年8月參加「東亞視域中的「中華/中國」概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經修訂而成的。從東亞王權的視野探討中國歷史上的胡族國家是我近年的研究興趣,藉該文出版之機,為該文說點餘話,也藉機談點我對於該課題的研究心得。以下是我自己的筆記,若能激發研究者一點靈感,則是我幸。

  拓跋國家或拓跋王朝之說是來自於「中央歐亞」史研究的學說,主要用來理解唐的性質。其學說的是非對錯,一言難盡,且屬中央歐亞史研究的關懷,也就不由我評論。其實歷史中國與內亞的關係早就不是什麼隱藏的歷史,唐朝充滿了胡族國家的性質更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因為內亞史研究在近年的蓬勃,新史料與新學說的確衝擊了過去的中國史研究架構。這是一件好事。近年來各領域的歷史研究重塑了我們的歷史認識,其中之一是認識到古代世界如何是一體。美、非洲另當別論,歐亞大陸可說自古以來就通過交通網絡與網絡上的節點城市的功能,交流著人、物與訊息而連成一體。時代的差別則在於流動、傳播的量與速度。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的確是將重心放在考察歷史上作為一國的中國如何演變,這種一國史傾向視中國為一個自我完成的歷史世界。

  批評者說中國史忽略了域外而來的影響,這也是言過其實。問題點在於這些域外影響如何被置於中國史中解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當然是儒家信念,也作為政策的修辭,歷史學家不能當真,但來自儒教的這個學說也不是出自妄想。當然,我們不能從「慕化」、「德化」等儒學的老套去理解「入中國則中國之」,而是要將它置於制度史的脈絡,從「中國轉向」的角度理解。若說「入中國」之「夷狄」仍是「夷狄」,即使「中國之」,也可以是一種觀察的結論。歷史本來就在展現它的多元與複雜性。更何況中國作為歷史上的大帝國,在地表上跨越複數的政治文化地理區,因此所謂「域外/週邊影響」肯定是存在的。將中國想像成一個自我完成的單一政治文化系統當然是錯的,只看到帝國動態中的核心幅射也是偏頗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重視這些影響、作用與「中國制度」的互動。影響論經常會是本質論,認為淵源就是事物的本質。然而,歷史本來就是人事物在時間之流中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又來自於制度。歷史中國也本來就是在歷史演進中不斷重新被定義。

  以本文要討論的唐作為拓跋國家而言,我們可以將拓跋溯源到大興安嶺,然後是蒙古草原。從溯源過程中也同時看到了拓跋在不斷移動過程中的土著化,土著化也就是人群性質的改變。拓跋在蒙古草原融合了匈奴部族,在代地融合了漢人。我們可以說這些拓跋之人或其後稱為代人者是胡人,但這也只是另一個「表歷史」,其「裏歷史」是諸族群的融合。這樣的人群領袖拓跋珪在386年自稱其政權是中國之一國之魏,這是明確的在制度上的「中國轉向」。這樣的拓跋國家若相較於漢帝國,當然有許多非中國性、胡性,我們當然可以強調這些特性,但另一面,拓跋國家的體制又是繼承了漢帝國的中國制度。

  從歷史學探討歷史中國,其重點應置於中國在時間中的變化。歷史中國之為中國,其最關鍵的定義應來自「中國制度」,或者是所謂「天下政體」。溯自秦始皇「并天下」,二千三年百年來,物換星移,政權遞嬗,人群變動,但中國之為中國是這個區域內的政權宣告它是中國。而所謂中國也不是指國名,前近代的東亞沒有現代的國名制度,中國是指該政權主張它是依中國制度所建立的。

  這套中國制度即天下制度,成立於西元前第四世紀的「諸子百家」,歷經短暫的秦,再經漢四百多年的實踐而成為制度。若我們要幫漢帝國取個(帝)國名,應依其天下制度命名為「天下」,而漢只是這個天下之內的天子之國的國號。為區別以後歷朝的天下,我們不妨稱漢帝國為「漢天下」。

  漢天下滅亡於曹丕政團的「革命」。此革命原理也是出自「天下/中國制度」中的「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曹丕先即位魏國國王,魏國是中國之一國,再宣告受天命,於是魏國取代漢國為天子之國,魏國君取代漢國君而為治天下的天子。從這個制度來說,漢魏嬗代不是二個帝國的交替,而是同一個天下中的天子之國的遞嬗。魏國支配的仍是漢天下。不用多說,這只是法理的宣告,曹魏並不能支配華南(本文指長江流域以南,其南界為何則略去不論)。接下來晉代魏則是天子之國由魏國轉換為晉國,晉國同樣傳承漢天下。西晉不同於曹魏的是西晉實際上治理了漢天下。

  我們可以將漢、曹魏、西晉約五百年的歷史視為歷史中國的一階段,可統稱為漢天下。這為期五百年的制度、政治知識與歷史記憶是歷史中國存在的主因。時間的長短決定了制度的力量。制度是否發揮效用經常是看歷史之神給不給時間。這五百年,尤其是東漢以來的三百多年間,天下是由秦始皇所一統的「塞北+華北+華南」的空間領域所構成的,而華北是作為帝國的核心,首都洛陽更是核心中的樞紐。

  此漢天下亡於「五胡亂華」。這段歷史若比較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當可見其特色。這些西方的「蠻族」建立了各自的國家,而胡族則是建立中國。胡族之國被中國史稱為「十六國」。這些相繼成立的胡族政權宣告其政權是漢天下中的一國,且是中國之國而非外夷之國,故以燕、秦、趙、魏為國名。這個時期與漢天下的差別在於一個天下內有複數之國宣稱自己是天子之國,而其首長為皇帝。至於這些胡族國家在宣告自己是中國之一國進而天子之國時,是否主張它是全天下唯一合法的天子之國,進而要消滅他國,則不由制度所規範,而是由統治者的意志、實力與歷史機遇所決定。同樣的,時間是決定歷史的要素。若這些自稱燕、秦、趙的胡族國家可以長期安定的存在,好比存在個一百年,當可發展出新的政治制度。屆時「一個」(漢)天下的理論不再享有知識上的霸權,取之代之的是「併立天下」的新制度。這套「併立天下」之制也可以說是諸國並立。我們不要忘記了漢天下正是消滅了這套諸國並立體系而成立的。這套大國並立的制度以「戰國七雄」的歷史作為它的理據,一直是人們的歷史記憶。這套大國並立制度也是東亞的另一套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在「五胡十六國」時期,重現這種複數中國是有可能的。當時華北(含塞北)有可能成為燕、秦、涼三國分立的狀態,而華南則是吳與楚。但歷史之神沒有給這個複數中國或「併立天下」機遇。終結「五胡十六國」的是拓跋,華北(含塞北)再度統一。

  這些胡族國家作為中國(們)是歷史事實,這個事實主要來自制度面。但事實的另一面是它們是「胡族」的國家。胡族建國帶來了歷史中國極大的變貌,重新定義了中國。至於它們是否為真正的中國則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人作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本來就是在鬥爭的考量下根據自身與他者之「力」,詮釋自身可以選擇的「理」,以獲取最大的「利」。當時最有力的「理」是「天下/中國制度」。這些胡族建國者理所當然採行這套制度。只是「天下/中國」作為一套制度,本身就有詮釋空間。胡族國家可以藉此以建立帝國,也可以藉此以建立大國。在第四至第五世紀中期的「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些號稱自己是燕、秦、趙、魏、涼、夏等胡族政團能作到的是大國程度。這也使得這個時期諸胡族國家所共構的天下不是作為一個帝國,而是國際社會。其實天下的原義本來就是列國並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

  然而在「天下/中國制度」的表象下,我們應追尋來自基層社會的實象。晉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五胡亂華」。論及「五胡亂華」之因,學者喜引用江統「徙戎論」。然而「徙戎論」不能直接當成史實,其中充滿了(漢)帝國的觀點,也掩蓋了地域社會的實態。江統以他的「天下/中國」意識型態,認為漢魏晉帝國之人皆是「華」人,而外來移民是「戎狄」、「夷」。他指出帝國的危機是地域社會上的華夷對抗。江統搞錯了帝國的敵人。帝國的危機不是單純來自於外夷,而是因移民所造成的地域社會新統治階級出現。此新統治階級是胡漢整合。我們可以將這類統治者稱為胡人,但其實這類胡人所領導的政團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尤其是非門第(士族)的所謂寒人。這類地域社會的胡人政團的直接敵人是州郡政府與漢人門第,間接敵人是晉朝廷。

  談到胡人,在漢帝國的五百年間,塞北、華北的地域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貌,主要動力來自域外移民,這類移民就是我們所說的胡人。經歷了這五百年,塞北不論,連華北社會都已是胡漢共構、交融。我們也不用想像這是和樂融融的人群,歷史上不曾出現這樣的理想社會。對於基層社會的漢人團體而言,胡人是盟友,州郡與門第是直接敵人,帝國朝廷則是間接敵人。西晉的覆亡不是地域社會胡漢衝突,而是地域社會胡漢聯盟政團與「晉(朝廷、州郡)+中國門第」的對決。結局是這些胡漢聯盟政團獲勝,胡族國家誕生。

  這五百年間華北地域社會變貌的主因是從域外而來的移民。這類移民通常是以政團型態移入,是一種武裝移民。這種移民其實是歷史常態,就是中國史所說的「封建」。我們總將秦漢皇帝制度說成是「從封建到郡縣」,其實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封建現象從未停止過。將傳統中國理解為郡縣制與編戶之民是錯的,尤其是古代,雖然郡縣制與戶籍制是「天下/中國制度」的要素而發揮重大的作用。

  域外移民主要來自本文所說的塞外。塞外是籠統指漢州郡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指其北邊與西邊。溯自約西元前第七世紀以來,由於內陸亞洲的畜牧業興起,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帶動了一波的經濟開發。在此同時,由於鐵器普及使用,東亞的農業也有突破性的進展。於是在內亞與東亞的交界地帶出現了農牧混合區。我稱這個帶狀地帶為塞北。塞北是從西遼河地區往西,至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經過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至陝西省北部,終於青康藏高原的東部。其南境是華北北部,其北境是蒙古草原,其西境是河西走廊與雲貴高原。塞北可以是中國的北部,也可以是塞外的南部或東部。這個農牧混合地帶出現也是因為中亞、蒙古的牧民與華北的農民約同時進入了塞北。

  戰國的秦、趙、燕諸國的統治集團本身自其始就與這些塞北的人群有密切的關係,自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更以設郡縣的方式在此殖民。於是這個區域漸形成三個政治地理區,一是遼,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內蒙古東緣與遼寧省。戰國的燕國曾征服此區,於是結合燕與遼而為一個更大的政治地理區,戰國有「全燕」之說。「五胡亂華」時期的慕容鮮卑就是以遼為根據地征服了燕地,建國為燕。二是涼,其地在蘭州(甘肅省東南)西北,延伸至河西走廊。涼是戰國秦國的勢力範圍。西晉滅亡後,這裏長期是涼國的所在地。三是代,其地在山西省北部、蒙古草原南側。「大代地」可以包括河套區域,「小代地」則西境以呼和浩特為中心,東境以張家口為中心,南境以平城為中心至雁門關,北境至漢長城一線。代地再往北可連接烏蘭巴托,匈奴單于庭曾設置於此,往南則連接太原,所以該地一直是中國與北亞二王權的接觸地帶。

  從戰國以來,塞北與華北(長江流域以北)因為人群移動往來而漸成一個政治社會的空間領域。另一方面西元前第三世紀以後,塞外成立匈奴帝國,中國(塞北+華北+華南)成立漢帝國,兩帝國在塞北對峙,長城又為塞北劃下一條政治的界線,但這只是一條帝國對抗的政治軍事邊界線。

  「塞北+華北+華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肇因於秦始皇所創建的帝國,漢又繼承了這個帝國。相對於帝國作為一元的政治系統,這個歷史中國自其成立以來就是多元的政治文化區域所共構的。塞北、華北與華南是一個分類法。華北又可依戰國大國領域分為燕、齊、趙、中原(周、韓、魏)、秦。華南則是戰國的楚、吳與越。塞北如上述。

  衝擊漢天下的是從塞外向塞北、華北的「封建」,即政團與人群的移動。漢代的「天下/中國制度」是設定「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而以塞外為異體。但移民改變了這個境界。「五胡亂華」的結果是使「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更大的政治文化區。這個結果也表現在政治面的南北分裂,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南方是東晉。在「永嘉之難」後,晉移到華南的樞紐城市南京,延續其中國王權,其支配領域也限於華南。隨西晉「移國」的還有華北的中國門第。就「塞外+塞北+華北」領域而言,在四、五世紀時是諸國並立,沒有統一的大國或帝國出現。這個領域的南方(塞北+華北)是諸胡族國家並立,其北方(塞北+塞外)是諸游牧政權並立。第五世紀以後,這個區域的南方與北方都出現大國或帝國運動,南方是拓跋魏,北方是柔然。拓跋在三、四世紀間是塞外政權,在第四世紀後期以塞北為基地決定南向華北,在430年代征服了華北,結束了胡族國家並立的狀態。在同時,柔然支配了塞外,勢力及於塞北。整體而言,拓跋失去了塞外,無論就客觀局勢或主觀意願,轉型為「塞北+華北」的大國。

  追溯到第一世紀中期,長期以來漢與匈奴的對抗有了結果。不管是否是被漢打敗,匈奴帝國在塞外(蒙古)潰敗。取而代之的是鮮卑。在西元前第三世紀時,鮮卑是在大興安嶺附近的一個政治聯盟及其人群,臣屬於匈奴。伴隨匈奴勢力瓦解,鮮卑也進行大遷徙,進入塞外(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區)與塞北。在初期,鮮卑仍處在部落或部落聯盟階段,所以主要是以小群的方式移民與建立較小規模的政權。紀錄上鮮卑在第一世紀以後已進入了華北。約同時從塞北進入華北的還有匈奴、羯胡、氐、羌等。這場移民運動改變了華北的人群結構,使「塞外+塞北+華北」成為一個政治文化地理單位,而塞北成為這個世界的核心區。

  代地又是塞北的樞紐之一。第三世紀前期,拓跋在此地建國。我們對於拓跋在此建國之前的歷史不甚清楚。但可以推論如下。拓跋是當初在大興安嶺時期的鮮卑部落聯盟的一部,隨著鮮卑大遷徙而進入「匈奴故地」,主要在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在這個階段,拓跋部的政治型態處在部落聯盟往國的階段。拓跋首長利用過去匈奴帝國的制度而得以控制塞外部分地區。一般認為這個塞外霸權完成於拓跋首長力微時期。

  此拓跋部在第三世紀前期再進入了塞北的代地,並在第三世紀後期轉型為國。在第三、四世紀之交,拓跋進一步侵入山西北部并州的郡縣,於是完成了代地的征服。我們可以說這是「代國」的成立。然而,我在該論文對於代國一事作了討論。嚴格而言,代國說是不對的。第四世紀初期晉封拓跋首長猗盧「代王」,但此「代王」是「代郡王」,是封建爵號。至於拓跋部是否使用此稱號是另一問題。重點在於此階段的拓跋部是一個塞外型的政權,日常行政不使用漢文,不會使用此代國之號。一直到386年,拓跋是塞外南部以塞北為主的政權。相對於「十六國」,此時的拓跋不是一個中國政權。

  拓跋核心地區的代地從西元前第三世紀以來就是塞外與華北交匯的樞紐。在匈奴帝國與漢帝國對峙時期,代地就是二個帝國的接觸地帶。如前所述,在西元第三世紀前期,拓跋進入了代地,第四世紀初期占有了整個代地。「五胡亂華」發生,劉淵為首的匈奴政權打敗了并州,其後所成立的前趙、後趙以雁門關、長城一線與北方的拓跋對峙,也阻止了拓跋的繼續南下。在苻秦滅亡以前的約八十年間,拓跋一直是塞外政權。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在380年代苻秦滅亡之前,拓跋的支配地在山西雁門關以北,其南是前後趙與苻秦。此時的拓跋作為一個塞外的政權,屬北亞的鮮卑王權系統。在這個階段,拓跋欲聯盟與戰爭的對象是同屬鮮卑的諸政權。

  386年元月拓跋珪即位拓跋君長,歷史新頁於焉展開。拓跋珪於該年四月自稱魏王。在這個階段,自稱其國號是中國的大國是表示自己是合法的華北的統治者,至於這個華北大國將來是否要統一華北,進而統一中國,則由其後的歷史條件決定。只是在國策上,此魏國宣告自己是中國(塞北+華北+華南)的合法統治者。這個國策表現在389年的「議國號」事件,掌權的拓跋珪政團再次確認其國號為魏,其國是漢天下的天子之國。398年拓跋珪自稱皇帝是「議國號」的結果,拓跋君主正式宣告他是中國的君主。拓跋珪之後的拓跋魏的確從塞北征服華北。至430年代道武帝時期,拓跋魏已統一了華北。再至480年代,北魏孝文帝推動政治改革,發起另一波的「中國轉向」運動,中國史通稱為「漢化」,其一的表現是將首都定在東漢、魏、西晉故都洛陽。這是表示北魏主張它是漢天下的主人,其支配區域應包含南方。

  拓跋魏的「中國轉向」確實是其國策,但只是拓跋政權中的一個政治黨派的決擇。相對於這個「魏/中國」派,另一個黨派是所謂代人集團。在「議國號」事件中,我們已可以看出這一派的主張。相對「魏/中國」派,代人派主張其支配領域是以塞北為根據地支配塞外與華北。在第五世紀後期,代人派的處境陷入了危機。北方柔然統一了塞外。拓跋魏在陰山一線設立「六鎮」以守備。六鎮正表示拓跋失去了塞外的支配權。北魏孝文帝時期拓跋魏支配的區域已是「塞北+華北」,只是此刻孝文帝君臣正作著統一漢天下的夢,志在華南。這樣的局勢發展對於代人派是不利的,因為這些代人政團既失去了向塞外發展的利基,又在孝文帝改革浪潮中集體失去了在拓跋魏的政治地位。這種集體挫敗正是「六鎮之亂」的主因。這場魏派與代人派的對決,代人派勝利,於是拓跋魏滅亡。

  在524年六鎮之亂之後的約半世紀間,代人集團(或稱北鎮軍團)主宰了華北(含塞北)。577年北周滅北齊。北周武帝旋及整軍進攻突厥。我們可以推測,北周是要將「塞外+塞北+華北」整合為一個政治領域,雖然我們可以再推測若局勢有可為,進一步則是併吞華南。這個政治工程是有可能完成於宇文邕手上。但歷史之神沒有給宇文邕機會,他死於578年。三年後的581年楊堅奪權成功即位稱帝,是為隋文帝。

  隋文帝楊堅是「中國之為中國」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在政治黨派上,楊堅出身代人,其父親楊忠被歸類為「武川鎮軍閥」。但楊忠更重要的黨派歸屬是西魏孝武帝派系。西魏孝武帝一派是代表洛陽公卿集團,即傳承北魏孝文帝的中國政策。在西魏、北周,這一派一直是宇文泰派閥的對立面。隋文帝一登基,即否定北周立國政策,宣布「依漢魏之舊」,再造漢天下。由於楊堅仍屬拓跋魏以來的政治黨派,我們既隋視為拓跋國家,也將隋文帝的政策視為再次「中國轉向」。589年隋滅掉了陳,再造了漢天下,即「塞北+華北+華南」為一體並實施郡縣制。隋煬帝更進一步將首都置於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期的故都洛陽,以展示隋是一個中國政權。這也是在約一百年後實現了北魏孝文帝的理想。

  然而,我們將目光再度挪到塞北。隋帝國的成立一時間可以掩蓋代人政團的光芒,但不可能鎮壓這些人的動向。隋的短命有諸因,表現在政治行動上是塞北政團的稱兵叛亂。隋末大亂的「群雄」中,許多是塞北政團,如燕地(河北北部)的高開道,代地(山西北部)的劉武周、秦地(陝西北部,原赫連夏之地)梁師都等。或許是歷史的某種規律,當塞北以南出現帝國運動,以北也會同時出現帝國運動。第六世紀中期當華北正在進行北周統一運動時,塞外的突厥帝國也正成形。在第七世紀前十年造反的這些塞北「群雄」,透過塞北與塞外的政治網絡連結,向突厥「稱臣」。向突厥「稱臣」的政團包括華北的「群雄」,也包括根據地在太原的李淵。

  這種「稱臣」現象不應置於「中國vs突厥」的脈絡中。包括李淵在內的諸塞北、華北政團都沒有代表中國臣屬突厥。這種臣屬現象只是「塞外+塞北+華北」作為一個政治領域所發生的政團間的政治隸屬關係。而其中塞北政團經常會有「兩屬」的情況,即同時隸屬於北方的游牧帝國與南方的農業帝國。經歷了第四世紀以來的「五胡亂華」與拓跋魏,塞外、塞北與華北已成為一個複雜、多元的政治社會網絡所構成的領域,以華北為核心地的政權通過這個網絡欲控制塞北,而在塞外的政權也同樣通過這個網絡控制塞北。隋末群雄臣屬突厥現象雖可以視為戰爭時的特殊狀態,但也反映了塞北的政團與塞外的突厥間有平日的政治關係。

  我們可以重新敘述唐在隋末大亂勝出的這段事實。同樣兩屬的李淵集團消滅了「群雄」,再推翻了隋朝。繼承隋朝的李淵集團依「天下/中國制度」宣告自己是由唐國上升為治天下的天子之國,於是中國歷史上的唐朝成立。若我們的立場轉換到突厥,則應接受李淵政團是其所屬的屬國之說。這個本部在晉陽(太原)的屬國在618年成為中國的天子之國。626年所發生的「渭水之盟」是起因於突厥責問唐沒有盡屬國之職責。而這次突厥入侵事件和平落幕是因為李世民再次承認臣屬關係且向突厥納貢。這是中國史上的「渭水之恥」。然而,我們的立論不應是唐之中國王權向突厥表示臣屬,而是原臣屬於突厥的李唐政團重申臣屬的立場。若唐之君臣有恥感,是因為此時的唐同時是中國的天子之國。

  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李唐臣屬於突厥不表示李唐所主導的中國臣屬於突厥。我們在討論古代帝國時,不可採近代國家體系(system of states)的觀點。所謂國家主權更是近代以來的制度,一般上推到十七世紀中期歐洲。若依國家主權制度,假設巴黎政府宣布隸屬於倫敦政府,那麼就是法國隸屬於英國,法國的里昂也隸屬於英國。然而東亞古代政治制度不同於此,政團間的隸屬以君臣關係為媒介,與主權無關。如第五世紀後期大和王權的倭王武向在南京的宋朝廷稱臣要求冊封,這是宋朝廷(宋國)與大和朝廷(倭國)君長間的君臣關係的締構,無關中國、日本間的主權隸屬。當唐臣屬於突厥時,不表示唐帝國整體隸屬於突厥,也不表示屬於唐帝國的揚州(南京)也屬於突厥。

  關於李唐皇帝的淵源,已有很多討論,我直接說我的意見。追溯一個人、一群人的祖宗八代以定論其屬性,就研究政治黨派而言是沒有意義的。李淵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西涼王室、隴西李氏或趙郡李氏,另當別論。從政治黨派來看,李淵在起兵反隋之際所領導的唐是一個代人集團。該集團在第五世紀後期居於代地之武川,其首長層是所謂「武川鎮軍閥」。第六世紀30年代東西魏分立時,這個集團首長李虎追隨宇文泰,此後該集團首長一直擔任北周的要職。宇文泰集團要創造一個胡人認同的團體,這從賜胡姓之事可推知,當時李虎受大野之姓。這裡的胡人是指「塞外+塞北」的人群。關於大野之姓,陳寅恪與姚薇元認為是高車諸姓之一,陳寅恪也說這是代姓。高車是蒙古草原上的強勢族群,其中部分人群屬於拓跋魏。李虎、李昺與李淵祖孫三代在政治黨派上都屬於代人。

  若比較李淵與楊堅,其家族都有共同的代地經驗,同屬「武川鎮軍閥」,也都是西魏、北周的統治集團最重要的成員。差別在於李氏屬於宇文泰,而楊氏屬於西魏孝武帝。在李淵建國時期,他充分運用了代人集團的勢力。在隋末大亂中,李淵藉由太原根據地起兵。東魏、北齊採雙都制度,以鄴為首都,以晉陽(太原)為霸府。太原是位於華北北部控制代地的樞紐。唐取代隋是另一次代人集團擊敗了洛陽權貴集團,又打敗了「群雄」。然而,此時代人政團所面對的外在客觀環境已大不同於第五世紀後期「六鎮之亂」前夕的北魏,也不同於北周、北齊分立之時。我們也不用過度從代人屬性推論李淵的建國理念。李淵既然繼承了隋之中國,豈有不宣告新政權也是中國之理,這是力之所及,也是利之所在。若我們說李淵集團執意要建立「塞外+塞北+華北」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歷史也證明這沒有發生。

  我們不管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觀意志,他的當務之急就是不再臣屬於突厥,畢竟他的另一個身分是中國天子。於是有唐與(東)突厥間的戰爭。唐的獲勝可以視為唐帝國戰勝了突厥帝國,但另一面是突厥被其屬國唐打敗。至於唐是否順理成章成為突厥(大)可汗,則不是道理的問題,無法推論。但接著上演了唐太宗被推為天可汗事件。根據唐朝紀錄(《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四年(630),唐與突厥的戰爭有了決定性結果,突厥頡利可汗被獻俘至唐朝廷。其後發生「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事件。我在該論文中作了考證,這裡只講結論。這場「上尊號」的戲碼到底是如何作出來的,是唐朝主動或「諸蕃君長」主動,無從推論。我能推論的是,唐與「諸蕃」本來是原突厥的屬國,因為唐太宗打敗了頡利可汗,所以原突厥屬國改推唐君主李世民為突厥最高首長即「天可汗」。

  舊說認為天可汗是中國天子/皇帝的加號,用以彰顯中國天子(如唐太宗)支配了塞外(北亞與中亞)。這樣的說法是錯的,天可汗不是天子/皇帝號的加尊號。我在該文中使用「雙聯王權」定義天可汗的新制度。從《通典》、《舊唐書》關於諸蕃君長上天可汗尊號的紀錄中可知,唐朝決定採行新制,即唐太宗為「大唐天子行可汗事」,即為「皇帝‧天可汗」。一方面,李世民同時執行二個職務,一是「大唐天子」,一是「可汗」。另一方面,在擔任「諸蕃君長」的天可汗時,其天可汗頭銜前冠上「皇帝」,即以中國皇帝的身分同時擔任天可汗。

  在唐太宗時期,天子與天可汗是並行、雙聯的稱號,各指涉治理的區域。630年以後,李世民之所以擔任天可汗,就力而言,是唐戰勝了突厥;就理而言則是原突厥部分屬國共推新的盟主,而唐以原突厥屬國的地位上升為共主之國。天可汗的制度原理是唐君主以原突厥領域內(塞外)的一國之君而上升為盟主之天可汗。只是此狀況史無前例,唐立刻遇到難題,作為中國天子的唐太宗如何再為天可汗。唐朝的解決之道是使唐太宗以大唐天子的身分同事兼任天可汗,所謂「行可汗事」。又唐朝強調了中國天子對於「塞外+中國」支配的一元性,所以才規定唐太宗若要發公文指揮天可汗所轄的「諸蕃」,頭銜是「皇帝‧天可汗」。這一方面顯示了雙聯王權的原理,另一方面又創造了塞北諸蕃亦歸皇帝治理的新制度。這是新天下的創造,我們可稱為「唐天下」。

  依漢天下的理論,中國天子所治的「天下」不可以包含塞外?我們無法由理論去推論,只能由歷史去檢證。從制度面而言,漢朝依「天下/中國制度」所建的帝國是有明確的空間範圍,這個空間是郡縣領域與冊封體制所建構的「天下」。在這約五百年間,其邊界可以是模糊的、可伸縮的,卻也是明確的。漢天下的範圍是由「塞北+華北+華南」三大區域所組成,而以華北為帝國的核心。當李淵、李世民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天子後,其所治理的法定領域是此漢天下,不包括塞外。當貞觀朝將突厥擊敗後,塞外要併入中國天子所治理的天下當然於理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這是知識與政治工程,不是一時之間能完成。在貞觀時,唐太宗遇到的是天可汗事件,不管是唐主動或被動,在貞觀朝一時間所創造出來的制度是「一個唐天下、雙聯王權」。

  這樣的雙聯王權必須置於東亞歷史脈絡中考察與理解。它不是兩個國家(states)的合併,如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我們可以視「皇帝‧天可汗」是兩個帝國的合併,而且是不同體制的帝國,一個是農業帝國,一個是游牧帝國。然而在「皇帝‧天可汗」制度成立之前,(東)突厥帝國因為唐的攻擊而解體,原突厥帝國中的若干屬國共推同為突厥屬國君主的李世民為其新政治聯盟之大可汗。這個雙聯王權的因是唐朝打敗了突厥,但其緣卻是塞北諸政權想組新的政治聯盟而以唐天子為首長。附帶一說,若說天可汗是從塞外諸蕃的立場稱唐天子為「東亞盟主」,此說是錯的。當時的塞外諸蕃不會將本文所說的塞外與中國視為一個政治單位而主張有一個共主,而這個政治單位是所謂「東亞」。天可汗只是用來指稱李世民是塞外諸蕃的首長,與他是中國天子無關。從史料中看,若外蕃君主有稱唐天子為天可汗者,是指該唐天子是該外蕃君長的政治聯盟的首長,不是說中國天子是天可汗。唐太宗可以身兼皇帝、天可汗,但就制度面,中國天子/皇帝斷不是天可汗。

  若再以1707年英國史上的聯合法為比方,於1707年的「聯合法」(Acts of Union)成立之前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身兼英格蘭國王、蘇格蘭國王,而1707年之後則因合併而成為大不列顛國王。李世民一度身兼中國天子/皇帝與突厥天可汗的雙聯君長號。但從「皇帝‧天可汗」號可推知,李世民是要將中國王權加諸塞外屬國。中國王權一元化的結果自然是天可汗制度的消失,如同無疾而終。630年以後的歷史發展非常清楚展現了唐朝為實現中國王權一元化而將塞化郡縣化,這也使得第七世紀東亞進入戰爭期,多少「無定河邊骨」是中國人民的「春閨夢裏人」。但政治制度可以作為戰爭的結果,不會由戰爭決定,決定制度還是要依當時的歷史條件。一旦唐朝的勢力範圍擴及塞北,能採用的政策有三。一是前述的雙聯王權,二是冊封體制,三是郡縣化,這三者皆為唐朝所採用。雙聯王權是短暫的過渡。其後所採行的「覊縻體制」是冊封與郡縣的混合體。一方面唐朝冊封這些塞外(含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政權首長,這是延續第三世紀以來中國王權冊封外夷君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唐朝的新政策是將這些外夷政權編為州郡。我們可以推論,唐朝是希望渡過覊縻體制的階段,而塞外的州郡能順利轉型為一般的州郡。但是唐朝沒有等到這個結果。

  天可汗制度是中國歷史的短暫火花。過去學者認為天可汗號是塞外君長向唐天子表示臣服的證明,所以希望這個制度愈長愈好,以示大唐的榮光。但這是對於天可汗作為一種制度的誤解。在貞觀朝(627~649),作為中國的唐在法理上是繼承漢天下。然而,同時繼承拓跋國家的唐視塞外為其應然的領土,這個應然面不是來自於舊有的天下理論的幻想,而是從第三世紀以來的拓跋所走過的歷程。唐朝廷先利用天可汗制度而得以宣告合法的支配塞外,於是才有「皇帝‧天可汗」的雙聯王權。接下來,我們看到了唐朝非常積極的將塞外納入中國王權的領域,但其作法不是維持「雙聯王權」。唐的一面是承襲「北魏—北周」系統的所謂拓跋國家,其領土概念可以是「塞外+塞北」,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也可以是「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無論如何,塞外是拓跋國家自認為合法與合理的領土。至於塞外的範圍是另一問題。唐太宗朝廷所設想的理想領土顯然是「塞外+中國」,而「皇帝‧天可汗」只是其中的階段,很快就推進到覊縻體制。所以問題點不在於塞外政權要不要尊唐天子為天可汗,而是唐天子不再採用兼天可汗之制,要完成新的唐天下的一元化。

  《新唐書‧北狄傳》文末「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這是宋代史家歐陽修不懂天可汗之制所下的結論,卻影響深遠。天可汗之號從來沒有用來指稱這個為歐陽修所稱羨的唐天子的尊號。唐太宗朝廷很快就放棄了「皇帝‧天可汗」之制,唐太宗朝廷要的不是中國+突厥的雙聯王權,而是拓跋國家理想中的「塞外+中國」,對於唐而言,這是一個新而超越漢天下的新中國。這個由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在第七世紀時將「塞外+塞北+華北+華南」的整合為一個政治單位。這一百年是中國歷史所謳歌的唐朝。但這樣的拓跋國家所主導的中國只維持了一百多年,以750年代的安史之亂為結束期。接下來歷史中國的變化就另文討論。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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