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現自由:讀網野善彥、谷川道雄《交感する中世:日本と中国》有感

  

  論文難產,百思不得其解,腦海中閃過谷川道雄教授的豪族共同體學說。翻箱倒櫃找到了網野善彥、谷川道雄合著《交感する中世:日本と中国》一書。上次讀這本書大概是二十五年前了。當時讀此書時,總想念幾年前谷川道雄老師站在台大共同教室講台上授課的風采。如今又重溫了這段往事,差別只是谷川老師已辭世。重讀此書更有感是因為其後我也成了網野善彥教授的讀者。這幾年來,我也介紹過網野教授的書與學說。如我介紹過網野教授的《無緣.公界‧樂》及其所討論的日本中世的自由,包括女人的自由。在網野與谷川對話的這本書中,自由也是主題之一。這學期我在台大開設通識課「歷史上東亞的帝國及其敵人」,議題的焦點也是基層人民在政治社會結構中的自由。於是我也藉題發揮,談談歷史中國的自由課題。
  反省所謂中國的自由的課題是基於我們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的反省。不用多分說,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一直是處在套用或回應西方的歷史模式。最重要的幾個分析模式包括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關於認識自由,我們深受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自由主義的自由最大的特色是個人的,我們可以說這種自由是西方式的個人自由。這種西方式的個人建構了西方式的社會與國家。因此自由主義的自由是一個只有個人的私領域,且能阻擋集體的力量的介入,如國家與社會所宣稱的公權力。依這個思路,個人與團體的衝突是結構性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抗爭也被認為是合理的且道德的。作為哲學,自由主義的對錯也不是我能說三道四的,但作為歷史研究的視角卻有反省的必要。從自由主義而來的史觀看重人與政治團體間的支配與隸屬關係,這個史觀下所看到的人是在公領域中或反抗或順服的個人,因為他們或接受或不接受公領域的規範,這個公領域的規範一般也是由政治統治者所設定的。如果這個史觀光照了公領域,人民的私領域卻是一片黑暗。這樣的史觀是過度強調統治者所設定的規範好似是人間的唯一規範,因此作為人民只有服從與反抗二途。這樣的史觀未曾正視人民有自立的生活領域,依自己的價值生活其中,並建構有自主性的社會規範。當然,他們不會隨心所欲,但統治者也從沒有隨心所欲過,古往今來沒有一個人是隨心所欲的。我們想知道的是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律性與自主權,這就是人民的自由。許多人口口聲聲要做人民的歷史,但他們的人民只是政治規範所光照下的被統治者,而自律的世界中的人民則在陰影中。既然是人民的歷史,探索用的手電筒就應照亮王權的政治力所不及的陰影處,看到人民如何自主的依其規範生活。
  我們要在中國歷史中尋找中國人民的自由,但這並不是要證明中國人民是自由的,或者更自由的。凡人皆受其所處的歷史結構所制約,沒有人是完全自由的。歷史是人民的鬥爭史,向天爭,向人爭,為了過一點更好的生活。然而什麼是更好的生活,以及其中的自由,卻是由歷史當事人定義。所以在歷史學中,自由是動態的,不是教條。因此,歷史上人民的自由是要通過研究去追尋,而不是歷史學家根據當代的政治正確去定義。好比自由主義所設定的孤立的人作為理想型是非歷史事實的,其實歷史上的人是活在共同體中,且願意活在共同體中。因為要過共同體的共同生活,人民生活的哲學一定包括服從與妥協。我們不能直接將服從與妥協視為失去自由。在共同體中,若要從權力的角度分析,一定存在著支配與隸屬,我們應該要問的是人民在這些權力關係中能得到什麼與失去什麼。如得到了提高生活品質的物資與安全,但要依時程勞動而失去了原始的自由。我們也應認為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服從與妥協是為了共同體的永續經營,是一種人民的美德。谷川與網野二位教授在對談中都指出歷史學研究中共同體的重要性,至今這仍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值得舊調重彈。
  也唯有知道人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想什麼、要什麼,我們才能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抗爭。人民究竟想什麼、要什麼,是至難研究的課題,尤其對於古代史而言,因為沒有史料。歷史上的人民沒有面孔,沒有名字,沒有留下文字紀錄,更不會成立文宣機構,要認識他們的確困難。我們有的是官方的論述。正因如此,我們在史料解讀上要有更多的批判,在方法與理論上要有更多的反省。並不是宣稱所做的歷史中沒有出現英雄的人名就是人民的歷史,結果我們看到的人民都是國家支配下的無名氏而已,只是國家建構運動的大河中的泡沫而已。
  農民戰爭是可以拿出來再討論的例子。中國史學說中,農民戰爭(革命、起義、叛亂)是人民抗暴爭取自由的最重要的現象。然而農民戰爭之說既界定了反抗者是農民,也預設了他們珍惜農業的價值與農民的生活方式。然而,這是事實嗎?我們會這樣推論是相信戰國以來儒家的說法,如孟子說井田是「仁政」。西漢朝廷所說的「農本」也只是官方的說法。我不是說實施農業是暴政,只是我們不能預設人民都樂意成為農民。非農民也是一種選擇,只是這類人被政權冠上負面的形容詞,如浮、游、無賴以至賤民等。因此,古代的人民抗爭的主軸顯然不是因為農民失去了土地進而失去了農民的身分,而是共同體因政治力過度介入而解體,人民失去了共同體成員的身分。
  《交感する中世》一書已出版三十年,史學研究日新月異,其中一些事實的討論當然可以再議。然而,這本書中對於所謂人民的自由的討論,仍是相當精彩,給我們很大的啟發。這三十年的變化也很大。經歷美國霸權的醜態畢露與全球治理的失靈,尤其是多少無辜的人民因為美國外圍組織以普世人權為名煽風點火,進而烽天連天,結果是屍橫遍野。凡此種種,三十年後再讀此書,肯定有更深的感觸。我們迫切要問西方的自由觀給了基層人民什麼,也必須再問什麼是自由。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檢討自由主義的錯誤與窘境不是職責所在,這有請哲學家或社會科學理論家,我們要做的是再次回到歷史中,探討人民的自由是什麼。至少我們要先檢討由自由主義而來的抗爭史觀。這類史觀只從支配、隸屬關係中觀察自由,忽略支配者與隸屬者之間存在著社會關係,如父子、主奴、君臣、夫妻等。凡社會關係必然同時存在倫理的內涵,如父子間的孝、君臣間的忠。這些社會關係及其道德的內涵是否合理,當然是人文學的鉅大課題,對於它們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是人文學所當務。然而我們在研究歷史中的人與自由時,無論如何也不能預設孤立的人。文明的開展就是人如何創造了集體、更大的集體,再被集體制約。集體性是藉由社會關係表現。人通過社會關係得到他想要的好東西,但也在社會關係中被制約。東亞的漢文將這種社會關係稱之為「緣」,日文也稱之為「絆」(きずな)。或者我們可以用蜘蛛與蜘蛛絲比喻人與其社會關係。人創造了社會關係且需要社會關係賴以生存,一如蜘蛛吐出了蜘蛛絲。人又被他的社會關係所羈絆,也一如蜘蛛絲網住了蜘蛛。人們藉由緣而得到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也受到牽絆。無論如何,集體與社會關係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至於它們是不是主觀上人想要的本身就是歷史學要問的問題,沒有理論可以指引。無論如何,在集體中經營個人生活才是歷史事實,而不是孤獨面對自由的個人。
  若我們使用谷川道雄的共同體之說,在地域社會,無論是統治者(豪族)或人民都必須生活在共同體中,而依不同功能扮演不同角色。這些不同功能與角色間的關係肯定有其不合理性,畢竟我們是活在人間,不是天國。沒有天國般的人間,也不用以天國的標準批判人間。尤其歷史學就是考察在如此不完美人間中的人,人們既為了個人的需要,又願意為了共同的需要,想追尋自我性格中的特殊性,又為了成就集體生活,與天爭,與人爭,既滿足又無奈。這幅圖像就是現實的人間。在這些複雜的意義網絡與權力關係中,若我們先預設了抗爭的必然性或必要性,則無法看到基層人民如何在其日常生活中為了爭取一點點更好的生活,為自己也為與他們有關係的他人所作的那些事。即使委曲求全,也是人民在現實條件的鬥爭中的自我決定。這才是歷史中具主體性的人民,而不是只作為權力客體的人民。歷史上的人是活在社會關係中,若要說支配、隸屬都源自於社會關係。因此對於人民而言,所謂自由有二義。一是存在於共同體內部,二是國家vs.共同體。對於後者而言,由於中國歷史的特色是鉅大與複雜的國家機構,國家與基層社會的共同體關係一直是有待解明的複雜現象。歷史上人民的抗爭主要是反對國家的力量不當介入共同體。在這本書中,網野與谷川教授都強調我們要從社會關係的角度,探討歷史上的人的思想與行動。
  約二十五年以後重讀此書,也讓我想到這段期間我對於皇帝制度與專制政治課題的思考。我在1995年的〈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一文中強調要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中的權力制度去討論皇帝制度,而關鍵是傳統禮制中的名分觀念。在2007年於紀念蕭公權院士的研討會上,我發表了〈專制論與皇帝制度的再思考〉,該文因故沒有出版。其後我也一直以該文為基礎,在我的幾門課中討論這個課題。我的興趣也集中在討論中國的權力為何,並試著從名分論的角度討論。我將部分講義的內容刊於本網誌中,題為「從名分論思考皇帝制度中的權力」,有興趣者可參考。過去將皇帝制度視為專制是因為採主權論的角度。主權論是一種西方式的權力理論,造就了十六世紀以後的專制王權(absolute monarchy)與十八世紀以後的憲政,以及今天西方式民主政治。主權是不是一個好的權力,不是歷史學的主要關心,重點在它不是歷史事實,即中國歷史上的權力制度是不依主權理論。這個鉅大的歷史事實不是我能一時搞懂的,至少我們不難發現名分論才是中國的主流的理論。我再次扼要講一下名分論如下。
  宇宙形成過程中出現了自然人。自然人所組成的人間是無秩序的,於是具宗教性的聖人為人間定下了秩序的規範。當然這是名分論的宗教起源論述,不是歷史。名分論是要將自然人轉換為政治/社會人。這樣的社會人活在社會關係的網絡中,且占有固定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一種身分即「名」,如君臣、父子、夫婦等。且每個「名」不是獨立存在,不會有自主存在的父而沒有子。各種名都通過「人倫」的網絡而相互連結。「名」的取得也相應有了一個社會存在的領域即「分」。我們可以說這個「分」是該「名」者的自然權利,也是義務。「名分」既是權利也是義務,或許從西方憲政思想的立場無法理解,卻是名分論的特色。與「名」相對應的還有「實」。如果「名」是生存的應然,而「分」是這個應然的範疇,「實」則是實然。名分論與名實之說施用於物質領域與精神領域。物質面較容易說明。在古代中國與日本的財產制中,名是一種身分,尤其表現在戶籍的登錄上,有名者則相應於一塊土地,至於實際有多少田地則另當別論。此即授田或班田之制。儒家稱之為井田。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的倫理規範,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人民的自由。換言之,將自然人轉化為政治人/社會人是中國王權的職責,當然也限制了王者集團的自由。而政治/社會的名及相應的分,因為具有倫理性,既可以視為具強制性,但也是一種自由。王權的職責或者說是公權力是要求有此名的人盡其實。而且實或分作為自然之理又是先於王權所存在,不是王權可以立法規範的。這部分也被稱之為「禮」,相對於「法」。王者的權力只在於「命名」與「核實」,而人民必須「安分」。這就是儒家所認為的政治領域。於是,政治的職責在於通過理、力與利,使每個作為「實」的人被放在「名」的網絡中,如身為父、臣、朋友等,且有此「名」之人能遵守其「分」,所謂「安分」。當然,我所說的是一套皇帝制度的理念,真實的政治不是如此循規蹈矩。即使我們可以批評傳統王權胡作非為,但我們仍不難發現中國王權也沒有進入「名分」的領域,如父子、夫妻等。這也不是什麼大發現,其實古人早就自己說了,此即禮與法的相對性。歷史中國的立法者認為禮是一個社會自主的領域,是政治力不可以介入的,其領域尤指社會基礎制度與團體,如婚姻與家庭。
  在《交感する中世》一書中,谷川教授提到了中國的家庭。中國史關心家庭且強調其重要性,不用多分說了。但我們可以從自由的角度重新思考家庭。戰國後期,若我們說中國進入另一階段奴隸制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國家正在創造它的屯田民,這些人是其後皇帝制度中的編戶之民的主幹。貴族或商人則占有僮、僕一類生產者而建構他們的古代型莊園。在此同時,我們看到了「五口之家」的出現,歷史學家也認為這是普遍存在的小農之家。西元前第二世紀前期鼂錯〈論貴粟疏〉是描述這個時期農民之家的經典文獻。該分文獻描述農家中的勞動者在官府的督導下「無日休息」。其後又說「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過去我們解讀為農民的在生產勞動之外還有沈重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的負擔,用以強調農民如何受壓迫。但從另一方面理解,農民有「私自」的生活。從〈論貴粟疏〉所描述對象「農夫五口之家」,明白說是一個「家」。從這條史料中無法知道其「家」的更多事實,至少知道此「五口」(夫妻與未婚子女)之家在其「家」之特定空間中經營「私」生活。我們可以想像在沒有特殊徭役的時期,每天下午五點以後,這位農民與他的大兒子從田地中回家,而到明天上午五點之間是過家庭生活的。而這樣的家又與社區(共同體)中的其他家建立起社會關係,故有「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等事。即使是像鼂錯所描述的由官府所直營的農場之民,即屯田民,或可稱之為公民,國家也承認他們生活中的「私自」,即自主性的社會生活。我不是在辯論這些農民是自由民,而是探索人民可以有的自由為何。即使我們可以宣稱這些農民是處於奴隸制狀態,但他們擁有家庭,也肯定過家庭生活,也經營共同體的社會關係。相對於官府的「公家」,他們明確的有「私家」的生活,這是人民的自由的領域。
  在本書的130至132頁,谷川教授有這樣的一段發言,給我啟發很大,我大略翻成中文如下,與讀者分享:
  人有二個側面。一是被支配與受拘束的。二,即使被拘束,在另一個層次上也是自我。人存的在自身都有這二面。在各自的人民中以各式各樣的歷史形態表現出來的正是這二面。至今的研究太輕忽第二面,只從支配的側面掌握人。我(谷川)最近所想的是更進一步將中國民眾置於個人的層次思考,這或許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必要向下挖掘到個人的應然狀態。
  谷川老師的理念若換成我的表達方式,歷史學研究若要以人民為對象,必須去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感。但也如谷川老師所說的,這是至難之業。我們永遠不知道鼂錯筆下的這位農民在其日常生活的實感。但至少通過史料考證而得到史實,再加以對於有效的推論,我們還是可以知道這個農民之家的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公私生活的應然狀態。史家可以藉此再推論當時農民的幸與不幸,服從與妥協,自由與被壓迫。支配、隸屬與抗爭史觀看似為被壓迫的人民出了口氣,卻只是視人民為被壓迫的對象,在歷史中沒有他們的面貌。我們應更關心基層人民如何經營他們的社會關係,這樣的社會關係建構了共同體。共同體的存在為人民帶來了意義與利益。共同體也無可避免的存在著權力關係,以至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個人與共同體也一直存在著動態的關係,或服從或鬥爭。在絕大多數的時間中,人民以服從或妥協之姿為個人取得最大的利益,也為維護共同體的永續經營。這才是歷史中真實與偉大的人民。

(書影取自日本Amzon網路書店照片)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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