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年號雜感

  猶記2017年10月在日本千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開年號與東亞國際研討會時,與會的日本研究的學者就推論新年號可能出自日本自身所產生的經典,不再是源自中國的經史子集。一年半以後,該研討會的專書《年号と東アジア》即將在四月出版,新年號也在四月一日公布。正如預期,新年號「令和」出自《萬葉集》。(左圖是會議海報)
  年號源自西漢的皇帝制度,是中國王權的特色。在第四世紀以後年號制度為當時東亞各建國者所襲用,日本則晚到第七世紀中期開始,卻至今仍在使用。原因很清楚,日本的國體是天皇制,而中國自己則推翻了皇帝制度。只是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在建立共和政體的同時,卻以「民國」為年號,延續至今天為「民國一百零八年」。韓國在1948年大韓民國成立後也短暫以(大韓)民國紀年,其後改成檀君紀年,又改成依西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時如何處理年號與紀年,猶有研究的空間,但在1950年以後就採取西元紀年。於是傳承漢代以來年號制度的只有日本與中華民國。一個標示天皇制,一個標示共和。
  年號(或稱元號)就是為時間命名,以天子的任期為單位。這是中國王權以至東亞王權的一大特色。歷史上的國名多出自統治者政團的名稱或地名,相對之下以時間之號作為政權的名稱是很特別的。若要論及權力,最大的莫過於定義時間。早期的王權都試圖將自然的時間轉換為人為的時間以決定人們日常生活的秩序。年號作為時間之名,當然引起政治史、思想史等相關領域學者的關注。
  年號是許多人的常識,其實對於東亞(主要是中國與日本)年號制度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年號源自祥瑞思想,一開始時(西漢)年號是標示天子所獲的祥瑞,並不需要根據經典。這說來話長,有機會再談。反而是中世紀以後,日本在定年號時一定要有漢籍的根據,此漢籍可以是中國的經史子集,據統計年號出處的經典有一百零六種以上。(森本角藏《日本年号大観》)年號制度展示了古代以來天皇制的正當性在於漢文,而如年號般神聖的漢文應出自漢籍。即使歷經「國風」文化、中世天皇制危機等脈絡,年號出自漢籍的傳統沒有改變。明治維新是名義上復辟古天皇制,且在政體上同時新採行儒教,故強調其年號出自儒家經典。這種執著於儒家經典的作法其實是中國皇帝制度所無的,應視為是明治國體的特色。像清朝年號之康熙、雍正等,只是採用了吉祥字而已,與儒家經典無關。若硬要說二字出自儒家經典,則沒有歷史學的意義。按這種推論法,則我的名字「懷真」也出儒家經典,但這肯定不是我父親幫我取名時所想到的,所以不是歷史事實。
  2019年5月起的日本新年號令和則是日本天皇年號第一個不採自漢籍,意義當然很大。但我們也要將其意義限定在天皇制的變化。近代日本的國體是天皇制,但日本同時是一個民主國家。天皇制是此民主政體的一機構而已。因此我們也不用根據年號過度推論日本政策的轉變。
  有論者說這是日本要「去中國」。至遲從第七世紀後期日本天皇制成立以來,在政治上,日本就不屬於中國。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更沒有要中國化,故無「去中國」與否的問題。又在文化上,日本文化本來就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若只是泛泛爭辯新年號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而想證明日本至今仍擁抱中國文化,也意義不大。令和二字肯定可以在中國典籍中找到出處,但這種考證也證明不了什麼。有趣的是,當我們要說年號與中國(化)的關係時,不要忘了中國自己都廢掉了年號。
  古代日本天皇制有其兩面性,也決定了其後日本歷史的性質。其一是受容中國的皇帝制度,其二是宣告日本王權所治理的領域是一個「天下」。我們可以說天皇制就是以「中國」王權的面貌出現在日本列島,故這個王權也自稱「中國」、「中華」,其最高統治者稱天子、皇帝。這個面貌表現在漢文,以及與漢文相關的漢制如律令、漢籍等。天皇制政權要在日本土地上架起漢制自其始就是政治鬥爭,其實並不順利。進入中世後,由武家所代表的政治與文化凌駕了天皇制所代表的漢制。其一的現象是和文作為共同語在各階層普及,和文典籍也出現。明治維新再造了天皇制,其意象則是穿著燕尾服的天皇在參拜神社,並引用儒家經典發布漢文詔書。算是歷史的奇妙吧,明治維新復興了漢文,也正式將儒教引入國體。我常在想,若沒有明治維新復活了天皇制,日本是否會像韓國與越南那樣在二十世紀廢漢字?
  在平成三十年間,日本所面對的大環境變化是「中國再起」。這一波中國的國族建構的特色在於強調歷史上的中國文化是民族文化, 國學熱就是此運動的其一表現。根據當今民族主義的原理,中國這個宣稱具有正當性,因為這些文化都源自今天中國所在的大地上。當昔日東亞共通的文化在今天變成中國的「國學」時,日本應如何肯定是日本的政治議題,尤其是對天皇制而言是嚴峻的挑戰。目前日本是以安倍晉三為首的保守派當道,這一派的作法就是高舉「和」文化為日本的民族文化。改變天皇年號的法則是此主張的政策展現,即要由「漢」轉「和」。
  即使如此,年號作為天皇制仍是源出漢制,仍要採用漢文典故。年號即使採用了《萬葉集》,也是引自其中漢文的詩序,並不是其中的萬葉假名所寫的和語之詩句。有人考證令和二字也可出自《萬葉集》之前的漢籍,如張衡〈歸田賦〉等。我想日本年號的制定、決策者也不會不知道。平成三十年間的一大變化就是全文檢索便利了。聽說除了令和之外的另外幾個候選的年號是出自《古事記》、《日本書紀》。這二本書更不能說是和書,都是以漢文所書寫,即使二本書的漢文水準有所不同。這也是日本保守派的困境,他們既擁護天皇,又高舉「和」的自國文化,但天皇制的根底又與漢制溫存。此次年號變革也只能是「去儒存漢」。或許這是紀念明治維新已過一百五十年的方式。
  以上是一名學究在分析象徵天皇制的新動態。若要問我個人的感受,我喜歡令和透露的生活情調。不要再使用儒教的道德教訓了,自欺欺人而已。昭和年號說要「協和萬邦」,結果是日本發動東亞戰爭。新年號令和給我的整體印象就是「一緒に飲みましょう」,只是用文學包裝起來,並賦與它美學的意義,讓它由俗變雅。我對日本好印象之一就是「飲み会」。開完學術會議後常被叫去附近的「駅前店」吃飯喝酒,誠賞心樂事也。藉機謝謝在平成時代請過我喝酒的日本友人,大宴小酌皆感銘於心。(左圖是平成時代做客多次的東京大學附近餐廳)
  日本政府說令和二字典出《萬葉集》梅花詩之序。梅花詩就是一首宴飲詩。朝廷高官大伴旅人至今天福岡附近大宰府任職。730年的「初春令月」,大宰府舉辦了一場宴會。詩序說這時「氣淑風和」。令和二字就來自這二句序文。這個宴會的主要活動是賞梅,參加者也詠梅為詩。大宰府的梅花在歷史上是極負盛名,一直到今天。我曾在二十年前的新曆二月「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時,到大宰府作史蹟考察,也順便賞梅,往事歷歷。
  這個時期的東亞,自認有水準的人,宴飲時總要賞花與作詩。在中國,這是唐詩的黃金年代。在日本則流行短歌、和歌。該梅花詩序說「促膝飛觴」。就是大家貼緊坐。跟今天不同的是,當時人喝酒共用酒杯,所以沒有乾杯這件事。共飲時傳遞酒杯,酒興濃則傳得快,故有「飛觴」之喻。中國宴飲文學代表作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有「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之名句,可見在這個時代東亞大陸與列島名流之人的宴會方式是賞花與「飛觴」。
  若說新年號令和是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跟家人、同事、朋友共同舉行「飲會」,說起來也俗氣點。所以安倍總理好心為我們衍繹了它的哲學意涵:「人々が美しく心を寄せ合う中で文化が生まれ育つ」,就是人人都將心美美的彼此貼近,從中孕育出(日本人的)文化。這話說得真好。但也希望政府努力讓人民賺錢,過好日子。人要有餘錢才能參加飲會,才有機會達成心靈交匯的境界。如果很多人連一天吃一碗拉麵的錢都沒有,也就沒有機會將自己的心美美的與人貼近,擔心孤獨死都來不及,也就達不到令和的境界。
  在台灣一片迷戀和風情懷的櫻花時,日本的新國號卻是詠梅花,歷史之神似乎是一直以戲謔的眼神看著人間。我是覺得詠梅花比詠櫻花好。櫻花無罪,但二戰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偏偏要用櫻花的意象美化人民在戰場上的死亡。這些人竟然教導人民(不是武士!)看著盛開櫻花想著很快要為國犧牲,如櫻花淒美散落而不留枝頭。代表性的軍歌「同期之櫻」的歌詞有:「見事散りましょ国のため」(為國家美麗散落吧)。這真是玷污了賞花。幸好這是一個不正常時代,也所幸日本文化中有更大的傳統在講述正常人的和平生活,我相信這正是戰後日本追求和平的自身動力。天皇制是日本的傳統。從日本中世紀以來,天皇制盤根錯節於日本基層社會,已是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的核心制度。雖然明治國體的發展有其歧路,但天皇制的本質是「一君萬民」,天皇是代表人民,也就是聯結日本社會的基層。這也是戰後「象徵天皇制」所應為者。天皇制是「民のために」,不是「国のために」。從這個角度看,新年號之令和強調宴樂賞花,可以說是祈願人民能有好日子過。
  然而令和肯定還有其他意思。像年號這種重要的漢字組合,在決策時肯定想到方方面面,也希望人們望文生義。望文生義是漢文詮釋的特色,且是合法的。像「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能說是望文生義。有人說羅斯福路之「羅斯福」之義是「納斯福」。這樣解的人當然知道羅斯福是譯自人名Roosevelt,羅斯福路是紀念這位美國總統在二戰時作為中國的盟友。我經常在這條路上走來走去,頗相信可以「納福」。
  說令和典出《萬葉集》中的賞梅飲酒詩當然是真的,但《萬葉集》中的漢字一堆,為什麼要取「令和」。梅花詩中的「令月」與「風和」是漢文中格套之語,從中去拼出「令和」,坦白說是微妙的。這當然是希望人們望文生義。容我忖度(そんたく)安倍總理的真正想法,他決定使用「令和」是為了表示「美好的日本」。安倍晉三近年出了一本叫「美しい国へ」的書,宣揚他的「美しい国日本」的理念。令和就是「美しい日本」。
  令和之和的另一個意涵就是和諧之和,令和即使其和諧,使日本社會和諧。時代轉換太快,人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衝突,族群、性別、世代對抗日益激烈,如今各國都危機重重。早在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的第一條就是「以和為貴」。「以和為貴」之說對現代國家更是重要。眼看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西方強權強加諸東亞的各種政治制度原理已弊病叢生,如何在傳統文化資源中建構未來的和諧社會將是東亞有識者的挑戰。
  最後,希望令和也是「使我們和平吧」。平成天皇自己為他的三十年定位,就是「戦争のない平成」,即「無戰爭的平成」。無戰爭的平成時代也是東亞和平的三十年,此和平是東亞各國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回顧歷史,這三十年真的得來不易,可以稱之為Pax East Asia。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區域,戰爭頻繁,屍橫遍野。平成即將結束,我們也應利用這個契機,讓東亞共同揮別「戰後」,共同迎向未來。
   附帶貼一張四月一日新年號公布那天,我在台大行政大樓前拍到的杜鵑花,當時已是花季的尾聲。附庸風雅,只為自娛,仿《萬葉集》梅花詩(830首),詠一下杜鵑花:「萬世爾,歲月雖去,躑躅(杜鵑花)無絕。」杜鵑花的堅持是花要枯萎枝頭,走完它生命歷程,就算最後不美。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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