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歷史上的人民:關於「東亞世界」的辯論

一,前言

 應台大歷史系學生會之邀,為2019年的高中生史學營作一次演講。題目為「關於「東亞世界」的辯論」。由於我給了同學書面資料,所以沒有對東亞世界論作太多介紹,而是多說了關於人民的歷史的話題。本文是在我演講的基礎上,再對人民的歷史課題多加著墨。

二,「另類選擇」vs.「政治正確」

 歷史學是探究歷史上的人。這看似廢話,其實不然。尤其是在「政治正確」狂飆的今天,歷史學的教與學都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是歷史中的人。我直白地說,在台灣,從歷史學教育者到學生,高比例的人只想在課堂中知道簡單的道理,用來證明統治者所教導的政治正確。歷史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其目的就是在探尋人間的道理。只是相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歷史學的特色在於從人事中尋找人間的道理。歷史學家的謙卑不是因為道德,而是因為在歷史之女神Clio之前,我們原來是一無所知的。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事、什麼是壞的事。這些好的與壞的都是當今有權勢的人告訴我們,我們想在過去的事實中找到另類的答案。歷史學的使命就是提供當代人「另類選擇」。若歷史學所作的事只是從當代的「政治正確」評斷歷史,那麼我們努力學習「政治正確」的諸規範就好了,何必花時間學歷史。

 歷史是個寶庫,收藏了長時間中人類生活的經驗。我們從中知道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如何工作與鬥爭。通過對這些經驗的研究,我們想知道人民的悲歡憂喜。這是我們從小喜歡聽故事的原因,而且歷史是想告訴我們真實的故事。若你要問我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就是「有得必有失」。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光明與黑暗,最好與最壞。歷史就是人們在特定的歷史事件中作出抉擇的結果,我們得到了這些,就失去了那些。所謂「現代性」像是麻醉藥,讓我們認為現狀是歷史上最好的,且是現在的統治者的恩賜。歷史學的使命是為每個時代的「現代性」提供「另類選擇」。其方法就是從歷史資料庫中找出過去的人的真實生命經歷。

 以女權運動為例。近代的女權運動的確是推動了文明往前進。但歷史學家仍要質疑當代的女性真的過得比較好嗎?畢竟權利只是人所擁有的好東西之一,不是全部,還有其他好東西,如情感、家庭、心安等。有多少現代女性生活在困境中,工作與家庭二頭燃燒著他們的生命,又擔心自己的體態不符合標準。歷史學是要告訴現代女性如何無怨無悔作為現代女性,還是提供他們生活的另類選擇呢?長期以來,女性史研究多將研究焦點置於前近代如何是男女不平等,努力在歷史資料庫中找證據,如證明前近代的某時期的男人(如丈夫)有多壞,女人(如妻子)有多悲慘,法律有多不公平,與其對照的是美好現代性中的男女平權的諸制度。若歷史學搞了半天就證明了傳統中國法律是男女不平等,這些活都白幹了。花了這麼多時間研究出來的結果,看似豐富資料與論證,其實只是為了得到這個簡單的結論以證明當代的優越性,使我們證成與堅信當代的理念是對的。那麼這跟喊口號與背標語也沒什麼不同,學術的外衣只是讓我們看起來有水準而已。我不是說這些研究的結論是錯的,只是想說,如果歷史學只是用過去的史實為現代的所謂進步性背書,那麼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為什麼?

 我們回到過去,找到史料,探尋史實,要做的是從過去的人的生活經驗中,重新檢討何為平等,何為男女平等,而不是只扮演法官的角色從當代的法律規範評價過去。我們研究唐律,不是要證明它不符男女平等的規範,然後證明前近代中國在男女平權上的落後性。而是要知道唐代對於男女關係的相關規範,以及人們在實踐上的真實經驗。我們要從過去的事實中知道的是不同時代的不同平等觀念以及人際關係的真實狀態。這些真實的歷史經驗提供我們在建立當下與未來制度時的「另類選擇」。放心好了,歷史學研究的結果不會帶領我們回到過去,時代的巨輪永遠在往前走,我們不可能調整過去的軌道,只能調整未來的軌道。我們要擔心的是現在的體制壓迫我們,而不是過去的體制。討論過去的事實甚至多想想好的一面,可以知道更多的「另類選擇」,它會讓我們多一點在現狀中鬥爭的資源。

 總之,歷史研究不應該是一次又一次通過歷史上的個案(不管是不是真實的)使讀者堅信他已然相信的政治正確是正確的。若說這叫公民教育,我也無話可說,因為我不作公民教育,但作為一個專業史家,我必需說,這不是歷史學要的。歷史學不是拿著當代的一把尺去衡量過去。更好笑的是,有人說這叫做批判。批判是面對當代,甚至當下。

三,真實的人民vs.想像的人民

 在今天,若有人說要做人民的歷史,都占有道德的制高點。但不是宣稱作人民歷史的學者所作出來的就是真實人民的歷史。許多人只是在製作他們想像的人民以配合特定的政治目的。

 想像的人民是研究者根據概念所設想出來的。如我們根據政治概念將人民定義為被支配者。於是我們只從統治關係觀察人民的行為,或順服或反抗。人民只是統治者的附屬品。這種人民的歷史,說穿了仍是統治者的歷史。搞了半天我們只知道統治者的意志、信念與作法,即使這些人被說成是壞人。至於我們所同情的「人民」,只被設定於統治者所制作的規範中,或順從,或反抗。我們只說「黃巾賊」是好人,漢官員是壞人,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們要知道的是這群「黃巾賊」的日常生活與信念,如何通過勞動而追求更好的生活,如何遇到挫折而反抗。真實的人民是有他們自主的生活領域,即使卑微與渺小,有他們的信念與夢想,並通過勞動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只是個被支配者,不只是統治規範下的客體而已。若歷史學對這些事沒興趣,有什麼資格說是人民的歷史。

 最典型的「想像的人民」是從時代分期概念而來的。高中生最知道的是台灣史的分期,如荷據、清領、日本殖民等,我就以此為例。一些台灣史的著作在意的是比較那一個時代的統治者比較好,然後定義那一個時代是光明的,那一個時代是黑暗的。雖然有些著作口口聲聲台灣人民,這些作者心中只有理想的統治者,而人民只是統治者的投射。這類歷史研究中的人民只是依統治者的規範生活,遇到生活無法正常進行時起來反抗。如其中五十、六十年代的台灣是黑暗的時代,命名為「白色恐怖」時期。學者的確舉證了一些的確很恐怖的事件以證明這是恐怖的時代。這些事件的真假對錯是一件事,但基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又是另一件事。其實在這個時代中,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是與政治事件絕緣的,他們生活中的悲歡憂喜是外於所謂白色恐怖的政治世界。五十、六十年代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是美好的時代。我的說法根本不是什麼發現,其證據隨處可見。只是權力菁英創造了政治正確,政治正確的論述使多數人民的生活實態反而是虛像,只有少數的權力菁英的生活才是真像。

 這套歷史觀又與當代台灣最火紅的觀念「覺醒」配套。覺醒的本義是從虛幻中脫離進入到真實,實際上卻是否定自身的真實感受而投身政治教條所形構的虛幻世界。一個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道理不難懂,就是使自己與權力菁英成為「同類」。要使自己與權力菁英成為同類就必須有「共感」,以權力菁英的喜為喜、悲為悲,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替換成權力菁英的生活經驗。自己過去的真實的生活經驗與感情就當成是虛幻的,對外人則盡量掩蓋,甚至在必要時候認錯。覺醒運動就是將特定權力菁英的個人或家族的遭遇當成是人民的共同歷史。這些歷史也不用史家考證,當然也會得到一些史家背書,於是權力菁英及其附隨者要做的是不斷創造一些符號以強化這種想像,如立碑、設紀念館、拍歷史劇、製作成遊戲,若能寫入教科書則功德圓滿。這些機制創造出「共感」,將原本是權力菁英的敵人與異類都收編為同類。佃農之子、國民黨權貴之子都視自己為戰前地主階級之子的同類,過程中還痛改前非。歷史之神奇,怎不令人讚嘆。

 政治運動的勝敗關鍵說穿了就是那一個黨派能聚集到更多的同類。然而真實的狀態卻是每個個人都是獨立的存在,即使父子、夫婦、兄弟間都互為異類。人類的本領就是我們發明一套符號將人與人結合為同類,再創造「認同」。創造「認同」的方法就是抹去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感受,然後以想像出來的事實作為共感的媒介。認同究竟是不是一件壞事,可以方方面面思考,另當別論,但它深刻影響了歷史學研究。如我們要建構民族作為一個同類,就必須凸顯該民族之人的同質性而忽略相異處,同時重視他們如何作為符號的存在而抹去他們真實的生活經驗,也就是建構「想像的人民」。這種事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無代無之。所以我們對於過去留下來的史料都要謹慎處理,它們就算沒有騙我們,也掩蓋了太多的事實,尤其是基層人民的實態。

 所謂基層人民的立場,不是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辯護,而是要將他們日常生活的真相公諸於世。人民的觀點是我們看到史料,無論文字、圖像,要想到其背後有活生生的人民。舉個有趣的例子。前一陣子台灣在吵「日本美學」相對「中華民國美學」。當時爭議點就是台北北門附近的幾棟建築物的意象。其一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時期所建立的台北郵局,其二是在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時期所蓋的住商混合大樓。前者被說是「日本美學」的代表作,而後者則是「中華民國美學」的作品。論者要證明的是日本時代蓋的房子與所創造出來的美感比中華民國好太多了。若光是要這樣說,我也沒意見,我個人生活場所的台大文學院就是一棟典型日本殖民政府留下來的建築物,我覺得它很美。若論者進一步說日本殖民政府優於國民黨,猶有可辯論的餘地。但論者的目的當然不止這樣。這是搞認同運動,是要將台灣人民大分為二類,一是認同日本派,二是認同中華民國派。然後用所謂日本美學證明日本派的身分優越感,中華民國派的沒文化、沒水準。最關鍵點在於,日本派之所以優越是因為他們的主子日本人殖民者優越,而中華民國派的低劣是因為他們的主子國民黨差勁。這是一套「主人與狗」的理論,主人可以有好壞,但人民都是被豢養的狗。若是狗,只要跟對主人,我們不用去管它們內心世界與生命經歷。因此當我們注視著這棟大樓時,我們可以無視這是活生生的台灣人民的生活場所,多少年來這裡上演著一幕幕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他們為了過點好生活,在台北的一隅居住,這裡每天都上演著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他們的確亂釘招牌、亂拉電線,牆壞了也不修,甚至還搞個違章建築。然而這卻是真實人民的真實生活。我們想瞭解他們,因為我們跟他們一樣是人民。

四,同類與異類

 同類與異類是政治最喜歡操弄的課題,其目的是藉由分類創造出想像的人民。這些分類當然會根據一些事實,不會憑空杜撰。問題不在如何分類,而是分類所產生的認同效應。認同的前題是大家都不同,但找一點相同就將它符號化並無限擴大,然後就宣稱都大家都是同類。同樣的方法,就是找到一點不相同的,也將它符號化並擴大,然後宣稱二者是異類。這類政治運動都利用我們對符號(如血緣、地緣、語言)的想像,用來掩蓋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實感。

 台灣的「四大族群」意識型態成立就是一個好的例子。這套官方說法成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其實到了這個時間點,因為現代化、城市化、大眾傳播與教育普及,所謂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相異處縮小,尤其是藉由廣泛通婚而有了一體感。這四種人群的分類也不是台灣官方所發明的,的確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然而就在「同」漸大異於「異」之時,政治運動為台灣人民再次進行了分類。而且,這次的分類不是統治者好心幫我們歸納了歷史經驗而得出了科學的答案,而是藉由官方分類衍繹出「想像的同類與異類」與「想像的人民」。四大族群論是將一些作為族群儀式的文化符號反過來加諸來人群身上,然後宣稱四大族群是具有自然的本質。好比將外省人定義為「國語族群」,明明外省人的國語跟本省人一樣都是通過教育機構學來的,不是「母語」。從外觀上也無從辨識客家人,他們不會穿著藍衫在都市走來走去,更不會經常唱山歌。

 任何的分類都有它的意圖,都是找個判準以區分同類與異類。學術研究無可避免的要用到分類概念,歷史學也不例外。也因此,我們對於分類都要不斷檢討。再以四大族群說為例。四大族群說的最大問題是它根本是父權主義下的產物,因為它主張一個人的族群屬性是由他的父親決定。依族群制度,若一個人的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福佬人,則該人是外省人。但這只能是制度所定義的,在生活的實態上,影響該人更大的可能是母親與母親的家人。而該母親的母親則是一位原住民。我們又可以推出原住民文化的作用。四大族群作為人的分類,只是為政治服務罷了,其動人的學說只是勾引人們將自己身上所擁有諸種文化符號中的其中一項提供給政治動員用。

 總之,歷史學是要探索這些真實的人民。歷史學要在層層的制度、結構的表象中,把裏層與真實的人民找出來。我喜歡引用義大利政治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一封寫給他兒子的信,該信收錄在《獄中札記》。葛蘭西跟他兒子說歷史之所以有趣,是因為歷史是處理活生生的人民,而且那些與所有世界上的人民有關的所有事情。歷史學是探討全世界的人民如何在社會組織中團結在一起,他們工作與鬥爭,為過一點更好的生活。葛蘭西是當時歐洲共產國際運動的領導人,他凸顯了全世界勞動者應團結起來的理念。即使這個信念是可以爭議的,共產國際運動也是過眼雲煙,但從歷史學的立場說,歷史上的基層社會中的人民的確是跨地域社會的連結,相互貿易、通婚,不受國家的政治疆界所束縛,也不受政治概念所左右。

四,關於東亞世界論的三言兩語

 關於東亞世界論,我只順著本文的主題說幾句。

 所有的歷史都是世界史。這不是口號與發願,而是因為歷史上真實的人民是活在網網相連的社會關係的網絡中,他們透過特定的中介者為媒介而相互連結。當然,我們不會認為任一基層社會的人民可以連結到全世界,尤其在前近代。所以學者提出了「歷史世界」的觀點,想通過基礎制度的差異將世界再分成數個歷史世界。如以共同語將世界分成拉丁文世界、梵文世界、漢文世界等。又可以用宗教分成基督教世界、伊斯蘭教世界、儒教世界、佛教世界等。這些歷史世界都會落在特定的地域,如基督教世界、拉丁文世界在歐洲,儒教世界、漢文世界在東亞等。在上個世紀的後半所出現的東亞世界論,是主張東亞作為一個歷史世界,因為這裏有共同的基礎制度,如皇帝制度、漢字、儒教、佛教與律令等。

 東亞世界論是一個方法,讓我們可以探索這個地域內所發生的現象。東亞世界論並沒有要定義它的邊界何在,也沒有主張在東亞的內部有一元的文化,更不會主張東亞是孤立存在的。因為這些說法根本與歷史世界論違背。近年來內亞史蔚為顯學,是從游牧文化的觀點觀察內陸亞洲的諸地域社會間的關聯性。我個人的研究也深受其影響。有內亞史學者宣稱有了內亞就沒有東亞。其實這只能視為新學問的意氣風發之語,不值一駁。就算我們所說東亞的部分地區也可以屬於內亞,東亞世界依然存在。歷史世界之為一個領域是由基礎制度所鋪設的網絡所形成的。個別的地域社會可以有複數、重層的基礎制度,也就是屬於複數的歷史世界。所以歷史世界本來就是交疊的。歷史世界論的初衷是批判一國史觀,只有一國史才會要求該國有明確、排他的彊域。我們說的東亞世界是一個由皇帝制度等基礎制度所流傳的社會關係網絡所建構的空間,本來就與複數的歷史世界交疊。個別的地域社會可以是複數的歷史世界交疊處。如福建的泉州,在歷史上,是東亞世界、東亞海域、伊斯蘭世界交疊處,所以這裡有豐富而精彩的多元文化。許多台灣人的祖先來自泉州。這種多元文化的重層交疊才是人民真實的生活。

(第一張圖片是台大新生大樓,是台大史學營的上課地點)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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