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1949

  父親辭世已近五個月。幾次提筆想寫點東西追念父親,都思緒混亂,難以成章。整理父親遺物時,跟妻子開玩笑說,我父親很幸運,遺物落在歷史學家手上。但也正是歷史學家,反而無法書寫自己的父親。近日輿論談及1949年,那個關鍵年代,再次觸動我對父親的思念,想以歷史學家的本領,追憶我父親的1949。
  1949年那年,我父親甘志清先生,二十八歲。父親生於江西省萍鄉市蘆溪縣南坑鎮雙鳯村。父親的這個出生地也給了我從小到大的籍貫。我到過一次萍鄉,時值清明,真是山明水秀的江南鄉村。
  抗戰軍興,政府抽壯丁服兵役,父親的大哥(伯父)已成家,小弟(叔叔)年幼,由我父親出征。父親在南昌受訓,輾轉到武漢,時間應在1945年的前半。父親屬石覺將軍的第十三軍,老人家曾很自豪說,他的部隊是首批換發美式裝備,受美式訓練。沒想到兩顆原子彈使戰事提早結束。
  講個插曲。我在2002年赴日本鳥取作考古調查。其中一天夜宿同行的東大教授的丈人家,受太田先生、夫人的款待。是個春寒的夜晚,也特別感受人情的溫暖。與太田夫妻晚餐,太田先生說到他在1945年作為日本兵調到上海,我笑說我父親正準備沿長江打到上海,若不是戰爭結束,或許二位老人家會在戰場相逢。眾人哈哈一笑,一時間,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國仇家恨,盡在日本酒的乾杯聲中化為往事。如今兩位老人家都已作古,或可在天國相逢。
  抗戰勝利後,父親就隨部隊赴華北「剿匪」。1947年,父親到南京,經由一位遠房親戚國民黨高官甘家馨先生的引介,在政府機關當辦事員。其後,由另一位同鄉胡軌將軍的引介,進入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工作與住家在孝衛陵附近。我父親當很懷念這段時光。這幾年父親失智,我帶他去檢查,醫師問過去從那裡退休,他很快回答「南京」。我笑著提醒他:「爸,是國父紀念館」,他竟回答:「哦,是在南京的國父紀念館。」
  在南京期間,父親回到萍鄉成婚。但結婚半個月後,就再度投身軍旅。我是在成年後才知道父親的這一段婚姻。父親與胡女士是在四十年後,當兩岸開通才得以重逢。我父親偕母親一起去探望。胡女士也再婚,生活安定。我也跟著父親去探望過一次胡女士,當時她已寡居。兩位老人家見面也只語及平生,幽幽淡淡,令人無感於1949年的狂風驟雨,多少場景是生離死別。
  1949年時局動盪,我父親隨中訓團遷到廣州。時間當在三月。他在那裡經歷了「廣州大撤退」。我只聽父親跟我說,有一天,長官宣布軍隊立即解散,大家各謀生路。父親的同袍有赴香港的船票,於是父親到了香港,等待時局的變化。我不知道父親在香港待了多久,只知道「沒多久」,父親就登上往台灣的船,重新加入了國軍。
  跟我父親有同樣經歷的人都幾乎不提這段「遷台」往事。我想是因為太痛苦了。在大難中的倖存者,尤其是低階的軍人,憑什麼言勇,因為他們有多少同袍、同胞死在這場戰亂中。即使自己不是加害者,活著本身就是愧疚。那是一個如何彎曲悖謬的世代,因為戰爭。
  父親來台後,被編到南部防守區,司令部在鳯山。又屬石覺將軍麾下。父親有一段期間防衛屏東。應該又是受胡軌先生的提攜,父親於1953年北上台北的國防部印製廠任職。國防部印製廠位在民族西路,一帶是被稱為大龍峒的本省人社區。這是一個軍方的機構,可想而知,在那個年代,裏頭的軍官都是外省人。它卻又是一個印刷廠,需要工人,也可想而知,工人多是附近的本省人。這是一個奇妙的軍方單位。其中一位女工李女士,我都暱稱「臭耳聾阿姨」(台語),是一位聾啞人士,就住在大龍峒,把她的鄰居,就是我母親,介紹給我父親。母親當時寡居,帶著兩個稚子,就是我二個哥哥。1962年,我父母完婚。1963年,我出生。
  1999年,就是1949年的半世紀後,我陪父親返鄉。回程的飛機上,我淘氣的問父親,是去萍鄉算「回家」,還是回台北算「回家」。父親毫不猶豫跟我說,回萍鄉是「回老家」,現在是「回家」了。又過了二十年,台灣的政局變化很大,像我父親這樣出身的人感受很深刻吧。但一切終於過去,我父親也埋骨於台北。這裏成了他永遠的家。或許命中註定,我們為父親所選的骨灰安置所在大龍峒,是他老人家在台北的第一個安身之所。
  子女們為父親辦了簡單的喪事,只邀了父親的至親好友。事後想想,參加者盡是本省人。我想我父親應該覺得很幸福。而且老人家也可瞑目了,因為他當年拿著槍以生命捍衛的中國也富強起來了。
(照片是父親攝於國防部印製廠,時間大概是1967年)

About 甘懷真

現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史、禮制與皇帝制度研究、東亞古代政治史 通訊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北市106羅斯福路4段1號 電話:886-2-336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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