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教學與研究' Category

從尿布台談歷史研究法

星期三, 二月 3rd, 2016

  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如下。它在指控百貨公司「性別歧視」,尤指歧視女性。因為該百貨公司只在女廁設置「尿布台」,而男廁沒有。這是有趣的事,我趕快抄下來,以作為教材。因為歷史學在意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某某百貨公司如何設置尿布台,這是作為事實,是通過我們歷史學家喜稱的考證而得到。但如何從歷史事實導出歷史解釋,則是另一個史家的技藝。歷史學告戒學生不可不經思辯的就從歷史事實導出你自己以為是的歷史解釋。   就尿布台問題,我們來想像這樣的情景,以推論是否有性別歧視。我們先確認,包尿布是親子間的行為,它是一種親職。至於傭人幫忙包則另外考量。然後,我們想像三種情境。一是媽媽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女廁,發現有尿布台,太好了,真方便,心裡覺得高興。二是爸爸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男廁,發現沒有尿布台,心裡覺得*&@$,接下來要怎麼作各憑本事,跟小孩說「你忍忍吧」,也是一招。三是夫妻二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因為女廁有尿布台,因此由媽媽帶去換尿布。   這三種情境如何推「性別歧視」,尤其是歧視女性?若是第二種情境,應推論出歧視男性,不給作爸爸的有換尿布上的便利。至於第三種情境下若可以導出歧視女性的可能,則是天下的母親都不情願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不認為那是親子關係的一部分。若在第三種情境下,是該父親主動願意幫小孩換尿布而發現男廁沒有,就我個人的感受是該百貨公司不給我個方便,心裡不爽。在這個情況下,為母者發揮母職去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如何推論該百貨司歧視該女人,我還摸不透解釋法。   目前我的結論是,最應抗議的是上述第二種情境下的父親。就尿布台課題,若一定要講歧視,應該是歧視男性。再繼續推論,其實這與歧視何干?應該是「給個方便」的課題。百貨公司目前是給了母親方便。這有某種合理性。就算沒有大數據也知道在百貨公司中換尿布者以女性居多。百貨公司經營者根據這個現象而給它的女性顧客方便。等到一定程度的男性顧客一個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發現換尿布不方便時,百貨公司就會在男廁裝上尿布台。   再者,歷史分析重在脈絡,要將歷史事實置於脈絡中。容我老師當久了,好為人師,這些話是說給我學生聽的。百貨公司的脈絡就是營利,白話叫賺錢。若你認為百貨公司的決策,如設尿布台,是根據家庭倫理,反映社會道德,那是誤置脈絡。若說百貨公司如此作是經營者主張由女性換尿布,這是錯誤的因果推論。百貨公司想到的是賺錢,而不是道德重整。設尿布台是要討好女性顧客,尤其是那些推著嬰兒車的有錢媽媽。若說百貨公司的動機是歧視她們,連我都覺得寃。因為百貨公司最喜歡有錢的女性!   最後,尿布台也可以用來談歷史上的制度。尿布台是百貨公司為了營利而設置的措施,或作為一種制度。一旦成立以後,該制度就可以被拿來「玩」,所謂「玩制度」。設想一對夫妻帶個小孩逛百貨公司,結果要換尿布了。丈夫說,只有女廁可以換,愛妻,就由你去換吧。言下之意,是該男人好想去換但不得已。而妻子不管是否心甘情願,或許覺得老娘倒楣,也無處發脾氣,只好抱著小孩進女廁。我們說該丈夫玩了女廁有尿布台的制度,讓他可以利用這個老婆不在的空檔,欣賞過往的美女。   贅語一句,尿布台課題用來討論階級、貧富,可能比性別適宜。

對文明的第二個思考:桑族人的美味蛋

星期六, 六月 21st, 2014

  歷史學是在反省文明。有學者說,歷史即文明史,這句話自有其道理。但說者的文明史多是歌頌自身文明如何優美與蘊涵真理,如何從其中發掘要義以感動或說服當代之人。這自是一套學問,我也無從整體肯定或否定。但我個人更希望透過歷史學,在我的課堂上與學生討論何謂文明,尤其是我們(現代人)有比古代人文明嗎?我也覺得這是古代史學者的使命。   我舉過一個例子供課堂上的同學思考。   有一回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影片介紹桑族。桑族,英文稱San或Saan,也通稱Bushman。這個人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廣為人知的契機是「上帝也瘋狂」的這部電影,這部片子的主角就是一位桑族人(Bushman)。桑族人被認為是目前地表上少數僅存的狩獵採集的人群,因此可能是地表上現存最古老的原始人種。若你要說他們最野蠻也不為過。這部紀錄片是一位美國的人類學在當地作田野調查的成果。   其中的一個情節是桑族人撿到一顆鴕鳥蛋。聚落的人群集,料理這顆蛋並享用。其作法令我們這種現代人傻眼。蛋直接打在烤熱的沙上,再用沙子覆蓋。過一陣子後,將沙子撥開,蛋汁也凝固。一群人迫不急待的用手抓蛋,分而食之。影片讓我們看到兒童在吃到蛋的喜樂與滿足。我問學生,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想是:他們好可憐啊,沒有廚具,所以吃到蛋的同時,吃進了沙。這個情節也可以拿來教我們的小朋友:你看看人家,吃東西的條件這麼差,人家還吃得很高興,你媽媽每天早上為你煎荷包蛋,你還吃得心不甘情不願。     想想這種反應也有道理,吃到煎(烤)蛋的同時吃進一堆沙子的感覺太差了。古人因為工具、技術不足,故要這般茹毛飲血。因此,想想我們是何等幸福,作為文明人。我們可以有先進的廚房,華麗的餐桌,高級的餐具,以及文明的餐桌禮儀。   但我要學生作第二個思考。桑族小朋友吃到蛋的滿足與喜悅卻是我們沒有的,達不到的。不要說我們吃到一顆蛋時不快樂,一桌的美食也不快樂。我們失去了各種喜悅與滿足,經常煩惱憂愁,擁有高度物質文明與複雜的制度卻覺失去了幸福感。更可笑的是,我們深陷其中,一籌莫展,卻高度歌頌現代文明,沾沾自喜。我們真的比較文明嗎?   歷史學是想告訴讀者,我們不是活在最好的時代,當然也不是最壞的時代。我們不是最文明的人,我們失落了古老的智慧,當然文明也去除了許多歷史中的惡。好比,過去我們歧視腦性麻痺者,視為邪靈附身或所謂瘋子,歷史上甚至將這些人隔離,對許多腦麻者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現代的教育告訴我們腦麻就是一種病。若你在公車上看到一位腦麻者,現在一般人都不會再害怕,他可能比所謂一般人更和平。而一般人也會對腦麻者提供適當的協助,如保護他在行進間避免跌倒等。這是文明的正面表現。

教室的消失與重建

星期三, 八月 21st, 2013

  參加臺大教學發展中心舉辦的「翻轉教室工作坊」。   這幾年來,對於我們這些在教學現場工作的大學教師而言,話題之一是「消失的教室」。當網路等科技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們還需要一群師生,選一個固定的時間與空間見面,然後由老師淘淘不絕的說,學生奮力的記筆記嗎?的確,這種教學法,或稱之照本宣科,已落伍。近年來流行PPT教學法。教師在上課前將上課內容作成Powerpoint,最好是圖文並茂以引人入勝。上課時藉著E化教室的先進設備播放PPT。而教師則依據設計好的內容,順著PPT的播放授課。當下課的鐘聲響起,若能剛好放到最後一張PPT,則是教師的完美演出。由於歷史學需要圖像,所以PPT的幫助甚大。但我不喜歡這種教學法。總覺得應該是教室主角的教師淪為配音員。若上課是教師安排好的秀(show),而現場的教師只是配音員,就乾脆錄下來放在網路上供學生在教室以外的其他地方看,如餐桌上、馬桶上或電車上。想打瞌睡時就按暫停。老師講的無聊笑話可以快轉,看不懂的地方則可以重複看。   據說美國文學家George Santayana在哈佛大學任教時,一天在課堂上看到外面的陽光燦爛,決定不再浪費時間在教書上,於是拂袖而去,離開教職。教研工作很累,有時我也想學Santayana,扔下粉筆,率性的離開校園。畢竟我是凡夫俗子,至今仍緊守我的飯碗,作不出這種事。但有時在春光明媚或冬雨綿綿的午後,我也會對上課慵懶無力。我在課堂上跟同學開玩笑,下次遇到同樣天氣,我就請TA來教室放我上課的錄影帶,而同學們也可以考慮上課前來架個攝影機,下課後再將攝影機收回即可。   無教室的教學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台灣的空中大學也行之多年,教育成效顯著。近年來拜網路科技的突飛猛進,各大學都推開放式課程。台大也有,其中一門是我二年前開的「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皇權」。我透過iTunes U可以看到世界許多大學的許多課程。如此一來,教室的意義在那裏?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教育工作者都相信教室仍有其功能,因此「重建教室」成為一個議題。最簡單的想法就是,教室的功能不再是老師單向的傳授知識給學生。在今天,老師要傳授系統性知識給學生已不需要靠老師與學生聚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通過口對耳。教室要作的事是師生間的對話,或說是討論。師生對話也不是什麼新的教育理念。「翻轉教室工作坊」的主持人葉丙成老師幽默的說,古代東西最偉大教育家孔子與蘇格拉底跟學生作的事是「啦咧」(閒談)。想來好像是這樣。我們對於孔子的教學內容來自於《論語》,而《論語》中所記大都是孔子在課堂中或戶外教學中的師生對話,不是來自於孔子備課的講義。   我當然不是否定講義的重要性。而是講義不用再藉由課堂上老師講、學生抄的方式傳授。我在一年前教「東亞古代政治史」這門課時,就試行在課前將上課內容先以電子檔的形式傳給學生,並要求學生事先閱讀。在課堂上,我就不仔細談講義的內容,並希望能多跟學生討論。至於教學效果如何,我一時無法評估,這也與我自己的教學能力有關。   這一次的「 翻轉教室工作坊」是推動一個新的教學方式。教師在上課前先將上課講演的內容錄製下來,並要求學生事先藉由網路觀看。教師在教室裡就不再重複錄影中的內容,而是與學生討論或進行測驗。   做教師的多抱怨學生上課打瞌睡、不專心聽講,課後作業抄襲等。加強學生紀律雖然是一途,但改變教法可能更有效。附帶一記的,這次「 翻轉教室工作坊」的地點的博雅202是我上學期上通識課的教室。我難得有機會坐在下面聽講台的講者上課,心情轉換為學生。我也在想,若我是學生,如何看待老師的授課。   以下是我參加這個工作坊所得到的一些訊息,供讀者參考。 http://www.knewton.com/flipped-classroom/ http://anethicalisland.wordpress.com http://www.proera.com.tw

悼念Hobsbawm教授

星期三, 十月 3rd, 2012

  悼念Eric Hobsbawm (1917~2012)。   教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逢Hobsbawm教授逝世翌日,在課堂上有感而發。   物極必反。我這一輩的人活在反共教育下,一方面我們必然受到這股反共思潮的影響,人無可奈何是時代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使一些好奇的心靈想突破禁忌。馬克思主義、左派就是我們想知道的禁忌。在1990年前後,李煥當行政院長時,政府擔憂新左派思潮。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臺灣解除戒嚴。新思潮的新出版品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書局中,餵養了無數心靈饑渴的研究生。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我們這些研究生聽到政府要對付新左派,噬之以鼻,統治者之無識可見一班。當時,台灣正處於股市大好的時代,年輕人熱衷的是金錢遊戲,會把左派掛在嘴上的只有我那些坐困書齋的研究生朋友。結果也證明了其後的台灣是在民主的口號中進行義無反顧的資本主義化。即使在言論市場中,也只有統獨,沒有左右了。若當時李煥政府的憂慮成真,新左派壯大,或許今天台灣的諸多不公不義的事不會出現。當然,歷史從不照著歷史學家的幻想進行,鑑往也從不能知來。   在這一波新左風中,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傳入台灣,或者我們說是「本格」的傳入台灣學界。像E. P. Thompson,Eric Hobsbawm成了許多研究生仰慕的學者,尤其是Hobsbawm教授的著作更被大量閱讀。1990年前後,我在攻讀博士學位。繼承戰後中國史研究的一項興趣,我對底層人民的歷史有興趣,也希望有新的認識。以我所從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而言,台灣史學界有很好的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傳統。但對當時我這樣的年輕學者而言,總覺得某些想法被禁錮,因此乞靈於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其中最重要的學者是Hobsbawm教授。當時我最認真念的是Bandits這本書,書中的primitive rebels(初級叛亂)等概念一直引導我去思考所謂農民革命問題。更不用說像from the bottom up的歷史觀,深刻影響到我這一輩的學者去思考歷史發展的大勢。我的專業是皇帝制度、王權,這樣的課題不免會掉入菁英史觀,Hobsbawm教授的諸研究也經常提醒我更豐富多元的思考歷史問題。他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這本書也一直是我的王權相關課題的參考讀物,我個人受益甚大,尤其是他談state與nation的關連性發展。   以下是我要跟我「史學導論」班上同學說的。Hobsbawm教授是位英國共產黨黨員,他服膺共產黨的一些信念,並以此來研究歷史,至死不渝。歷史學研究可分二部分,一是追求歷史事實(facts),二是在這些事實之上探尋真實(reality)。事實的探討必須遵守歷史研究中具有共識的discipline。這個研究過程不會因為你是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基督徒而有異。那些強調作特定的歷史學研究之前,要先有什麼意識的,都是歷史學研究的敵人。那些人是在作政綱的教本,不是學術著作。然而,在事實之上,如何建構一個整體的歷史面向,則可以有學派、理論的介入。如上述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等。這是歷史學最有趣的地方,它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科學的部分是考證史實,所謂不科學的部分是我們對於歷史整體像的認識。然而,即使不科學,也不是歷史學家率性發表意見,如藉古諷今以證成己見,而是指運用理論將事實加以連結,而呈現歷史整體的面貌。這些理論是歷史學者有意識使用且可以公開宣稱的。Hobsbawm教授一生服膺馬克思主義並以共產黨員的立場論著,但無損於其研究是標準的學術。甚至他的這個立場,能讓我們思考目前的史料考證的缺陷。 近代以來,歷史學要作為一門科學,故強調史料考證,於是讓史料說話成為動人的口號。史家不能脫離史料去論證史實,這是史學的基本規範。然而,我們所擁有龐大史料遺產卻是統治階級留給我們的,它們是統治者的聲音。Hobsbawm教授明白的說,他同情歷史上弱勢的底層人民,要為他們發聲。史家不需要偽裝客觀與中立。若一味的採用現存的史料,迷信只要蒐集與臚列史料而史實就會陳現,則我們只聽到統治者的聲音,或只分析出統治者蓄意要騙我們事實。讀Hobsbawm教授的著作,我們既可以看到史料考證的功力以及理論的魅力。   再次追思Hobsbawm教授。

科舉已死,科舉萬歲

星期一, 七月 16th, 2012

  臺大歷史系學生會所辦的「史學營」邀我去上一堂課。我的題目是「科舉已死,科舉萬歲」。這是以歷史上的科舉為題,討論中國(華人)社會的公平觀。科舉在1905年廢止,至今已百年以上了。但這種傳統中國的公平觀至今尤存,或許於今尤烈。所以我說「科舉已死,科舉萬歲」。   我也引一些時事,好跟這一群高中生對話。其中之一是法國高中會考的哲學考科。前一陣子,臺灣的媒體、網路大幅報導這個夏天的法國高中會考,並讚揚其深度。什麼「法國可以,臺灣為什麼不可以」等論調又充斥網路。有網友看到其考題,說「感動到想哭」。更有網友大罵臺灣的考試制度,說我們的考試制度還停留在上古時期。   我花了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法國會考,尤其是哲學考科。據說,它的題目有「如果沒有國家或政府,我們會變得更自由嗎」、「每個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責任嗎」、「透過勞動,我們獲得甚麼?」、「所有的信仰,都和理性相違嗎」等。有評論者說,臺灣的大部人都不會回答。這是有可能的。但臺灣有一個怪現象,就是大部人不會的問題,考生都會。我兒子是國中生,他的測驗卷我也大多不會,可是他卻會。作為發明考試制度的文明古國的後裔,這種現象其實不難懂。只要它作為考科,那有什麼是臺灣考生不會的。一旦十二年國教啟動,國中在校表現要計入,且包括體育,你就發現,臺灣少年什麼都可以,如扔鉛球、撐竿跳,甚至水上芭蕾。只要可以衝名次而申請入學時加分。上面講的哲學考題,怎麼會難倒我們的學生。   問題是:標準答案呢?當我研究了法國會考的哲學考科,我沒有網友的感動,原因是,臺灣非不能也,不為也。不為的原因是我們社會追求的是科舉式的公平。而這種公平是我們社會的核心理念。所謂科舉式的公平有二個條件,一是外部評審,二是客觀標準。簡單的說,就是要有標準答案,以利客觀的評分。這樣的考試(選舉)制度在明清形成,於是有標準考試讀本(四書集註等)、標準的文體格式(八股文),及其維持公平的考試技術如彌封、滕錄與糊名等。這些制度都反映了明清時期的庶民社會要求公平的動力。相對之下,六朝時的九品官人法的「中正評品」是訴諸名士的權威與主觀判斷。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套選舉原理也被否定。   而順著明清科舉制度的發展,我們有了選擇題這種發明。環顧宇內,重要考試是考選擇題的國家恐怕少之又少,尤其是人文學科。臺灣是極少數的。撇開好壞的價值觀,選擇題真是一種偉大的發明,只有我們這種重視所謂公平的社會才會發明出來,且已根深蒂固,無法更改。十幾年前,大學入學考試還順應改革呼聲,在歷史科中加入了非選擇題。我還參與過閱卷。閱卷前,會有說明會。主其事者會宣布給分的標準。那是一套格式。然後我們根據這套格式給分,並判斷是否應扣一分、二分…。既然非選擇題也是如此標準化答案,那何必由我這種大學教師來閱卷,找工讀生即可。後來我就不想再參加了,再後來非選擇題也就取消了,又改回全部是選擇題。   大學入學考試加考哲學或許不難,難在如何有標準答案以利評分。一旦沒有標準答案,你可以想像每次放榜,我們的社會就會暴動一次。那些在FB上給法國會考按了讚的人,若考試成績不佳,是否會心服口服,就不得而知了。若有了哲學考科,同時可以公布標準答案,那麼我們考哲學作什麼。總之,臺灣是個科舉社會,可能與不可能都受這個規範所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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