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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的內外〉發言稿

星期四, 十月 27th, 2016

  前言:2016年10月下旬,赴北京師範大學參加「思想與方法—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我報告的題目是〈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的內外〉。該論文將收入該「高端論壇」所出版的系列專書中。我將我在會議中的發言稿的部分稍加修改且集中在「化之內外」的課題,登於此,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研究心得。文如下。 ————————————————-   談到歷史中國的政治領域的內外,所謂「化之內外」的化內與化外,無疑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也衍生出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判別中國人的標準是文化,而不是其他如血緣、種族等。關於化外人與化外人,儒家喜歡說什麼「近悅遠來」,慕化、德化、向化等,還有強調「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這是從結果推原因。今天若有一位美國人來跟中國政府說「慕化」,且文化表現非常的「中國化」,於是中國政府接受他是中國人,不用說,這是不可思議,也決無可能。同樣旳道理,前近代的中國也不會作這種事。所以化之內外說是中華帝國征服了異域中的不同人群,然後跟這些被征服者說,你有資格成為帝國的一員,即成為中國人,因為你可以受天子教化。同樣的道理,化之內外說也被用來說明為什麼有些地方不是天子應治理的,因為那裡的人是化外之人。否則依「天子治天下」之儒教最高理論,豈有天子不治理的人群。這種「化之內外」論其實是要為中國王權所治理的疆域劃下一個理性的界線,去說明為什麼不再對外征服的理由。   化外概念的探討是近年來的一項歷史學課題,我知道近年來南開大學王安泰教授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參考。而唐律化外人條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法制規定。我不能說化外人的法制規定成立於唐律,卻是首見於唐律。唐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法律制度的規定。我再一次強調化之內外作為法律制度,而不是理念。在本文的第一節我批判了儒教國家說的若干主張。我自己就是作儒教國家研究,也作天下秩序研究,我不是反對這個命題,而是反對將儒教直接當成政治制度。如許多學者以五服、九服討論天下,一方面認為中國支配的境界是由內向外的同心圓,另一方面又將中國的支配想成無遠弗屆。這種說法是儒教的世界觀,充其量是政治行動時的一種政策說詞。它從來不是制度。   唐律化外人相關條文有總48、總88、總89與總232條。從條文分析來看,唐律化外人條(總48)定義化外人是屬「蕃夷之國」,即外國。相對的,化內人是屬天子治理之國,即「中國」。只是唐律中不使用中國與外國二詞。人群屬化之內外是因為分別屬於中國或外國。在法律制度上,中國人就是化內人,外國人就是化外人。所以就制度面而言,國籍決定了誰是化內人、誰是化外人,斷然不是人們的文化類型決定國籍。   不用說,國籍制度是近代型國家成立後的制度,前近代中國是沒有的。但歷史上的中華帝國有獨特的戶籍制度,並藉由王權傳播而成為東亞世界的共通制度。唐律中定義化外人與化內人明顯是藉由戶籍。我也由此推論,在討論中國內外時,戶籍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不說它是最重要的。若我們說這種戶籍制度是一種前近代東亞的國籍制度並不為過。這種中國皇帝制度所獨有的戶籍制度創造了東亞歷史上的國籍制度。這個課題是值得深化探討。問題點可以包含漢字使用。戶籍是給了帝國人民一個漢字姓名。我們說戶籍制度是登錄了人民的姓名,其實是反過來的,在當時基層人民不使用漢文的條件下,是帝國政府給了人民漢字姓名。而漢字姓名的有無卻成了漢人與非漢人的判準,甚至是自我身分意識。對於帝國而言,登錄漢字姓名是意味將該人編為人民,即郡縣制支配下的編戶之民。這類的編戶之民在客觀與實態上可以分類為各族群,但對於帝國而言,只分為郡縣之民與非郡縣之民。郡縣之民有戶籍,故同時有漢字姓名。我們不妨說人民是因為得到了漢字姓名,其後才成為我們說的漢人。歷史上漢人的定義之一是擁有漢字的姓名。   唐律化外人的相關條文中,明確定義了「化內」即「國內」,「化內人」即「國內人」。唐律使用了「國境」一詞以說明「化內」與「化外」的境界。唐代法制文書也明確使用「外國人」一詞。我特別要提唐律,因為這是從法制層面說明了唐朝的制度。我知道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國內、國外是敏感的話題。只是我作為歷史學家,我作的歷史學是要探討歷史事實及該事實所在歷史脈絡間的關係,並作出歷史解釋。唐代史料中有國內人、外國人,這是歷史事實,怎麼也不能否認。至於歷史上所稱的外國人是否就應該是今天相對於中國的外國人,根本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我只能根據唐律所提供的制度層面的說法,認為唐朝的政體理論將郡縣領域視為「國內」,而用了一個儒教名詞稱為化內,而其域外是「化外」,是諸「蕃夷之國」的外國。   至於在唐代,本國(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為何,唐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說明。那就是畫出「國境」,設立軍事性的邊關,嚴禁雙方人民有各種形式的往來。唐律自身提供了二個這樣的外國名單,高麗與百濟。在關於唐代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多視這二國為唐朝的冊封國,也有學者從屬國的概念推論唐朝的治權及於這二國。然而冊封體制只能說明中國與外夷君長間的君臣關係,不能因之推論中國的治權及於所謂四夷之國。   話題再回到化外人、外內人之別是以國籍(戶籍)為準。這也不是什麼新奇作法。近代的民族(nation)也是以國籍為準。近代民族主義者都宣稱他們是要將自然的民族(nation)建構為人為的國家(state)。依民族主義理論,是先有了nation才有state。這種說法充其量是民族主義者的想像,既不是事實,也不可能成為制度。今天所有的國家都有其國籍法,不可能允許一個外國人因為宣稱是同民族而自動讓他成為國民。化之內外則是儒家所持的政體理論,用來說明中國作為文明國,是由化內人所組成,其外四夷之國是野蠻人的化外人。這個化之內外理論也在告訴人們,先有化內人,後組成中國。一如民族主義者所建構的自國史包含許多非事實,儒家的化之內外理論也是如此。唐律所考慮的是實務面,也就是制度上的可操作性,所以唐律明確的以戶籍之有無定義化之內外人。只是唐律仍然使用了儒教的化之內外說以標示政權的儒教性格,如果說唐律的化外人制度只是用了教化理論去緣飾新的天下秩序當是無誤的。   唐朝所面對的新的天下秩序,從一個角度說,是人民從屬人原則到屬地原則,即郡縣之民即化內人,郡縣領域外之人即化外人。這種屬地原則的成立是秦朝皇帝制度成立以來經過一千年演變所形成的。本文的另一主旨就是討論了這個演變。   秦始皇政權的成立是我們說的中華帝國的誕生。它由三部分組成。一個是戰國的秦國。二是被秦國消滅的戰國大國,一般說是六國。三是這些戰國大國所設置的郡。西元前第五紀的戰國以來,華北大國(燕、趙、秦)向我所說的塞北進行武裝殖民,就是設郡,華中的大國(楚、越)也向華南進行武裝殖民。目前我們對於在塞北設郡的情況比較清楚,如燕設遼東郡、趙設代郡、秦設隴西郡。秦始皇的征服將這些郡也收入疆域內,改成秦郡。秦用「并天下」說明它征服戰國諸大國後所形成的政治空間。這是延用了戰國的天下概念。但這只是理念的宣告,在制度上則推行郡縣制。秦制就是「天下=郡縣」。   秦的天下政體遇到二個問題。其一,這不符合西元前第四世紀戰國學者為了要建構「新王」理論所建構的「天下國家」論。其二是現實上的問題,秦始皇並沒有完全征服戰國大國曾征服或試圖征服的全境。難道這些地方不屬於天下之內嗎?秦很快滅亡,漢繼承了秦的皇帝制度,漢對於這類地方採取了征服的政策,當時叫「置郡」。最重大的事件是西元前108年滅掉了在今天北韓平壤的衛氏朝鮮。該朝鮮國是原燕國的政團所建。漢在此設置樂浪郡。   就結果而言,漢前期的這種「置郡」政策是失敗的。其一,郡縣域外的人群反而利用了漢郡縣進行政治動員,將自身的政治型態升級,如原城邑政權變成小國,小國變成大國。高句麗是重要的例子,它利用漢的權威與制度蔚然成為古代東亞的大國。其二,漢朝不斷以邊郡為基地對域外用兵,反而使邊郡的政軍實力增加,進而往自主之途發展。第二世紀後期公孫氏的燕國就是以遼東郡為基礎發展而成為環渤海灣地區的大國,這是邊郡變成大國的典範。   我要說歷史中國是一個帝國,主要在意它在政治上是一個多元行動者的組合。帝國的朝廷是一個行動者,而郡尤其是邊郡也是一個自主的行動者。而邊郡外部的所謂外夷政權更是另一個自主的行動者。對於帝國朝廷而言,外夷是它的外部與他者,郡又何嘗不是。對於朝廷而言,郡的自立性所造成的殺傷力遠大於外夷。也就是說,對於帝國而言,國內分裂遠比外國不服從可怕。   在這些脈絡下,西漢中期以後,隨著儒教運動展開,皇帝制度出現了「天下—中國—四夷」制度。這是宣告既有的郡縣是中國,郡縣以外是「四夷」。「中國+四夷」是天下。天子治天下,當然也治四夷,但此四夷不用直接治理,只要與其君長間保有政治關係即可,其制度就是我們所說的冊封,其關係是君臣。從史料來看,東漢有四夷封國爵號的制度。漢朝將這些法定四夷君長的頭銜依各外夷政權的大小賜給外夷君長。配合這個制度的演變,東漢以後也的確停止了對於郡縣以外設郡的行動。   這套「中國—四夷」說包含事實,但更是建構與規範。它既創造了中國人,也創造了四夷之人,又同時規範了帝國的行動。另一方面,這種人群定義的誕生除了中(華帝)國自身的因素外,也不要忘了匈奴(帝國)的因素。秦漢的建國本身就在與匈奴鬥爭的過程中誕生的。匈奴的王權也造成了郡縣域外之人有胡人的身分意識。而這又關聯到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由於內陸亞洲的變化而帶來的農業化與畜牧化的對抗,並由此出現了農民與牧民二種人群與身分意識。   這套「中國—四夷」制度若存在於靜態的社會,即人口不流動的狀態,或許會有一番歷史面貌,但歷史的實態卻是大量移民現象。我批評「秦始皇統一中國」論所造成的歷史誤解,其中之一是認為郡縣制一旦定下來,內外彊界就出現了。古往今來,東亞大地的移民現象從未停止。戰國發生的農業化與畜牧化其實是更加大了移民現象。歷朝官方講「安土重遷」,這是在講應然,就是為了對付移民的實然。漢魏西晉五百年間移民現象持續發生。尤其我們注意到塞外移到塞北、塞北移到華北,華北移到華中,華中移到華南等。於是「中國—四夷」制度出現了它的難題。漢代以來那些移入中國的移民,即在中國的原四夷之人是中國人或四夷之人?東漢將這類人定義為四夷,依四夷封國制度處理這類人群,如封他們首長為王等,而不受郡縣依編戶之制管理。對於這種在華之外夷,漢朝廷以「內附」、「內屬」的理論加以詮釋,以取得其合理性。雖然它仍充滿了不合理性,如移入的(南)匈奴至「五胡亂華」前夕的第四世紀初已在河套附近、山西北部住了二百年以上,卻仍被中國(漢魏晉)朝廷視為外夷。至於這類外夷的自我身分意識為何,我們推論其首長有胡人意識,這反映在他們自封匈奴王權系統首長名稱之單于。至於基層之外夷之人當因為長久活在中國的社會經濟脈絡下,已成為地域社會的成員。若要問他們是否自覺為中國人則不是一個歷史學問題,因為中國人概念本來就是中國朝廷所建構的,不是基層胡漢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感。   在漢晉的五百年間,各種證據告訴我們在中國(郡縣領域)的人群性質因為移民而發生根本的改變。著名史料之江統〈徙戎論〉說到關中人口是「戎狄居半」。我們認為這是事實,卻是解釋上的事實。這種解釋是從帝國觀點而來。關中有一半人口是這五百年或更近的時期移入的,這是客觀的事實,但說他們是異類之「戎狄」卻是帝國的說法。在基層社會,被分類為中國人的關中土著認為這類外來移民是異類,這當是事實。但這也是千百年來基層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經驗。江統的說法如此容易得到現代史家的認可,是因為他們心中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歷史想像認為社會的合理狀態應是只存在同質之人,所謂一個民族。他們從現代人的心態去推想古人遇到異類一定發生社會衝突並進行政治對抗。但這是真的嗎?我們也不用跟著民族主義史學去謳歌族群融合,因為異類人群的相遇、共處與通婚進而擴大為一個更大的人群本來就是歷史常態。只是民族主義視這種異類共處是變態才會謳歌所謂族群融合。當然異類相處過程肯定也不會是和諧的,人與人衝突本來就是歷史常態。   江統這類帝國官員真正擔心的事實是社會上的胡人與漢人結合成一個政治單位,且胡人是它們的領導階層。這是〈徙戎論〉不告訴我們的。在「五胡亂華」前夕,政治矛盾不是存在於華北基層社會的胡人與漢人之間。而是中國官方(朝廷、地方政府)與地域社會的胡人領袖之間。   在東漢,這類外夷以集團的形式居在郡縣領域內,多以自治團體的形態存在。漢朝認定這樣的團體可以大到一「國」,小到一個「邑」。這樣的外夷自治團體歸郡縣長官管理,制度上是其首長與郡縣長官間建立冊封形式的君臣關係。所謂郡縣長官包括州刺史與監臨外夷長官如校尉等。在第二世紀東漢羌亂時期,已經看到漢朝將這類監臨蠻夷長官之職授給了外夷首長,也授給他們內爵,如郡公等。這表示中華帝國已試圖改變原「中國—四夷」規範,開始接受外夷也可以擔任郡縣長官之職。我說這是「從內附到內臣」的演變。在第四世紀五胡亂華開始時,晉朝廷更進一步將刺史一類的郡縣長官之職賜給了蠻夷君長。古代中華帝國是想改變這種華夷二分的政策,但已時不我與,古代帝國被胡族建國運動所摧毀。   從第四世紀初年開始的匈奴建國運動摧毀了五百年的古代中華帝國,但其後波瀾壯濶的胡族國家的成立卻宣示了中華帝國的延續。雖然我們不好說這些胡族國家是帝國,卻延續了古代帝國的制度,即我所稱的中國制度。原因有二。其一,這些胡人政團其實已住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時間,早已是該地域社會的成員,如前所論。他們所建的胡人之國只是改變了原地域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性質,由漢人改變為胡人。對於胡人統治集團而言,他們仍採取了中國制度,即自認為自國是「中國」,所以他們採用了「中國」式的國名,如燕、秦、趙等。鮮卑政團取名為燕,是因為他們已長期居於中國的燕地。同理,匈奴建趙國,氐人建秦國,也是因為這些胡人政團長期居於趙地或秦地。我們所看到的五胡十六國的一面是戰國大國的復興,也就是中國的再造。   其二是郡縣制的延續。如前所述,胡人革命起因於胡人首長與郡縣支配的矛盾。然而胡人建國卻是由胡人政團接收了郡縣,使胡人取代漢人而為郡縣官員。胡族國家是完全繼承了古代帝國的郡縣系統。接著胡族國家作了部落解散之事,就是將原胡人部落民轉換成郡縣所轄的編戶之民。這是有趣的歷史變化。在古代,只有胡人首長由郡縣列名管理,現在是地方上的胡人也由郡縣支配,雖然郡縣長官已改成多為胡人。就這個角度而言,這場在華胡人對於古代帝國的革命,是使得胡人也取得帝國公民的身分。弔詭的是,這是基層胡人身分的上升或下降?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實感就不是制度所能推論。524年開始的「六鎮之亂」肇因於胡人集團反對北魏朝廷所採取的胡人身化中國化的政策。   五胡亂華及胡族建國完成了中國古代帝國沒有完成的事,就是將基層社會的胡人與漢人都編入戶籍,由郡縣管理。經歷了這場胡族建國運動與後續北朝的發展,華北的人民無論胡漢都逐步被編為郡縣的編戶之民,藉戶籍管理。唐律以戶籍定義「化內人」也就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歷經了胡族革命與建國,改變了漢代中國內部分中國與四夷的制度。其改變可以分二部分。一是郡縣(包括州、大軍區如都督區等)長官胡漢皆可擔任,二是基層社會的人民不分胡漢皆為編戶之民。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於是唐律直接用戶籍去定義所謂「化內人」。只是大環境雖然變了,但唐朝法制仍執著使用漢代儒教的用語,如化內與化外,去詮釋實際發生的國內與國外的現狀。   我也說這是屬地原則的完成。凡郡縣之民即中國人,外來者依歸化的制度在一定期間內歸化為化內人,即國內人。唐律的化外人相關條文中重要的主張就是中國境內不應有「化外人」,若我們對照漢代「中國—四夷」制度,可以觀察的歷史變化。

西漢前期的農民、商人與債:解讀〈論貴粟疏〉

星期二, 九月 27th, 2016

  案語:本文是台大歷史系「中國史一」課程的補充講義,作為討論課之用。課題是解讀鼂錯〈論貴粟疏〉。這是中國史有名的史料,我也不解題。我利用的史料來源是《漢書‧食貨志》。這段史料在文面上容易解讀。但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文獻,其實不易解明。因為它的歷史背景是戰國至漢初千頭萬緒也五花繚亂的歷史狀態。困難處也來自我們缺乏可以參照的史料。即使如此,由於該文獻本身就是理解這個時代底層社會最重要的文獻,若能仔細研讀與細繹該史料,並作史料批判,即使難免有推測成分,仍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西元前第二世紀中期的歷史,尤其是當時國家(郡國)所控制的農村的樣態。不用多說了,當時的漢帝國的政治經濟狀態當是複雜的,無法以一概全。但這分官方文獻至少讓我們看到當時朝廷所認為一般農村社會的狀態。 一,農夫之家與債   這分史料描寫的是當時農村代表性的「五口之家」的樣態。這個「農夫之家」的特徵有以下。一,受國家(郡國)的政治支配,表現在賦役。農夫既要向政府「服役」,即提供各種勞動力,也向政府繳納錢。二,農夫之家可擁有生產工具與生產所得。如占田一百畝、收成一百石。三,農夫之家將收成(穀物)賣給「商賈」以得到錢。   這三者都反映了戰國以來的鉅大歷史變化。就(西漢)農民的特徵而言也有三。一,殘留奴隷制對於人身的支配,故國家仍可以對農民用「刑」,並徵收賦役。二,在此同時,這又是一個人身解放的時代。歷史學家將這類農民說成是自耕農、自營農民。三,農民與商人間的有支配隸屬關係。   戰國期的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至西元前第二世紀的三百年間是中國史上的大時代(great age)。我們看到二條看似矛盾的歷史潮流並行。一是人身解放,二是大型政治組織的出現。後者終至秦漢大帝國的成立。所謂人身解放,是人民從奴隸制的生產型態脫離,而可以憑藉其勞動意願進行生產,並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雖然在這個時代仍在這個大趨勢的變化過程中。孟子主張井田制就是為這個歷史大勢提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他看出了新時代二個關鍵制度「恆產」與「恆心」。「恆心」來自於對於生產利益的追求,故會自主進行生產,不需要外在的暴力加諸於其身。「恆產」則是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尤其是土地。   不管人身解放是因還是果,新的農業經營方式不再是奴隸制,而是我說的封建制,即農場經營主(貴族)以貨幣支付其農民的生產物(穀),也可能安排農民的住宿。只不過,我們說這是封建關係,因為農場主人之貴族仍保有對於農民的若干身體支配的權力,如力役與刑。   至於大型政治組織的成立,以大國運動、帝國運動概括,我稱之為「國家」運動。上述的這些貴族農場在戰國時期被國家所收編。其結果是原農場農民被編入國家的戶籍中,當時稱為「編戶」之民。藉由戶籍,國家向農民徵收賦役。賦役包括人頭稅與為官府服力役,以及應官府要求交出額外的物資或錢。在此同時,國家也依戶籍對人民進行行政管理,並施以刑罰,所謂「嚴刑峻法」。   過去的中國史研究強調「編戶齊民」的演變,即我們觀察的重點在國家如何收編農民與創造農民聚落。我們甚至想像這些農民都從原始的氏族脫離後奔向國家而成為國家的編戶之民。這種情況當然有可能,但不是普遍的。戰國以來,多數人民實際上是隸屬貴族的農場。而這些農場貴族被國家所征服與收編。農場的隸屬民被編入國家,如前述。但是農場主人與其原隸屬農民之間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因此被政治力終止。到了西漢,這類貴族已不再是農民在政治上的支配者,所以被定義為商人。也如《史記‧貨殖傳》所述,這些商人包括原非貴族出身者,司馬遷稱之為「素封」。   〈論貴粟疏〉敘述了漢朝所認為的典型的農民,而這類農民保有與商人間的經濟關係。國家並沒有(或不能)消滅原貴族與農民間的經濟連繫,農夫之家仍繼續將生產物之穀物交給原貴族之家以換取貨幣。對於這些原控制基層社會的貴族而言,他們喪失了過去對於農民的政治支配,但仍能繼續經濟上的關係。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什麼是戰國至西漢所謂的商人是什麼。在〈論貴粟疏〉中,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以換取貨幣。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制度下販賣商品,其實是延續既有的「貴族—農民」的體制,只不過這類貴族已轉換為商人。   我們再一度考察〈論貴粟疏〉中的商人為何?其中定義商人:「其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其者「大者」就是我們所說的原貴族。他們所作的商業不是經營我們所說的商業行為,也就是買賣。所謂「積貯倍息」,這種行業對於今人而言,與其說是商人,不如說是開當鋪的,或經營高利貸。這些「富商」一如《史記‧貨殖傳》所記,在當時全中國的商業網絡中進行貨的交易,就是交換「貨」。我們可以想像這類大商人的倉庫中堆滿了各種貨與錢,所謂「積貯」。這些貨當然也會在當地販賣以求利,這就是「小者坐列販賣」。我們可以推論大商與小商間的貨的交易是通過貨幣。大商將貨賣給小商,小商再將貨賣給農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大商—小商—農民」間的商業網絡。   又在〈論貴粟疏〉中,明文說到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無論大商或小商。因為農民要交錢(貨幣)給官府。只是這種交易的實態,我們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理解。古史難徵,然而,我們仍能推測這不是到一個自由市場交易,而是特定的商人與農民間的交易。〈論貴粟疏〉的名言:「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首先,我們可以推論該農民交易的對象,無論是買賣或借貸,是同一位商人。也就是這位商人與農夫一直存在著交易的約定,這種約定來自於既存的封建關係。我們甚至可以推想這位農民將生產所得的穀物儲存在該商人的倉庫中,而該商人也依長久以來的約定付給該農民貨幣。若該農民要求輸入更多的穀,則該商人會要求單位價格只能是常規的一半。這就是半價而賣。   所謂「亡者取倍稱之息」,這句史料很明顯的是借錢。但這不是單純的借貸。因為該農民本來就與該商人有穀物交易的約定,所以該商人才願意借錢給該農民,如約定收成時必須以加倍的穀物償還借款,即「倍稱之息」。借錢還錢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接下來的是一句名言「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同樣這也不是因為該農民宣告破產而在市場上售出他的田宅,甚至是販賣人口。這種自由市場的想像是不符古代的歷史脈絡。這句話是接前一句的「亡者取倍稱之息」。該農民向商人借錢的行為是使雙方有了債務關係。債務人之農民理應依約定將一定穀物交給債權人之商人,若不能履行債務,則債權人得沒入該債務人的財產,如田宅、子孫。所以「賣田宅鬻子孫」行為是「償債」。這層債務關係是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也可以進一步推論如下。這種看似商業交易的行為,都不是我們現代經濟學所能解釋的。先秦貴族與農夫的關係源自於奴隷制的人身依附。這種人身依附關係表現在一個關鍵字,即「責」,亦即「債」。責的字義是指從支配地徵收財物,也就是令利用該地進行生產的生產者繳納租稅。生產者要繳納租稅的原理是因為利用了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或其他資源,因此衍生出「欠債」的觀念與制度。於是將一定的生產物交給支配者就是「還債」。   到了春秋以後,尤其是戰國以來,在技術進展與人身解放的潮流下,作為支配者的貴族以禮物形式送給農夫銅幣,目的是希望其農夫能夠增加生產,並將更多的生產物交給貴族。假設過去農夫一年要給支配者60石穀物,這是以「債」的名義交給貴族。現在貴族給農民1000錢,以要求農民多40石,也就是交出100石。因此,這多交出的40石就不算是「債」,而是與貨幣之間的「禮」物的交換。隨著時間的轉移,在客觀上,我們就會認為這種交換是100石穀物交換1000錢,也就是穀物是一石10錢。所以,在某個時間點上,支配者與其農民間已沒有債的關係,而是以生產物交換貨幣。在起初,這是一種「禮」,其後我們稱為買賣。若反過來,是農夫要支配者(貴族、商人)多給他們錢,如300錢。這時則300錢所對應的穀物又成為債,就是農民要「還債」。我們從前面的算術推回去,應還30石。假設支配者要求提高為60石,就是「倍稱之息」。   而無法還債會如何?若過去有農民無法交出60石的「責」(債),則該農民當受到「刑」,重至死刑。到了西漢,若無法還債,支配者(商人)已無法使用「刑」,而是沒收該農民的財產,即「賣田宅鬻子孫」。「賣田宅鬻子孫」字面易解,實指難明。我們先確認這些行為是欠債的農夫將田宅、子孫以還債為理由交給了其債主的商人。更進一步推論,這是欠債者被債主收為奴婢。一旦為奴婢,就會住進主人的之家,嚴格說是奴婢的宿舍。而其原來的「田宅」也被該商人占有並處分。而有趣的是,即使鼂錯批評這種現象,但漢的法律是為這種現象服務。漢的法律不同意債主因為欠債而殺或傷了債務人,因為人身是歸國家支配。但漢的法律規定債權人可以沒收債務人的財產,並在法律上承認奴婢一類的「賤民」。漢法律又在戶籍上登記了財產,在法的意義上是承認了物權,所以如田宅等財產就可以轉移,也為官方所承認與保護。   漢帝國的難題正是如何處理這層源於「貴族—農民」間的封建關係,而這種關係表現在「債」。就結局而言,漢是失敗的,建立在這層關係上的豪族將主宰其後的中國。中國中古士族研究早已指出債務關係是豪族與其地域社會人民的主要關係。這種債務現象是從〈論貴粟疏〉時代一直延續到中國的中古時期。 二,漢朝與商人   又從〈論貴粟疏〉來看,漢政府將這些商人限制在「都市」中,也受郡國管理,規定商人的經商行為只能在「都市」中,因此農民與與商人進行交易也必須在「都市」中。而這類「都市」在制度上是受官府的管理。   即使就朝廷的立場而言,是要壓制與規範商人,實際上卻作不到。這也是〈論貴粟疏〉有名的論點。〈論貴粟疏〉精彩處也在於描述了這些商人,其文如下:「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他們美食華服不論,日常生活是交際應酬,其交際的對象包括「王侯」。所謂官商勾結肯定是歷史的常態,而〈論貴粟疏〉也是證據之一。這些商人在地域社會層級是與地方官「交通」,也就是勾結。只是這一點沒有被鼂錯明言,其實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論貴粟疏〉一文指出農民的痛苦出自於官府突然要徵稅,而農民必須向商人以穀換錢,因為出於緊急,所以農民必須以更多穀才能換到一定的錢。若農民手上沒有穀,則必須向商人借錢,而忍受高利貸。鼂錯批評這種突然向人民徵稅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從其措詞,至少鼂錯不認為是帝國層級的政策,而是地方政府(官府)的作為。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種「賦斂不時」就算地方政府有其理由,也是明知商人因此獲利而農民因此損失而執意而作。若說這是官商勾結至少是部分事實。商人因為徵稅而賺到的利益會回饋給官府,當然包括地方政府的官員。這種地方層級的官商勾結將是漢帝國要面對的大問題,於是才有接下來的「鹽鐵論」再次針對商人問題進行政策辯論。   我們不要認為漢帝國是一體的。帝國從來不是一體。在漢代官方的論述中,漢朝官方與社會上的富商是對立的,但究其實,二者在地域社會經常是合一的。《史記‧貨殖傳》提到戰國末年以來的富商,有「素封」之說,但這一類的「素封」的比例是有限的。大多數的富商出身貴族層,尤其是原戰國的士人層。在戰國時期的大國運動中,上層貴族聯盟以城市為政治中心,進而創造了諸「家」聯盟的「國家」。城外的下層貴族,或稱為士人層則仍在城外的世界進行移民墾殖。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這類士人轉換為富商。他們可控制底層人民,建立勞動團體。秦漢的帝國運動是要消滅各國的上層貴族的勢力,其先是秦國消滅六國後的「并天下」,其後是漢朝剷除原戰國大國「國家」的殘餘力量。但漢朝承秦速亡的教訓,在基層社會選擇與下層貴族合作。我們可以推論這類人實際上控制著郡縣層級的地方社會。他們也選擇與漢帝國(郡國)合作。所以情況是,這些被稱為豪族的地域社會的統治者放棄了過去對於貴族農場領民的政治支配,將這個權力讓渡給「官府」,但仍維繫與基層人民的既有的部分封建關係,主要是前述的債的關係。漢帝國在政策上打擊了商人,但在基層社會卻因為所謂官商勾結甚至是官商一體,共同盤剝人民。   我要特別強調官商一體,是因為既有的學說是認為漢帝國反商,其政策是打擊商人,〈論貴粟疏〉也被當成證據。但即使只就〈論貴粟疏〉分析,仍可以看出漢朝廷、地方政府、商人與農民間的複雜關係。當然,帝國與商人的對抗是歷史的主軸。在這個過程中,原地域社會支配者貴族的政治權力為國家(帝國)所收奪,但國家卻也用法律保障了商人所需要的經濟制度。 三,作為編戶之民的農民   我們再將注意力轉到官府與人民(農民)。如前述,我們認為其關係一言蔽之就是「編戶齊民」。但我也必須說,就整體觀察而言,這不盡正確。「編戶」的確是這個帝國運動最重要的現象與結果。即使如此,我們也要考慮中國境內仍有許多人民未成編戶。官府藉由戶籍對於農民進行賦役與刑的支配,即國家依據戶籍徵收人民的勞動力,並對人民身體施以處罰,也就是國家要掌握的是民的人身。西嶋定生說皇帝制度的三特色之一是「個別人身的支配」(另二是郡縣制與官僚制)。這是非常正確的觀察。從這個角度,農民不是自由民,更接近奴隸。這些農民住在里內,受郡縣政府末端的官僚支配。這些鄉里的官僚不是只收稅與維持治安,甚至管理農民的日常生活,強迫他們勞動。〈論貴粟疏〉記農民「亡日休息」。「亡日休息」是一種文學描述,史學也不用計較真的沒有一天可以休息。「亡日休息」反映了農民的生產受到官府的監督,農民的勞動具有強制性。另一方面,這些農民還要為官府服徭役。就當時的農業技術水準而言,有相當長的農閒時間,但農閒期間被徵調服徭役,才會「亡日休息」。   人身支配的另一部分是刑。〈論貴粟疏〉沒有提到刑,本文也就略去討論。   若我們要說「齊民」,其意義在於所有人民都隸屬於國家,沒有區別,在制度上是人身皆隸屬於國家。然而,人民中有另一類人,即奴婢,是另有隷屬的主人。其後奴婢在法律被定義為賤民。奴婢、部曲等賤民的人身隸屬於其主人,但不是排他隸屬,賤民仍隸屬於國家。因此古代中國法律的特色在於主人不得殺害或強姦賤民,這表示賤民的人身仍隸屬於國家,故也受國家的保障。   若認為秦漢以後是一個「齊民」或「平民」的時代,且想像人民的身分是等齊的,是錯誤的。這是一個不齊的時代,既有豪族與農民等一般人民的身分差。又有良民與賤民的身分差。探究這一段歷史不應再無視於豪族、商人與僮、僕、奴婢、部曲等賤民的存在。   若從人身支配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當時仍在奴隸制。但國家並沒收奪人民的生產物,允許人民自主處分生產物,也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帝國並不占有人民的勞動所得,也不以勞動所得為課稅對象。所以我們可以說傳統中華帝國從沒有徵收過所得稅,一直到近世都沒有。   漢朝向農民徵收田租。通整個漢代,其制度是「十五而稅一」,即官府抽十五分之一的收成為租稅。其賦稅的原理不是所得稅而是「租」。即農民使用了國家的土地進行生產,所以要向國家交租。這也反映了中華帝國運動的重要一面。從戰國「貨殖」時代以來,各政團各自掌握貨,於是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交換」的時代,它創告了新的政經制度,帝國也於焉來臨。帝國(中國王權)在這波鬥爭中,再訴求既存的「天下」理論,宣告天子是天下的主人,其制度是「王土」,即所有的土地都是屬王者(天子)。就土地所有權而言,出現二個看似相反的面向。一面是所有土地都是「王土」,尤其是農地,若說都是「公田」也無妨。另一方面,農民卻因為戶籍制度,其所經營的土地被登錄於政府的籍帳中,因為受到法律保障,也就有了私有土地的意義。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爭這類土地是公田或私田,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在制度上,土地的所有權是天子的,是天子將土地授與農民。也是在制度上,國家承認人民的財產權,故農民可以合法的占有農地上的生產物,但必須向官府納租。   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到鼂錯的〈論貴粟疏〉,都提到農民將穀物賤賣給商人,目的是為了繳稅。我們可以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官府不直接向農民徵粟。從〈論貴粟疏〉一文可知,官府是需要穀物。可是為什麼官府要向農民收錢,而農民為了錢要向商人賣穀物,官府再向商人買穀?〈論貴粟疏〉明白的透露政府部門需要穀。可是史料也很明白顯示漢朝廷想要掌握的是貨幣。這是因為漢朝廷信仰的是戰國以來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這個學理主張王者應控制貨幣,這樣就可以在「大交換」中最後獲利。在這種理念下,國家念茲在茲的是擁有貨幣。漢初以來,國家制定法律並付諸行動以禁止民間生產金屬貨幣。漢朝是想通過掌握貨幣以收奪「天下之利」。這種意識型態,我稱之為「貴錢主義」。從李悝的「盡地利之教」可知,這種「貴錢主義」即使富了國家,卻傷了農民。「論貴粟疏」即提出了「貴穀主義」,或說是「大穀物主義」,亦即「農本主義」。   在信念上,鼂錯是農本主義者,他相信「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在〈論貴粟疏〉中分析了農民因債務沒落為奴婢。這些奴婢多半轉而從事其他產業。這就使得這些產業的興盛,這些產業的經營者豪族的勢力強大,相對是國家勢力的衰弱。農民之所以沒落是因為穀(粟)價低。所以當務之急是提高粟價。而他提出的作法是以穀物與政治權力交易,也可以說是以錢換名。名有二,一是爵位,二是贖罪。 這些有穀者肯定是富商。因為「貴粟」措施,鼂錯推想富商會以較高的價錢向農民買穀。於是富人有爵,農民有錢。而同時因為富商將更多的粟捐輸給國家,國家也可以減免農民的田租。又因為穀價提高,農民樂意耕作,不會從土地中脫離。   鼂錯認為這種以爵換粟是無本生意,因為爵是政府可以任意發送的。《漢書‧食貨志》也讚美這個政策。但實情恐不是如此。「以粟換爵」的作法使得地方上的富豪獲得了政治身分,更能掌握基層政治。而且爵可以換取申請田地的權利,於是富商可以合法占有更多土地。這個政策對於農民的好處只有是減少了田租,至景帝時復收田租,但只是三十分之一。但這個政策是否真的抬高穀價則存疑。其結果只是商人利用捐輸穀物而獲得政治地位,而與帝國結合。鼂錯的貴粟政策與其後的豪族掌握漢帝國間的關係難論,但結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四,結語   最後,我打個比方也以一幅圖像來說明戰國到漢前期中國的經濟社會。因為技術條件帶動了社會經濟結構變動,地域社會的強勢者豪族開始經營農場。他們召募農民至農場工作,安排他們住宿,並以貨幣支付農民的工資。同時大國運動興起。各大國的「國家」意欲支配其領域內的人民。於是這些農場被「國家」所收編。而這些「國家」再被秦始皇政權合併為「天下一家」。先有秦「國家」,後有漢「國家」。這些豪族被迫交出他們所支配的農民以使「國家」登錄到戶籍中,於是有「編戶」之制。「國家」根據戶籍向每戶農民徵收賦役,並用「刑」。所謂形勢比人強,面對「國家」的強權,豪族也只好將農民獨占權讓與「國家」。一位農民要花很長的時間為官府服徭役。但這些豪族也不是完全妥協,「國家」公權力的伸張對他們也不是沒有好處。豪族對於這些農民的支配需要(暴)力的保障,如物權與交易秩序等。一些豪族對於僮、僕可以施以身體的刑罰,這些也需要得到「國家」公權力的保障。而且,即使我們看到「編戶」制度的成立,「國家」也沒有(或不能)解消原農場農民與其豪族的關係,農民仍是將生產物(縠)賣給豪族。這類豪族就是鼂錯反覆提到的商人。對於「國家」,它(們)是沒有能力解消這種地域社會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國家」從戰國的「三晉國家經濟學」那裡學到的「金流」的知識,認為「國家」若能掌握貨幣就能實際上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排除地方豪族擁有金(銅)礦,而由「國家」獨占金屬貨幣生產,在各種貨的交換中就能獲得最大利益。這種貨幣理論也使得漢國家向農民收貨幣(錢)。農民將穀物賣給商人(豪族),再將所得貨幣以賦的形式交給官府(國家)。但畢竟經濟是見看不見的手,「國家」頂多能規劃,決不可能掌控。一旦農民被捲入貨幣網絡中,這個網絡有了它的自主性,更可怕的是這個貨幣網絡的規模擴大到帝國層級,而結局能掌控這個經濟網路仍是上述商人。這個古代的貨幣經濟反而造成了農民破產而成為商人的隸屬民。於是接下來有「鹽鐵論」的故事。

米家崖釀酒人的遐想

星期五, 九月 16th, 2016

  這個話題出自我在2016年5月24日上台大通識課「王權與近代國家」時的開場白。上課前我讀到一則新聞。BBC中文網站的新聞標題是:「美國學者: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這則新聞引發我極大的興趣。我當天就在課堂上就扼要的談了一下我的心得。該新聞是緣於以Wang Jiajing(王佳靜)領銜的史丹佛大學學者所發表的一篇名為Revealing a 5,000-y-old beer recipe in China論文(刊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該論文說,在中國陝西西安附近的米家崖遺址發現了五千年前的當地人製作啤酒的證據。其後我也去網路找到了該論文並閱讀。   這則學術新聞的亮點在啤酒。從文化類型而言,啤酒是典型的「西方」飲料。目前的研究認為啤酒起源於西亞,即我們所稱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時間是在七千年前。紀錄顯示最早的啤酒是六千年前蘇美(Sumer)所作的。我們以麵包(bread)與啤酒(beer)的雙B標示這個以蘇美為代表的西亞兩河流域文明。第三個B的釀(造)(brew)是人類食品文明的革命。伴隨農業技術的進展,人類懂得利用微生物進行發酵,既改變食物的味道、創造新食物,也考慮保存問題。釀造技術被用來釀酒。而在中國所發明的則是利用豆子發酵製造各種食物,主要是豆腐與醬油。其後有日本食物中不可或缺的味噌。   在學術上討論中國最早的啤酒,當然要先定義啤酒。我們可以輕易的質疑五千年前的這個米家崖啤酒不是啤酒。該論文也謹慎的使用了「像啤酒的飲料」(beer-like drink)一稱。我們今天對於啤酒的定義,是來自於五百年前1516年的 Bavarian Purity Law 。若說這是啤酒的誕生也不為過。順便一說,德國還在今年春天盛大慶祝了啤酒五百年。這個法規規定啤酒的成分只能是大麥、麥芽(malts)、啤酒花(hops)與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德國啤酒,也就是近代啤酒的原型。隨著啤酒工業技術的日新月益,市場開展,啤酒自是五花八門,但麥芽、啤酒花是基本的原料。大麥可以換成小麥,也可以加入水果。這幾年店裡頭有許多新穎的小麥啤酒以及水果啤酒。台灣產的台灣啤酒的特色是加入了米,所以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吸引廣大的愛好者。在技術上,啤酒也有頂部發酵的ale型啤酒,與其後用新進技術作成的底部發酵的lager型啤酒。後者反而是今天許多人所認為的標準啤酒。   這次在米家崖發現的所謂「像啤酒的飲料」的成分有黍、大麥、薏苡與塊莖。若我去喝它,肯定不會認為是啤酒。但這不是重點。過去的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啤酒是出現在商代晚期(約西元前1250至1046),證據是甲骨文。但我想若我有機會去喝它,也不會認為這是啤酒。但從啤酒史的立場,就認為這種大麥酒算是一類啤酒。在米家崖遺址所發現的證據則將中國境內的啤酒史往前推了一千年。考古研究證實在五千年前的陝西西安附近的滻水流域的人群就已開始製作啤酒,且從製作器具判斷,技術先進。而該論文的重點也置於啤酒主要原料之大麥傳入中國,由於啤酒配方的發現,所以證明了大麥傳入中國比目前的學說早了一千年。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重點在於大麥。過去的中國史知識認為大麥是在約距今四千年傳入中國。   大麥源起於中國西方,是境外傳入的物種。目前的知識是認為源起於美索不達米亞。一般也認為大麥一開始就是用來釀酒。若我們說人類歷史的推進的動力是「物的傳播」當無誤。以小麥為例。小麥也源起於西亞,然後傳入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主食穀物。從十七世紀的古典經濟學成立以來,我們就從理性、欲望探討人的經濟行為。但部分知識若運用來理解歷史是錯的。簡單的來說,經濟學家所說的理性頂多是現代人的理性,欲望也只是現代人的欲望。所以歷史上的人不是像古典經濟學所說的理性人,更欠缺這些學者所想像的客觀制度。小麥是現今被消費最多的穀物,至少與稻米不相上下。我們可以講出一堆理由說明小麥如何是好穀物。但是小麥成為中國人(主要是華北)的主食卻是很晚的事,要到十世紀的宋朝以後。我們如何解釋小麥早就傳入中國卻無法普及這件事是史學研究的挑戰。這牽涉到歷史學要講的制度。我們不是隨心所欲的作我們高興作的事,我們的欲望、喜好、對錯判斷也受到我們所處的制度所制約。一群以小米(粟、黍)為主食的人看到鄰近不同的人群吃小麥所作的食物,不會依我們所想像的理性法則就改吃小麥。過去我們的關心集中在自然條件,如該地適不適合種特定穀物。其實這也牽涉到制度變遷,是個複雜的故事。要從種粟到種小麥牽動一個人群單位的整體制度的改變,茲事體大。   我們也不可以用近代的社會模式,尤其是以商業模式思考古代的物與技術的流通。在古代,技術是宗教性的秘技,而物則具有宗教性。要取得技術與物皆須通過宗教的手段,而不是通過學習而來的技術轉移,也不是通過商品的交換而取得物。特定的技術要有特定的工人,並有宗教為媒介。技術與物的轉移,主要是工人的遷移,對當時人而言也是一種宗教機制。而客觀的現象是擁有特定技術與生產物的團體(我稱之為工人集團)的遷徙。至於為什麼會有這類移民,則是另外的故事,可能牽涉集團間的征服與被征服。如甲集團征服乙集團,而甲集團的工人被移入乙地,或乙集團的工人被移入甲地。   話題再回到中國最早的啤酒。米家崖當有釀酒作坊。在五千年前,酒不會是一般人的飲料,所以這個作坊當是為統治集團服務。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釀酒工人是從域外遷入。由於所製作的是大麥酒,大麥與大麥酒的起源地都是美索不達米亞,而且大麥種植在一開始就是為了釀酒。所以米家崖釀酒人極有可能是從關中的西方移入。這批人作為技術工人集團,他們帶著製酒原料(大麥)、技術與工具遷入了關中,因故住在米家崖。他們作酒,當然不是為了自己人喝,也不是要販賣,應該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服務。至於統治集團是誰,另當別論。   若說米家崖的的製酒工人是蘇美人,從學院史學的立場是危言聳聽。但從這群麥酒工人的形成與源流推論,他們的系譜推到六千年前的蘇美也是合理的。假設他們的祖先是在自今六千年至五千年間因為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社會變動而離開這裡,也是過了一千年至數百年才到米家崖。這個可能性當然是有的。我們當然不會想像五千年前有一批蘇美人從伊拉克坐直達車到陝西。就算米家崖製酒工人真的出自蘇美,他們所乘的是一部百年以上行程的列車。在啟程時,沒人知道終點站是何處,甚至不知道要停那些站。這種經驗並不特別,幾乎是所有的人群所共有的歷史記憶,只是民族主義讓我們忘記了。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這輛火車經裏海、中亞、新疆、河西走廊再進入關中,旅客不斷中途下車,遭遇當地的人群,以至通婚而產生新的人群,然後再坐上這輛列車。我們可以想像米家崖的釀酒人的幾代前祖先是居住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可以說米家崖釀酒人是甘肅人。當然這也只能是想像。這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也只能是讀者。但目前的研究已經明確讓我們知道遠古以來中國西北與歐亞草原有聯繫的通道。   若我們跟著媒體說「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也不算錯。這是從現代人的觀念與定義去理解歷史上的事物。米家崖在今天的陝西,今天的陝西屬今天的中國,在這裡發現五千年的啤酒配方,因此我們說考古證明了五千年前的中國已會釀啤酒,好像是理所當然不過。然而這卻不是歷史學要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在特定客觀歷史脈絡中歷史當事人所主觀認知的事實。歷史學研究念茲在茲的是要追求這種「歷史事實」。我的重點不在說明五千年前沒有「中國」的名稱或中國大地也沒有出現統一國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即使如此,歷史學家多認為今天的中國大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生存的空間,即使其中的各政權與諸人群仍處在分立甚至對抗的狀態,也是一體的。此一體感表現在諸人群有各種連繫的紐帶而成為一個系統。從這個立場來看,五千年前的西安及其附近可以是中國,其人當然是中國人。因此,若我們說「中國在五千年前開始釀啤酒了」當無誤。附帶一說的,以Wang Jiajing領銜的論文是使用了people in China,這是嚴謹的。   設想,若考古學家在法國發現了第二世紀的啤酒工坊遺址,媒體會說「考古證明法國第二世紀時釀啤酒」,但同時會強調釀造者是羅馬人。又比如研究者在平壤發現第一世紀的銅器,可能不會說「(北)韓國人在第一世紀時製作某銅器」,反而會說「漢朝在第一世紀的樂浪郡製作某銅器」等。就本文所討論的米家崖釀酒人而言,他們應是從西方移入的釀酒人集團,即使更早的系譜無法被證實為蘇美人。但我們就不會強調米家崖釀酒人可能是一個較近期從境外移入的特定人群。   米家崖釀酒人究竟從何而來,再等待有興趣研究的專家去解開迷團吧。像這樣的特定事件、現象,也不是我能信口開河。我只是想藉題發揮,談談古代中國史的研究方法。由於受到「多元一體」說引導,我們過度想像遠古以來的中國就是一個自律與自主的文化單位。所謂中國文化是在這個區域自主創造出來的,並在中國內部各地域社會與人群間流傳。但到目前為止,這只能是一種學說與觀點。我們要做的是檢討與修正這種學說,而不是將新發現的事實塞入這個研究框架。如米家崖釀酒人的歷史當可以讓我們再次檢討「多元一體」的中國形成論。   文字(漢文)發明是好例。學者都認為中國是文字發明國,又安陽所發現的甲骨文從其成熟的程度判斷,不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一定有其淵源。一些學者在爭論甲骨文起源時,因為相信漢字是在中國境內自主與自律發生的,所以只在中國境內找證據,如大汶口、良渚、丁公村等。這是為什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者認真在各地出土的陶符中找甲骨文的源頭。其研究方法是判定這些遺址的年代,若時代早於安陽甲骨文,就說這些文字可能是甲骨文的淵源。但這種中國文化自律性的預設本身是要檢討的。在距今四千年前,東亞大陸作為一個政治系統與文化單位的預設是不能成立的。大汶口、良渚文化各有成立的脈絡,也各屬於各自的文化地理區。我們不能預設這些地方及其人群與安陽殷人是屬一個文化網絡。反而,甲骨文類似於蘇美的楔形文字,從時間序列來看,二者有傳承的關係是合理的推論,若我們推論蘇美人中擁有文書能力的某氏族因故移民至安陽或附近,而與殷王權的統治集團聯盟,而為該王權作文書的職務。他們或許就是中國史所說的貞人。究竟是否如此,當然要找證據,不是靠推想,至少以目前研究現況來推論,是合理的推想。   相對文字發明,啤酒起源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啤酒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所謂中國自主發明的,因為至少大麥是從域外引入的。但我們仍可以認為引入大麥的行動者是中國人,而更精確的說是陝西人吧。這些陝西人再運用中國境內其他地方已經會的釀酒技術以釀造大麥酒。但我還是推測,在古代,更可能的是一群從域外而來的移民,在移民的同時,攜入了物與技術。歷史學大概都無法重建這些移民的故事,過多的想像已是現代史學所不允許,有興趣的同學去寫歷史小說。我們能推想的是,米家崖釀酒人作為特定氏族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勞動,為他們生產酒。在古代,尤其是遠古,這種多元與重層的複數氏族共處,並有經濟上的分工與政治上的隸屬關係是常態,他們可以不是在族群上的同類,卻有著經濟分工、政治聯盟與社會生活上的通婚等關係。民族主義史學預設這些人是本質上的同一民族,這是錯的。如前舉之例,平壤附近的第一世紀許多生產品是漢人攜入或在當地生產的。這裡的漢人是指從漢朝郡縣所在的遼東、河北、山東等地徙入之人。這些人也不是烏合之眾,而是特定的氏族之人。約第五世紀以後,這類人的後代成為高句麗人,再演變成朝鮮人,再變為今天的韓國人。若我們說第一世紀的這類漢人是(北)韓國人,只能說是我們從今天的民族國家的立場所作的解釋,但回到歷史事實,不能忽略當時漢人與在地人(朝鮮人)的分立以至對抗的事實。同理,我們也不要輕易的認為米家崖釀酒人與其鄰近的諸氏族是同一族群或民族之人。   中國史也不是無知於外來人群的移入中國,以及外來人群所帶來的文化變化。只不過民族主義史學總是預設民族中有主體,而其後移入者只是應然與實然融入此主體。如中國史預設有漢人,而即使其後有胡人移入,也只是融入此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這種漢人主體論使我們無法正確認識古代的人群團體本來就是在來源上多元、時間上重層的複數族群所建構而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喜不喜歡、情不情願,自己就是過去多元與重層族群融合的結果,而目前都與多元的族群共同生活,這是日常生活的一般經驗,即使支配、衝突以至戰爭不免。   這群米家崖釀酒人的後代將成為秦人。西元前第八世紀春秋以後的秦人肯定在其漫長的過去中由多元與重層的複數人群所形成。我們在爭辯秦人是來自東方(華北東部)或西方,更早可以推到傅斯年「秦文化東來」說。近年學說多說秦文化具東方特色,更浪漫的說法是秦始皇祖籍山東。這些也都可能是事實,但也只是部分事實與解釋上的事實。所謂部分事實,是說秦人中有從「東方」來的人,尤其是春秋以後的強勢氏族,但也不能排除有從西方來的人。許多學者從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推論秦人出自「東方」,這是傑出史家的慧眼,也是對於《史記‧秦本紀》所提出的秦人西來說的史料批判。只不過,這也只能證明秦人中部分的氏族來自於東方,如山東半島,並不能以偏概全說秦人是來自於東方。我們還是可以證明秦人是多元氏族所組成。不只秦人如此,春秋戰國各大國之人皆是如此。至於秦始皇祖籍山東說,也只能是解釋上的事實。若此說可成立,該山東之人也是從境外移入的,那麼山東之人的祖籍又是何處呢?有可能是廣東,廣東人又是從越南來的。若我說「秦始皇的祖籍是越南」也只是順著這個解釋的脈絡,但肯定難以被廣為接受。我也不主張這種提法,實無太大意義。   同樣的道理,蘇美人作為一個大的人群單位也包括多元與重層的氏族。這些複數氏族間建立複雜的政治關係而形成大的政治單位。若說五千年前中國(人)釀啤酒之說可議,蘇美人釀啤酒之說也應說得更精確。發明啤酒(大麥酒)的是蘇美人中的特定的氏族,他們是信仰特定的神(女神Ninkasi)之一群人,並以其秘技生產了啤酒。種大麥已是一種宗教秘技,製酒更是一種宗教秘技。當蘇美王權崩潰,這個釀酒人氏族向外移動,經過數代後,因緣際會來到關中,並加入這裡的某氏族聯盟,並為統治集團釀麥酒。   以上是我對近來米家崖釀酒人研究的感想,甚至是遐想。只是作為我課程上的談資,供有興趣者參考而已。

多元行動者觀點下的政治史研究:其二之戰後台灣政治史

星期一, 十二月 28th, 2015

  本文再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探討政治史,此次的課題是戰後台灣政治史。   如第一篇所論,政治支配是多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與對抗,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無媒介的支配地域社會。這樣的觀點也運用到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若我們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就可以推測究竟是誰(黨派)掌握了台灣,以及戰後台灣的政治史變遷。   戰後台灣的政治集團至少可以分成三派,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   其一,外省人權貴集團是1949年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失去政權而一批被稱為外省人的官員、軍人與其他類型人民移入台灣而形成。外省人若作為一個族群,包含複數的階級,本文稱其中的權貴者為「外省集團」。   其二,地方派系是指1949年前其家族即為台灣地域社會的政治領袖所形成的集團。   從多元行動者的分析角度分析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的支配,可想而知,日本殖民集團在台灣的支配也不會是無媒介,他們既鎮壓了在地的台籍菁英,也與後者合作。這類台籍菁英也在日本殖民體制中壯大,實質支配台灣社會。其後國民黨所能接收的台灣也只能是日本殖民者所占據的政治與經濟部門,而地域社會仍控制在這一批台籍菁英或說是地方派系手中。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結構創造了新型態。在原「外省集團vs.本省集團」的結構中,本省集團分裂為二。一派是二二八事件後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無論是國民黨選擇了他們或是他們選擇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這一派也採與國民黨相同的立場,即所謂認同中國,或說親中。本文稱此集團為地方派系。   相對之下,另一派的主要性格是對抗國民黨統治。這一派的淵源可溯及在日本殖民時代皇民化運動中的受益者。這批人中有二二八事件主事者與其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在政治立場上,這個集團與1949年後的國民黨對抗,而在意識型態上則是親日、反中以至主張台獨。我不知道如何稱這一集團,在本文就暫稱作台籍菁英,也就是本文所說的第三個行動者。   外省集團在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台灣最有勢力的政治集團。這是台灣史的常識了,不用我多說。但是該集團的權力也只能控制公部門。至於現代國家的公部門如何掌握民間則另當別論。無論如何,民間的社會與經濟部門仍掌握在地方派系與台籍菁英手中。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等事件改變了地域社會統治階級內部家族地位升降,但沒有消滅該集團的勢力。其後的外省集團仍必須與這些地方派系合作,至多拉甲派打乙派。   對於外省集團的理解,還有一點我必須提出的。許多政論甚至研究將國民黨治台說成是殖民,若從殖民作為一種支配類型的角度而言,這是錯的。我們談殖民,必有殖民母國。英國殖民香港,英國是港英政府的殖民母國。日本殖民台灣,日本是台灣政府的殖民母國。而1949年後的在台外省集團卻沒有殖民母國。中國充其量是這些人的心靈母國。對於外省集團來說,慘的是對岸的中國是想跨海追殺他們。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的人數雖少,但有強大的母國撐腰。相對之下,外省集團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勢必與地方派系合作。   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究竟多少,我無法斷定。我推測外省權貴(政府高級官員、將領、大商人)的比例應低於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且我再強調一次,外省集團若有母國中國,也是追殺他們的中共。國民黨政權的確以武力為後盾,但不是以武力支配台灣。這是政治史的一般法則。更何況,台灣存在著強有力的社會勢力。   我們也不要忘了外省集團在台灣建立政權的另一個對手是美國,美國是另一個介入台灣政治的行動者。順應戰後東亞局勢的變遷,外省集團與美國聯盟。美國的支持對於外省集團而言是致命的關鍵。為了得到美國支持,不管真心還是假意,國民黨政權總要宣稱台灣是「自由中國」以取得美國的支援。「自由中國」的理據是民主選舉。國民黨推行有限度的民主選舉。在一段期間內,縣以下層級地方政府首長、省以下的民意機構代表是由選舉產生。外省集團即使當時權力再大,也無法複製出人來參與地方層級的選舉。若國民黨要在地方上推出候選人,其人選肯定是絕大多數由地方派系出身者擔任。戰後台灣政治的主流是外省集團就與地方派系的本省人在政治上積極合作。外省集團既位於地方派系的上層而出現所謂侍從關係,又寄生於地方派系,也可以說是共生。   1970年代以後,即蔣經國時代,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軸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進一步合作,並逐漸取得了平等的狀態,這表現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向地方派系開放,中央部會首長也廣納地方派系出身者。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蹟」的受益者是台灣社會,以集團論主要是地方派系與台籍藉英。這二個集團的經濟力的提升也增加了他們對抗外省集團的實力,也是造成其後集團權力此消彼漲的主因。   而至1980年代,就是蔣經國時代的後期,本文所稱的台籍菁英集團壯大。這一集團在一段期間內被稱為黨外,即相對於「外省集團+地方派系」所組成的國民黨。台籍菁英最大的反對國民黨理論是「神聖的公民社會對抗不義的國家」。台籍菁英將自身塑造成代表這個神聖的公民社會,而國民黨是這個不義的國家。其主要的政治訴求是全面開放政治首長、民意代表由普選產生。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簡單的盤算,只要台灣能全面開放普選,勝選者一定絕大多數是本省人,而宣稱代表台灣的台籍菁英一定是占最大比例。   1980年代中期,外省集團領袖蔣經國所主導的政治改革大幅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其策略有二。一是推行民主化與自由化政策。二是推動兩岸和平,開始和中共和解。對於前者,蔣經國所代表國民黨在面對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決定大幅開放政權以回應。從多元行動者的角度說,就是外省集團決定更大幅度的將政權開放給地方派系,甚至部分政治的優位讓給地方派系。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地方派系的「中央化」並開始進入中央政府的層級。   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為台灣建立了新制度。只要是作為制度,則不同行動者都可以玩它。地方派系可以玩,台籍菁英也可以玩,外省集團也可以玩。其發展有三條線索。一,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是這個台籍菁英玩這個民主制度的代表事件。其後民進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反映了台籍菁英的壯大。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是里程碑。二,地方派系進一步接收了國民黨,這也是我們說的國民黨的本土化。三,不滿國民黨本土化的外省集團的部分成員也試圖利用民主選舉以壯大或保存勢力。1993年所成立的新黨是代表事件。   從1980年代國民黨推動民主化與自由化之後,外省集團大勢已去,地方派系一步步接管了國民黨。外省集團要敗部復活的唯一可能是連結中國。這個事實會不會發生不由歷史結構決定,而是由行動者決定,結果是沒有發生。於是外省集團作為一個集團已無足輕重,頂多就是寄生在地方派系中。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台灣的政治鬥爭的主軸轉移到地方派系對台籍菁英。對於臺籍菁英而言,這是轉機也是危機。危機在於過去鬥爭國民黨的民主理論已失效。一方面經過國民黨改革,尤其是在1996年總統直選後,就政治制度而言,表現在普選制度上,台灣已民主化。台籍菁英在鬥爭以地方派系掛帥的國民黨時,無法只打普選之民主牌。所以台籍菁英只有提出新的政治論述,如1990年代的反「黑金」的民主理念以打擊地方派系,更重要的是提出本土政權理論,或說是台獨。   台獨理論在戰前、戰後一直都有,當然不是始自1990年代。但這個時代,對於台灣的政治而言,出現另一個重大變數,也是新的行動者加入,就是中國。是歷史的弔詭吧,外省集團既強調自己是中國,又長期主導台灣以軍事對抗中國,反而阻斷了中國(共產中國)這個行動者支配台灣,甚至是影響台灣,也因此使台灣成為實際上的國家(state)。然而,蔣經國所主導的兩岸和平政策則改變了現狀,使中國這個行動者加入了台灣的政局,而產生新的變數與新的政治脈絡。台獨運動從這時期才遇到它真正的對手中國。蔣經國的民主化運動弱化了外省集團的權力,外省集團連國民黨這樣的政治組織都失去了,其實已無足輕重。在普選的制度下,這約百分之七的外省人要支持誰對政治大局而言不重要。因此台灣的政治鬥爭早已不是建立在「本省人vs.外省人」的結構上。然而,台獨的政治運動仍在其理論上排斥、羞辱外省人,這些言行其實已不是以在台外省人為主要對象,而是在對抗台獨運動者所設想的「台灣人+中國關係」。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最大的敵人是中國。當中國行動者加入戰局,無論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只要成功的與中國聯盟,掌握台灣政治的可能性甚高。當然,中國自身作為行動者也有其想法與作法,只是本文不分析中國方面是如何想。   因此,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必須消滅這種聯盟中國的可能性,才可能在台灣制霸。也因此一波消滅「中國關係」的運動展開,就是我們說的「反中」。「中國關係」包括中國歷史、文化、商品,以至陸客、陸生等。於是我們看到台灣不斷上演反中的政治秀。只是,就理論效力而言,不能只倡導反對而沒有正面的論述。當年黨外反對國民黨時,曾倡導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的理論,「反中」也須創造它的理論。這些理論就是本土化與日本認同。   本土化是在學理的基礎上創造「本土vs.外來」的世界觀。本土與外來二者是截然區分,無論是實然或應然。本土是集合所有好的價值,如真善美。而外來則是假惡醜。同樣是熊,台灣黑熊也優於中國貓熊。按照這個理論,作為本土的一分子,應維持本土「自然而然」所生出的秩序。任何因外來因素而導致的本土改變,這個理論都希望人們不假思索將之視為惡。這個具有哲學層次的政論巧妙的解釋了台灣如何作為一個美好價值的存在,而中國則作為主要外來者是如何邪惡。若說本土化運動是排斥外省人是不對的,因為外省人在選舉上早已無關輕重,早就不是台獨運動的主要敵人。本土化運動是要打擊所有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等)中有中國關係者。因此不管是那一類人,只要被認定要保有中國關係者,這個運動就會稱之為「外來種」或「支那賤畜」。本土理論其實是一個對外的理論,是要以島內為戰場打擊行動者之中國。因此這個運動是召喚台灣人抗拒任何來自於中國的介入或影響。三一八事件的訴求「反服貿」是代表事件,它是台灣的新生世代基於本土化信念抗拒任何來自中國的事物與反對既有的秩序的任何改變。   作為歷史學研究,日本認同則是更有趣的現象。分析歷史原因,可分遠因、近因與導火線。雖然我們歷史學對於這樣的機械式分析自我解嘲,其實在講大歷史時還是有用的。台灣的日本認同的遠因可以推到戰前的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經驗,尤其是皇民化運動的作用。本文所指稱的台灣菁英更是皇民化運動的協力者。近因是戰後台日之間的友好所促成的台日之間的人與物的密切交流,尤其在國民黨控制力衰退後的八十年代後期。另一方面,日本是東亞近代化的最前沿,日本文化是東亞流行文化的主流。當代日本文化影響台灣,以至造成台灣一波的「哈日」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我要談的則是導火線之這十多年來的政治鬥爭。   我所謂的日本認同,重點在認同。日本認同運動肯定會帶來人們對於日本文化的喜好進而帶動日本文化的流行。但這不是重點。日本認同運動的重點是在「哈日」的基礎上,使台灣人認為自己有日本關係,而區別於中國。中國有二類,一是對岸的中國,二是台灣人的鄰居中有中國關係者。日本認同運動同時創造出一套論述以說明日本是好的,中國則是不好的。由台籍菁英所發動的這場日本認同運動作為政治策略,像一把二面的劍,同時砍向二個行動者,對岸的中國與島內的地方派系。關於對抗中國這一點容易理解,我就不多說了。這個運動的另一方面是對抗地方派系。要主導台獨建國,當然要收編地方派系,可是同時,台籍菁英卻又要樹立在本省人中的優位性。如果過去外省集團的策略是宣告所有台灣人都是中國人,而外省人是中國人的優位者,如今台籍菁英的策略則是宣告大多數台灣人都有日本關係,而台籍菁英居這些人中的優位者。即外省集團訴諸中國性,而台籍菁英訴諸日本性。   歷史給了本省人二重性格。一是漢人,二是日本人。漢人的身分來自他們是近代從中國移民而來,可以在中國找到移民前的原鄉。日本人的身分則來自於其本人或父祖曾因日本統治而為日本人。這層的歷史因素使得本省人的認同是可以操作的。戰後,國民黨曾成功的將漢人的身分轉移為中國人。而配合台獨的這一波的日本認同運動則是操作本省人因為歷史上的日本關係而認同自己是非中國人之台灣人。 這個階段台獨運動的重點是在否定「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論述,日本認同則是阻斷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聯結的一帖良方。其策略是訴諸本省人所共有的日本關係,而使人們相信台灣人的文化淵源與歷史經驗是與日本聯繫,至於中國關係說則說成是外來殖民者的國民黨強加諸人們身上的。   既然中國認同與日本認同都以歷史經驗為資源,讓台灣人相信何者為真就是成敗關鍵。於是歷史教科書是兵家必爭,因此才有沸沸揚揚的「課綱微調」事件。這十年來,藉由各種文化、教育界與媒體的動員,日本認同的共識被成功創造出來。   若要舉幾個事例來說明台灣近期的認同日本運動,就是近年來深受讚揚、票房大賣座的二部電影,KANO與「灣生回家」。KANO的宣傳與影評都認為這部戲在表現台灣的「族群融合」或說「超越族群藩籬」,其族群是日本人、本省人與原住民,就是沒有外省人。也就是說,恩恩怨怨不論,本省人可以與日本人「族群融合」及彼此沒有「籓籬」。就歷史事實而言,作為KANO的故事背景之1930年代的確沒有外省人。但會令這種多人感動的也正是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是日本人取代了外省人。也正是這個沒有外省人而是日本人與本省人、原住民攜手擁抱的場景感動了多少台灣人。另外,「灣生回家」這部戲會如此感人熱淚,因為它是在一片認同日本的時代氛圍中,講老人歸鄉的故事。這個老人是原日本殖民者,而鄉是我們台灣。觀眾會認為原來我們台灣曾經如此日本,而這種共有的血脈藉著日本人歸鄉而可以重新流傳。   最後,若要問我,未來呢?歷史學家會跟你說不知道,因為許多變因是來自於歷史事件,歷史學家無法推測歷史事件。但我還是從多元行動者的立場分析,作點鑑往知來的事。   從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界的五大行動者是內部的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與外部的美國與中國。其中外省集團早已無足輕重,退出歷史舞台。目前的這個時代是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因為獲得地方派系的支持而在台灣政治界大勝全勝,「台灣人+日本關係」的認同也蔚為主流。而下一個時代則主要觀察地方派系與中國的動向。由於中國已是世界強權,經濟力更是鋪天蓋地的影響台灣。歷史學告訴我們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也就是,可以以「力」得天下,但任何的統治都必須講「理」。但歷史經驗的另一面是告訴我們,時代主要是由力所塑造的,所謂形勢比人強。未來地方派系若因為經濟等原因而選擇與中國聯盟則是在力的軌道上。若此發展成真,則親中的地方派系可能凌駕台籍菁英而主導台灣政局。且這個因力所造成的地方派系與中國的連結,不難說出道理。如前所述,本省人的歷史有二面性,即漢人與日本人。下一個時代,台灣政治領導者若要喚回漢人的歷史記憶,而強調台灣人的中國關係,一點都不難。只是歷史上的行動者也不是一成不變。新時代會出現新的行動者,進而改變政治結構。如近年來所出現的鄉民、網民,儼然就是另一個政治集團,或說是政治行動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網路左翼」。他們已不是政治上的弱勢。這群人的動態也勢必影響台灣的下一個時代。

多元行動者觀點下的政治史研究:其一之古代冊封體制

星期二, 十二月 8th, 2015

  這學期在台大開「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皇權」的課程。該課程是從政治史的立場與方法,討論前近代的中華帝國,尤其集中在皇帝制度。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多元行動者觀點」。我曾在本網誌中討論過這個課題,見〈歷史中的多元行動者〉。再扼要言之。過去在研究歷史中國時,有意無意將中國當成一個行動者。這主要是受到一國史觀的影響。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看,究極是每一個人是一個行動者,都有不同的策略,目的與行動。但這只能是理論,無法進行研究。故在實際研究上,我們只能以政治集團為一個單位,而忽略集團內不同行動者間的差異。至於如何區分政治集團則由具體的研究決定,不是理論決定,也就容有不同的見解。我就以我的課程講義為底稿,就幾個歷史的事例,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探討政治史。第一篇再談冊封體制。   我在課堂上談到我的一段經歷。有一次我赴韓國開一個古代高句麗史的會,報告冊封體制中的高句麗及其國際關係。會中,一位韓國的青年史家幾乎全盤否定冊封體制說,認為這是中國歷史學界的說法。我想這位學者不瞭解冊封體制的學說史,誤認為冊封體制是出自中國歷史學界之說。無論如何,我想這是從韓國民族主義史觀而來的反感。這種史觀認為歷史上自然而然的存在著自國之韓國。韓國自始即為一自立之國,只有當戰敗時才會暫時臣服於中國的霸權。持這種觀點的史學家不能接受其自國會主動與自願的接受外國的冊封。這種錯誤的歷史理解是由於史學家認為自國是一個行動者。   關於冊封,我已在很多場合提過,就不再多作討論,這一次我要再談多元行動者的觀點。在分析政治史時,將行動者分作對立二方,是很低層次的分析法,尤其是對於帝國研究。如中國(某特定的朝廷如東漢、北魏等)冊封高句麗事件中,中國不是一個行動者,高句麗也不是。冊封的成立是中國內部的一個行動者與高句麗內部的一個行動者之間的聯盟,以鬥爭其他的行動者,本國內或外國的。歷史上的國家都有複數、多元的政治行動者,更何況帝國。國際關係建構在表面上是二國之間,實際上卻是複數行動者的合縱連橫。如中國有朝廷、地方政府(尤其邊郡)、地域的社會集團。中國如此,即使韓國沒那麼複雜,也是如此。冊封與朝貢是這諸多行動者之間建構關係的制度。這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以古代高句麗的歷史為例說明。民族主義式的高句麗歷史,是想像高句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在歷史上崛起,其對手就是「一個」中國。西元前108年開始,中國(西漢)朝廷在高句麗的地盤建立它的地方政府(玄菟郡),於是中國與高句麗開始對抗。冊封是其中的一個結果,那是中國霸權對於高句麗的支配。學者也可以爭論這樣的冊封是否只是展現了中國所要的秩序,它從來不是受冊封國所定的秩序。   但這只是民族主義史學的自國想像。早在前108年玄菟郡勢力侵入以前,多方勢力已在今天中國東北(滿州)南部角逐地盤,主要有以今天河北省北部為基地的燕國,以及滿州中部的夫餘。中國史書稱這裡的人為濊、貊等,他們的政治狀態若以「村落—邑—都—小國—大國—帝國」的架構來看,大多數只是「村落—邑—都」,也就是大多數是部落政治狀態。我們推測高句麗是其中的一個「村落—邑—都」的政權,應是其中的一個地域性強權。高句麗也不斷與週邊的諸濊貊政權鬥爭。不用說,這個時期沒有作為民族的高句麗。   然後,漢朝來了。但說漢朝,就歷史實態而言是不對的。任何支配,不可能是無媒介的,須藉由特定的行動者。「支配媒介」也是多元行動者理論要強調的。政治史經常告訴我們A支配了B。其實是A1通過A2、再通過B1,而支配了B2。位在陝西的漢朝不可能直接支配遙遠東方的滿州。漢朝對於滿州南部、朝鮮半島北部的支配,須借力於早在這裡建立勢力的燕國。推測早期燕國在這裡建立殖民地時,已與高句麗合作。當玄菟郡建立後,也不可能無媒介支配當地。於是玄菟郡繼續這樣的合作,積極拉攏高句麗。   高句麗有沒有抵抗呢?我們沒有史料足供分析,但從結果看是沒有。理由不難想像,就是漢朝的入侵對於高句麗政團是有利可圖的。對於高句麗(政團)而言,它的首要敵人是週遭的濊、貊政團,而漢郡是可以借力使力的。高句麗政團選擇與玄菟郡合作,接受扶植。玄菟郡設高句麗(驪)縣。一方面高句麗政團接受了漢郡的支配,另一方面也表示該政團成為漢郡支配更廣域的地域社會的媒介。高句麗藉由玄菟郡之力征服週邊的濊、貊之人,將之轉換為高句麗之民。於是高句麗在這個過程中壯大,也就是朝小國發展。其里程碑是西元前第一世紀後期,高句麗縣轉型為郡之下的縣級封建之國,即高句麗國。這樣的封建之國,一方面是作為縣而被置於郡之下,另一方面它又作為一個封建之國而有自主性,包括其首長可世襲等。我們可以說高句麗於此時已升級為東亞的一小國。   當高句麗成為小國後,它的鬥爭對象就轉換為其週邊的大國,主要是漢的邊郡,如玄菟郡、遼東郡等。高句麗逐步征服了玄菟郡,並受到遼東郡的侵略。西元28年,發生了遼東郡侵略高句麗的戰爭。這個時期是新朝崩潰與東漢光武帝政權初立的時期。顯然遼東郡利用這種混亂期,積極向外入侵以擴張勢力。四年後的西元32年,高句麗國派使節至洛陽向漢天子光武帝朝貢,並被冊封為高句麗王。過去我們在看冊封時,只認為是「中國vs.蠻夷國」,其實情遠為複雜,主要是我們可以觀察出多元的行動者。在此次32年的冊封事件中,高句麗藉冊封所要結盟的對象是「漢朝廷」。在過去,高句麗的對手是漢朝的邊郡。且高句麗想利用這個事件以抗衡遼東郡。就當時的政治秩序,關鍵制度是君臣關係。當高句麗政團是高句麗縣侯國時,高句麗君主是作為玄菟郡長官(郡守)之臣。因此,高句麗君主就漢天下的等級而言低於遼東郡長官。當高句麗跳級向漢朝要求冊封後,就與漢天子直接締結君臣關係,也就提升了其首長在天下中的地位。如此當有利於高句麗國對內與對外的發展。   然而,漢朝廷為什麼要接受高句麗國的謁見並冊封其君主?漢朝廷作為一個行動者也其自身的盤算。32年的冊封事件是在這個「漢朝廷、遼東郡、高句麗國」的三角關係的脈絡中發生。32年是漢光武帝登皇帝位的第八年,新的帝國秩序在成立中。高句麗國的統治集團希望拉攏成立未久的(東)漢朝廷以抗衡遼東郡。同時,漢朝廷也想拉攏「四夷」之國,用以宣告其「治天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漢朝(以及其後的朝代)也希望能以高句麗制衡遼東郡。其後歷史可以證明,成為漢朝心腹之患的是遼東郡,不是高句麗。   還有另一類行動者是諸新興國之政團。對於古代高句麗而言,其對手更是週邊諸國,包括中國邊郡(州)。又對於這些政團而言,他們的發展之道是與週邊諸政團合作、競爭或對抗,而不是與中國天子。更何況,魏晉南北朝的漫長時間中,究竟誰是中國天子,對於這些新興之國而言,也是由他們認定。在第四世紀以後,東亞大國並立的狀態成立,於是出現多邊的國際關係的需求。在東北亞地區,出現高句麗、新羅、百濟的朝鮮半島上的「三國」,與日本列島上的大和朝廷(倭)及其他國(臨日本海、關東、東北等),以及在遼東半島與河北省的(十六國之)燕等。高句麗在意的是與這些國的關係,尤其是如何取得優位。   當時東亞世界的國際關係是建立在皇帝制度上,即天下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我反覆說的「天下—國—家」。一方面,要成為「天下」中的一「國」,必須該「國」的君長得到天子的任命。另一方面,由天子而來的品階標幟該國君主的地位,也標幟該國在「天下」的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在近代國際法成為國際關係的制度之前的東亞狀態。在現代,建國集團加入國際社會的方法是與其他國建立邦交,即相互承認。這是近代國家系體系(system of states)建立以後的作法。而前近代東亞則是藉由冊封體制。高句麗在第五世紀以後向南朝(主要是宋)、北魏,第六、七世紀向隋與唐朝貢並接受冊封,也與高句麗與倭、新羅與百濟的對抗有關。   以上是我用古代高句麗的例子談政治史研究中的多元行動者的觀點。中國史研究尤其應強調這個觀點。中國史所研究的中國是歷史上的大帝國。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當然可以宣稱中國是一個政治單位。甚至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也可以宣稱東亞世界是一個政治單位,即一些天下秩序學說所宣稱的那樣。這有可以辯論之處,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從政治史的角度,這個帝國的中國有複數的行動者,他們彼此間既聯合又鬥爭。若不能觀察到這一點,我們不能瞭解歷史中國。   最後,若對古代高句麗的冊封歷史有興趣,可參看拙作〈古代東亞國際關係中的高句麗(고대 동아시아 국제관계 속의 고구려)〉,《史學志》(韓國,檀國大學)50,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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