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崖釀酒人的遐想

  這個話題出自我在2016年5月24日上台大通識課「王權與近代國家」時的開場白。上課前我讀到一則新聞。BBC中文網站的新聞標題是:「美國學者: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這則新聞引發我極大的興趣。我當天就在課堂上就扼要的談了一下我的心得。該新聞是緣於以Wang Jiajing(王佳靜)領銜的史丹佛大學學者所發表的一篇名為Revealing a 5,000-y-old beer recipe in China論文(刊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該論文說,在中國陝西西安附近的米家崖遺址發現了五千年前的當地人製作啤酒的證據。其後我也去網路找到了該論文並閱讀。
  這則學術新聞的亮點在啤酒。從文化類型而言,啤酒是典型的「西方」飲料。目前的研究認為啤酒起源於西亞,即我們所稱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時間是在七千年前。紀錄顯示最早的啤酒是六千年前蘇美(Sumer)所作的。我們以麵包(bread)與啤酒(beer)的雙B標示這個以蘇美為代表的西亞兩河流域文明。第三個B的釀(造)(brew)是人類食品文明的革命。伴隨農業技術的進展,人類懂得利用微生物進行發酵,既改變食物的味道、創造新食物,也考慮保存問題。釀造技術被用來釀酒。而在中國所發明的則是利用豆子發酵製造各種食物,主要是豆腐與醬油。其後有日本食物中不可或缺的味噌。
  在學術上討論中國最早的啤酒,當然要先定義啤酒。我們可以輕易的質疑五千年前的這個米家崖啤酒不是啤酒。該論文也謹慎的使用了「像啤酒的飲料」(beer-like drink)一稱。我們今天對於啤酒的定義,是來自於五百年前1516年的 Bavarian Purity Law 。若說這是啤酒的誕生也不為過。順便一說,德國還在今年春天盛大慶祝了啤酒五百年。這個法規規定啤酒的成分只能是大麥、麥芽(malts)、啤酒花(hops)與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德國啤酒,也就是近代啤酒的原型。隨著啤酒工業技術的日新月益,市場開展,啤酒自是五花八門,但麥芽、啤酒花是基本的原料。大麥可以換成小麥,也可以加入水果。這幾年店裡頭有許多新穎的小麥啤酒以及水果啤酒。台灣產的台灣啤酒的特色是加入了米,所以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吸引廣大的愛好者。在技術上,啤酒也有頂部發酵的ale型啤酒,與其後用新進技術作成的底部發酵的lager型啤酒。後者反而是今天許多人所認為的標準啤酒。
  這次在米家崖發現的所謂「像啤酒的飲料」的成分有黍、大麥、薏苡與塊莖。若我去喝它,肯定不會認為是啤酒。但這不是重點。過去的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啤酒是出現在商代晚期(約西元前1250至1046),證據是甲骨文。但我想若我有機會去喝它,也不會認為這是啤酒。但從啤酒史的立場,就認為這種大麥酒算是一類啤酒。在米家崖遺址所發現的證據則將中國境內的啤酒史往前推了一千年。考古研究證實在五千年前的陝西西安附近的滻水流域的人群就已開始製作啤酒,且從製作器具判斷,技術先進。而該論文的重點也置於啤酒主要原料之大麥傳入中國,由於啤酒配方的發現,所以證明了大麥傳入中國比目前的學說早了一千年。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重點在於大麥。過去的中國史知識認為大麥是在約距今四千年傳入中國。
  大麥源起於中國西方,是境外傳入的物種。目前的知識是認為源起於美索不達米亞。一般也認為大麥一開始就是用來釀酒。若我們說人類歷史的推進的動力是「物的傳播」當無誤。以小麥為例。小麥也源起於西亞,然後傳入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主食穀物。從十七世紀的古典經濟學成立以來,我們就從理性、欲望探討人的經濟行為。但部分知識若運用來理解歷史是錯的。簡單的來說,經濟學家所說的理性頂多是現代人的理性,欲望也只是現代人的欲望。所以歷史上的人不是像古典經濟學所說的理性人,更欠缺這些學者所想像的客觀制度。小麥是現今被消費最多的穀物,至少與稻米不相上下。我們可以講出一堆理由說明小麥如何是好穀物。但是小麥成為中國人(主要是華北)的主食卻是很晚的事,要到十世紀的宋朝以後。我們如何解釋小麥早就傳入中國卻無法普及這件事是史學研究的挑戰。這牽涉到歷史學要講的制度。我們不是隨心所欲的作我們高興作的事,我們的欲望、喜好、對錯判斷也受到我們所處的制度所制約。一群以小米(粟、黍)為主食的人看到鄰近不同的人群吃小麥所作的食物,不會依我們所想像的理性法則就改吃小麥。過去我們的關心集中在自然條件,如該地適不適合種特定穀物。其實這也牽涉到制度變遷,是個複雜的故事。要從種粟到種小麥牽動一個人群單位的整體制度的改變,茲事體大。
  我們也不可以用近代的社會模式,尤其是以商業模式思考古代的物與技術的流通。在古代,技術是宗教性的秘技,而物則具有宗教性。要取得技術與物皆須通過宗教的手段,而不是通過學習而來的技術轉移,也不是通過商品的交換而取得物。特定的技術要有特定的工人,並有宗教為媒介。技術與物的轉移,主要是工人的遷移,對當時人而言也是一種宗教機制。而客觀的現象是擁有特定技術與生產物的團體(我稱之為工人集團)的遷徙。至於為什麼會有這類移民,則是另外的故事,可能牽涉集團間的征服與被征服。如甲集團征服乙集團,而甲集團的工人被移入乙地,或乙集團的工人被移入甲地。
  話題再回到中國最早的啤酒。米家崖當有釀酒作坊。在五千年前,酒不會是一般人的飲料,所以這個作坊當是為統治集團服務。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釀酒工人是從域外遷入。由於所製作的是大麥酒,大麥與大麥酒的起源地都是美索不達米亞,而且大麥種植在一開始就是為了釀酒。所以米家崖釀酒人極有可能是從關中的西方移入。這批人作為技術工人集團,他們帶著製酒原料(大麥)、技術與工具遷入了關中,因故住在米家崖。他們作酒,當然不是為了自己人喝,也不是要販賣,應該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服務。至於統治集團是誰,另當別論。
  若說米家崖的的製酒工人是蘇美人,從學院史學的立場是危言聳聽。但從這群麥酒工人的形成與源流推論,他們的系譜推到六千年前的蘇美也是合理的。假設他們的祖先是在自今六千年至五千年間因為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社會變動而離開這裡,也是過了一千年至數百年才到米家崖。這個可能性當然是有的。我們當然不會想像五千年前有一批蘇美人從伊拉克坐直達車到陝西。就算米家崖製酒工人真的出自蘇美,他們所乘的是一部百年以上行程的列車。在啟程時,沒人知道終點站是何處,甚至不知道要停那些站。這種經驗並不特別,幾乎是所有的人群所共有的歷史記憶,只是民族主義讓我們忘記了。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這輛火車經裏海、中亞、新疆、河西走廊再進入關中,旅客不斷中途下車,遭遇當地的人群,以至通婚而產生新的人群,然後再坐上這輛列車。我們可以想像米家崖的釀酒人的幾代前祖先是居住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可以說米家崖釀酒人是甘肅人。當然這也只能是想像。這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也只能是讀者。但目前的研究已經明確讓我們知道遠古以來中國西北與歐亞草原有聯繫的通道。
  若我們跟著媒體說「考古證明中國五千年前釀啤酒」也不算錯。這是從現代人的觀念與定義去理解歷史上的事物。米家崖在今天的陝西,今天的陝西屬今天的中國,在這裡發現五千年的啤酒配方,因此我們說考古證明了五千年前的中國已會釀啤酒,好像是理所當然不過。然而這卻不是歷史學要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在特定客觀歷史脈絡中歷史當事人所主觀認知的事實。歷史學研究念茲在茲的是要追求這種「歷史事實」。我的重點不在說明五千年前沒有「中國」的名稱或中國大地也沒有出現統一國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但即使如此,歷史學家多認為今天的中國大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生存的空間,即使其中的各政權與諸人群仍處在分立甚至對抗的狀態,也是一體的。此一體感表現在諸人群有各種連繫的紐帶而成為一個系統。從這個立場來看,五千年前的西安及其附近可以是中國,其人當然是中國人。因此,若我們說「中國在五千年前開始釀啤酒了」當無誤。附帶一說的,以Wang Jiajing領銜的論文是使用了people in China,這是嚴謹的。
  設想,若考古學家在法國發現了第二世紀的啤酒工坊遺址,媒體會說「考古證明法國第二世紀時釀啤酒」,但同時會強調釀造者是羅馬人。又比如研究者在平壤發現第一世紀的銅器,可能不會說「(北)韓國人在第一世紀時製作某銅器」,反而會說「漢朝在第一世紀的樂浪郡製作某銅器」等。就本文所討論的米家崖釀酒人而言,他們應是從西方移入的釀酒人集團,即使更早的系譜無法被證實為蘇美人。但我們就不會強調米家崖釀酒人可能是一個較近期從境外移入的特定人群。
  米家崖釀酒人究竟從何而來,再等待有興趣研究的專家去解開迷團吧。像這樣的特定事件、現象,也不是我能信口開河。我只是想藉題發揮,談談古代中國史的研究方法。由於受到「多元一體」說引導,我們過度想像遠古以來的中國就是一個自律與自主的文化單位。所謂中國文化是在這個區域自主創造出來的,並在中國內部各地域社會與人群間流傳。但到目前為止,這只能是一種學說與觀點。我們要做的是檢討與修正這種學說,而不是將新發現的事實塞入這個研究框架。如米家崖釀酒人的歷史當可以讓我們再次檢討「多元一體」的中國形成論。
  文字(漢文)發明是好例。學者都認為中國是文字發明國,又安陽所發現的甲骨文從其成熟的程度判斷,不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一定有其淵源。一些學者在爭論甲骨文起源時,因為相信漢字是在中國境內自主與自律發生的,所以只在中國境內找證據,如大汶口、良渚、丁公村等。這是為什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者認真在各地出土的陶符中找甲骨文的源頭。其研究方法是判定這些遺址的年代,若時代早於安陽甲骨文,就說這些文字可能是甲骨文的淵源。但這種中國文化自律性的預設本身是要檢討的。在距今四千年前,東亞大陸作為一個政治系統與文化單位的預設是不能成立的。大汶口、良渚文化各有成立的脈絡,也各屬於各自的文化地理區。我們不能預設這些地方及其人群與安陽殷人是屬一個文化網絡。反而,甲骨文類似於蘇美的楔形文字,從時間序列來看,二者有傳承的關係是合理的推論,若我們推論蘇美人中擁有文書能力的某氏族因故移民至安陽或附近,而與殷王權的統治集團聯盟,而為該王權作文書的職務。他們或許就是中國史所說的貞人。究竟是否如此,當然要找證據,不是靠推想,至少以目前研究現況來推論,是合理的推想。
  相對文字發明,啤酒起源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啤酒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所謂中國自主發明的,因為至少大麥是從域外引入的。但我們仍可以認為引入大麥的行動者是中國人,而更精確的說是陝西人吧。這些陝西人再運用中國境內其他地方已經會的釀酒技術以釀造大麥酒。但我還是推測,在古代,更可能的是一群從域外而來的移民,在移民的同時,攜入了物與技術。歷史學大概都無法重建這些移民的故事,過多的想像已是現代史學所不允許,有興趣的同學去寫歷史小說。我們能推想的是,米家崖釀酒人作為特定氏族是為這裡的統治集團勞動,為他們生產酒。在古代,尤其是遠古,這種多元與重層的複數氏族共處,並有經濟上的分工與政治上的隸屬關係是常態,他們可以不是在族群上的同類,卻有著經濟分工、政治聯盟與社會生活上的通婚等關係。民族主義史學預設這些人是本質上的同一民族,這是錯的。如前舉之例,平壤附近的第一世紀許多生產品是漢人攜入或在當地生產的。這裡的漢人是指從漢朝郡縣所在的遼東、河北、山東等地徙入之人。這些人也不是烏合之眾,而是特定的氏族之人。約第五世紀以後,這類人的後代成為高句麗人,再演變成朝鮮人,再變為今天的韓國人。若我們說第一世紀的這類漢人是(北)韓國人,只能說是我們從今天的民族國家的立場所作的解釋,但回到歷史事實,不能忽略當時漢人與在地人(朝鮮人)的分立以至對抗的事實。同理,我們也不要輕易的認為米家崖釀酒人與其鄰近的諸氏族是同一族群或民族之人。
  中國史也不是無知於外來人群的移入中國,以及外來人群所帶來的文化變化。只不過民族主義史學總是預設民族中有主體,而其後移入者只是應然與實然融入此主體。如中國史預設有漢人,而即使其後有胡人移入,也只是融入此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這種漢人主體論使我們無法正確認識古代的人群團體本來就是在來源上多元、時間上重層的複數族群所建構而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喜不喜歡、情不情願,自己就是過去多元與重層族群融合的結果,而目前都與多元的族群共同生活,這是日常生活的一般經驗,即使支配、衝突以至戰爭不免。
  這群米家崖釀酒人的後代將成為秦人。西元前第八世紀春秋以後的秦人肯定在其漫長的過去中由多元與重層的複數人群所形成。我們在爭辯秦人是來自東方(華北東部)或西方,更早可以推到傅斯年「秦文化東來」說。近年學說多說秦文化具東方特色,更浪漫的說法是秦始皇祖籍山東。這些也都可能是事實,但也只是部分事實與解釋上的事實。所謂部分事實,是說秦人中有從「東方」來的人,尤其是春秋以後的強勢氏族,但也不能排除有從西方來的人。許多學者從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推論秦人出自「東方」,這是傑出史家的慧眼,也是對於《史記‧秦本紀》所提出的秦人西來說的史料批判。只不過,這也只能證明秦人中部分的氏族來自於東方,如山東半島,並不能以偏概全說秦人是來自於東方。我們還是可以證明秦人是多元氏族所組成。不只秦人如此,春秋戰國各大國之人皆是如此。至於秦始皇祖籍山東說,也只能是解釋上的事實。若此說可成立,該山東之人也是從境外移入的,那麼山東之人的祖籍又是何處呢?有可能是廣東,廣東人又是從越南來的。若我說「秦始皇的祖籍是越南」也只是順著這個解釋的脈絡,但肯定難以被廣為接受。我也不主張這種提法,實無太大意義。
  同樣的道理,蘇美人作為一個大的人群單位也包括多元與重層的氏族。這些複數氏族間建立複雜的政治關係而形成大的政治單位。若說五千年前中國(人)釀啤酒之說可議,蘇美人釀啤酒之說也應說得更精確。發明啤酒(大麥酒)的是蘇美人中的特定的氏族,他們是信仰特定的神(女神Ninkasi)之一群人,並以其秘技生產了啤酒。種大麥已是一種宗教秘技,製酒更是一種宗教秘技。當蘇美王權崩潰,這個釀酒人氏族向外移動,經過數代後,因緣際會來到關中,並加入這裡的某氏族聯盟,並為統治集團釀麥酒。
  以上是我對近來米家崖釀酒人研究的感想,甚至是遐想。只是作為我課程上的談資,供有興趣者參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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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與我賞紫薇

IMG_8573 校園中紫薇花盛開。照片中的這一株是在舊總圖旁。
 據說紫薇花原產地是中國,唐朝宮廷中就種著紫薇。證據之一是唐詩。從考證的立場,校園中的紫薇究竟是否同於唐宮廷中的紫薇,是可以討論的,但現在談這個太掃興。關於紫薇花最有名的一首唐詩是白居易的「紫薇花」。其詩曰: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詩的文面之義甚易解。絲綸閣是指中書省。紫微郎指中書舍人。白居易時任中書舍人。中書舍人的工作是以其出類拔萃的文學才華為天子起草詔書。作為天子最側近的官員,應付天子(制度上)要日理萬機,中書舍人是要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此詩的場景是白居易正在中書省值班。作為帝國的中樞的中樞的中書省,白天的工作是十分忙碌。到了黃昏時,日常工作也結束,也就沒有要處理的公文了,詩中說是「文書靜」。這一天,白居易要值夜班,所以留宿官舍。由於無事可作,詩人只好沈思以打發時間。相對於白天時時刻刻在與時間競賽,此時卻覺時間悠長,過了好久才聽到一次報時聲。在這幽靜獨處的上班勤務中,才有心情欣賞窗外院中的紫薇花,也體悟紫薇花陪伴紫微郎的一種巧合的趣味,因作此詩。
 一些解詩的人說此詩是白居易在訴說官宦生涯的不順。我是讀不出這個意思。對於唐代文人而言,為天子起草詔書是榮譽之職,中書舍人若不是肥缺,也是個好缺。這也是唐詩中描寫安靜的一類詩,一般是在陳述詩人內心高雅的一面,也在訴說官宦生活中的理想境界。帝國是個繁忙的行政體系。中書省是帝國中樞的中樞。若以巨輪為比喻,帝國是快速轉動的巨輪。位在中樞的中樞的中書省卻似一個不動的中心。這一年白居易五十歲,宦海浮沈二十多年,已是官場老手。他對於進入帝國最中樞任職,側近天子,充滿榮耀,卻又經常能得閒散心境,定有感懷。這是一種歷史上中國士大夫獨有的心境。對於白居易而言,能分享這種心境的是中書省官舍院中的紫薇花。該花是在萬花中有幸生長在帝庭中,也是寂然孤立,一如紫微郎。
 由這首詩可以聯想更有名的一篇文章,劉禹錫「陋室銘」。銘文中的名句:「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高級官僚的宴會都有絃樂團與管樂團的音樂表演,所謂「絲竹」。沒有了這種社交活動就「無絲竹之亂耳」。中華帝國是文書行政的一部機器,其中的官員所務就是作不完的文書行政,所謂「案牘」。離開官場的生活自然就「無案牘之勞形」。即使如此,劉禹錫仍告訴他的讀者,他是高貴的士大夫,所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因此他「何陋之有」。而白居易在「紫薇花」這首詩則述說另一個士大夫的奇妙遭遇。「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所描述的也是無文書行政的忙碌,以及唯聞報時聲的安靜。驚奇的是,這裡不是隱士的「陋室」,而是天子的宮殿。
 而我獨對校園這株紫薇時,只想到繁花似錦,美景當前,當感謝造物主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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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日本鳥取縣史蹟調查記

  近日作研究故,查閱與古代日本出雲國相關的資料,看到「上淀廢寺」以及「四隅突出型墳丘墓」,想到我在2002年三月末所作的日本史蹟調查。當時的目的地之一就是鳥取縣的這些考古遺址。行程結束後我寫過紀行,登在自己的網站。事過境遷,匆匆十四年。重閱舊文,感慨繫之。當年的這些歷史遺址調查活動牽動了我此後十多年的研究興趣。節錄其中與出雲國有關的部分。舊文重登,只想追憶自己走過的路。如下。P0001145
  米子是我們(與一位東京大學教授)的第一個目的地。到了米子已近晚上十點。我們投宿在車站旁的旅館。 米子對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城市。它在鳥取縣西邊,是關西往日本海沿岸的要道。而這幾天,日本海附近也與台北一樣,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沙塵暴侵襲,經常灰濛濛。左圖是我第二天晨興後,從窗內所攝得的市容。

  3月22日,在旅館餐廳簡單用了早餐以後,與幾位日本考古學的專家會合,一起前往妻木晚田遺址。這裡是日本海附近重要的大型考古聚落遺址,時間是繩文時代至室町時代。經過1995年至1998年的挖掘,發現大量彌生時代的聚落遺跡與墳墓。2001年起,再展開為期二年的遺址整理工作。同行的東大教授是日本的聯合國UNESCO機構的委員,這個委員會在此開會,以檢討此遺址整理的諸工作的進行。P0001171
  遺址近日本海。三月下旬,海風吹來,仍甚有寒意。喜歡遊盪在考古遺址,遙想當年。這個興盛於紀元前後的聚落,在當時應是一小國。一如同時期的其他考古遺址,P0001176這裡有住宅遺址,有倉庫,有祭祀所。如左下圖、右下圖。其墳墓是所謂「四隅突出型墳丘墓」,如右圖。這類墓當是這個小國的統治者的墳墓。墳墓區的存在也意味著這個聚落統治者的權力相續。聚落四週有環濠,故推測有頻繁的戰事。尤其是不時有從日本海上岸的敵人攻來,這些人應該是從朝鮮半島來的P0001158。日本的古代史學者也正在爭論日本的遠古時代是否如當初想像的那機比較和平安定。我已考察過不少日本的古代遺址,每個都是謎樣世界。相較於中國史,探索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起源更無法依賴文獻。這次UNESCO所作的調查活動,鳥取縣的NHK派記者來拍攝以作成新聞。

P0001179  我再轉到附近的「淀江町歷史民俗資料館」參觀,如左下圖。承一位鳥取縣教育委員會女士的好意載我前來,她還為她的車子沾滿沙而不乾淨向我致歉。我只好說我們台北也是飽受中國大陸來的風沙之苦。或許這是另一個今日東亞世界特色與範疇的界定法。淀江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是一個很典型的日本地方上的文物館,不見P0001182得有特色,但安靜舒適,適合消磨時間。因為這裡出土了不少考古文物,故還是有些看頭。我隨意的逛了逛,就到旁邊的「白鳳之里」的溫泉餐廳用午餐。主食的鮪魚丼與P0001188飯後的咖啡、蛋糕都是水準之作。食物的味道都在其次,能獨自一個人在日本海岸的小旅館內用餐,且這個季節遊客稀落,頗有安適閒暇的愉悅。飯後,去參觀了旁邊的考古公園「伯耆古代之丘公園」。伯耆之名的由來是這裡在江戶時代是屬伯耆國。近代日本也經歷了一段類似中國的西化經驗,國族的危機也使一些日本人視傳統為近代化的包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古蹟的意義受到重視,各地也開始建立其文物館,或宣稱其有「日本一」的考古遺址。隨著考古學的受重視,日本除了開挖考古遺址外,也興建所謂「體驗」的遺跡公園,即重建遠古時期的聚落型態,並使參觀者能實際體驗古代人的生活細節。這類公園的理念是讓參觀者「體驗」當時人的生活,至於所見是否P0001193為真實的遺跡原物則是次要的。在考古興趣與商機的多重考量下,這類遺址公園紛紛出現,有名者如我曾去過的北九州的吉野里與青森的三內丸山。伯耆古代之丘公園規模則小許多。右上圖是從小丘上眺這個公園。左圖則是模擬之古墳,為統治者的墳墓。右下圖是我站在一個「祭壇」中的留影。P0001200
  走出公園後,與東大教授相約見面的時間尚早,就在附近走走。一直很喜歡日本的小鎮與鄉間。或許也因為自己的童年是在日式建築中渡過,每次在日本看到古舊的和式建築,總勾起溫暖的童年記憶,回到那安靜的台灣六十年代。左下圖是我在附近閒逛所見的一角落。

  與東大教授會合後,已近下午五點。我們二人匆匆忙忙趕到P0001206附近的另一遺址「上淀廢寺跡」。此處在1996年被指定為「國史跡」。此寺院建於七世紀末的奈良時代,持續至十一世紀的平安時代,後為火災所毀。1991年的考古調查中,發現了金堂遺跡與殘存壁畫,壁畫是與法隆寺並列的日本最早佛教壁畫。此寺院的發掘對於研究日本古代佛教流傳定有所助益。我們二人到達時,挖掘工作仍在進行,如上圖是工作人員在挖掘金堂南方的正門遺址。負責鳥取縣「文化財」的縣教育委員會的中原先生開車來這裡看我們,除了負責案內我們外,也介紹我們認識在這裡挖掘的學者。中原先生出身明治大學的考古系,畢業後來到故鄉鳥取縣負責考古工作。相對之下,台灣的考古學顯得沒落。其後,中原先生開車送我們二人回到米子飯店。在此分手。我們二人再租車前往鳥取。
  這個晚上,我們計畫在東大教授的丈人家過夜。沿著日本海往東行,夜暮低垂,海風呼嘯。我不時看著左邊曚曨的日本海,不時打瞌睡。這幾年來,更覺人生無常,此刻不能預知下一刻將身在何方。經過白免海岸時,我們下車觀看這個日本有名的白免傳說的發生地。八點多才到主人家。主人家目前只有夫婦二老居住,寒夜有勞二位長者相待,心裡十分過意不去。
  3月23日。也不敢太晚起,畢竟在人家作客。一起用了日式的早餐。站在窗旁看著外面的景色,驚見外頭下起雪來。我興奮得跟老太太說,她卻教我這不是雪,而是みぞれ(mizore),即雨夾雪。由於我們二人行程緊湊,故在九點時就告別了主人家。我幾度回首這座沒落的豪宅。

  沿著日本海岸往西走,我們先來到了鳥取沙丘,這是一片風化後的沙丘地區,很壯觀。我們二人下車想登P0001220上沙丘,但強風夾雜著雨雪,頭都抬不起來,只好作罷,縮回車內取暖。下一站是去參觀「岡益之石堂」,如左圖。近代明治時期為建構天皇制存在的事實,努力編造「天皇論述」,這裡被指定為七世紀安德天皇的墓地。無論如何,這個遺址應是七世紀時這個地區的某個統治者的墓地,其建築形式據說受到中國雲崗石窟的影響。但很遺憾此石堂在整修,故看得不很清楚。

  接著再驅車參觀「梶山古墳」。這是七P0001226世紀日本古墳時期位在日本海沿岸的重要古墳。其形狀是變形的八角形。如右圖。古墳的研究的中心課是探究日本古代國家的成立,近二三十年來,古墳的考古帶動了日本的古代史研究熱潮。為了要解開古墳的謎,使日本學者重視中國古代禮制。一些日本學者對我的研究有些興趣的原因之一在此。
P0001236    接著我們到「鳥取藩主池田家墓所」。此池田家是江戶的大名家,控有今天的鳥取地區,時間是從1630年起,以至明治時「廢藩置縣」。左P0001232圖是墓所的入口,山景幽靜。右下圖是第一代藩主之墓。其墓是採墓碑建立在龜趺之上的形式,此形式也為一些江戶大名之墓所用。同行的東大教授是龜趺碑研究的專家,我的知識也多由他而來。左下圖是其碑,P0001233上書「興禪院殿故因伯刺史俊翁義剛大居士」。 興禪院是其院號,受古代以來佛教信仰的影響。因伯是因幡、伯耆二國之名,歷來鳥取藩主之官職為因伯二國之刺史,或稱為州牧。這是延續中國古代的傳統,也是在東亞政治秩序中藉由中國式的官職以顯示政治地位。俊伯義剛是其法號,或稱戒名。我自己也從事儒教對於江戶時期日本影響的研究,故也特別有興趣於佛教對於江戶時期政體的影響。雖然不知者比知者多。當時下著雨,加上強風,真是一趟辛苦的史蹟考察。也體驗到了山陰地區陰晴多變的詭異天氣。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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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尿布台談歷史研究法

  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如下。它在指控百貨公司「性別歧視」,尤指歧視女性。因為該百貨公司只在女廁設置「尿布台」,而男廁沒有。這是有趣的事,我趕快抄下來,以作為教材。因為歷史學在意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某某百貨公司如何設置尿布台,這是作為事實,是通過我們歷史學家喜稱的考證而得到。但如何從歷史事實導出歷史解釋,則是另一個史家的技藝。歷史學告戒學生不可不經思辯的就從歷史事實導出你自己以為是的歷史解釋。
  就尿布台問題,我們來想像這樣的情景,以推論是否有性別歧視。我們先確認,包尿布是親子間的行為,它是一種親職。至於傭人幫忙包則另外考量。然後,我們想像三種情境。一是媽媽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女廁,發現有尿布台,太好了,真方便,心裡覺得高興。二是爸爸一個人帶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然後走進男廁,發現沒有尿布台,心裡覺得*&@$,接下來要怎麼作各憑本事,跟小孩說「你忍忍吧」,也是一招。三是夫妻二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嬰兒需要換尿布,因為女廁有尿布台,因此由媽媽帶去換尿布。
  這三種情境如何推「性別歧視」,尤其是歧視女性?若是第二種情境,應推論出歧視男性,不給作爸爸的有換尿布上的便利。至於第三種情境下若可以導出歧視女性的可能,則是天下的母親都不情願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不認為那是親子關係的一部分。若在第三種情境下,是該父親主動願意幫小孩換尿布而發現男廁沒有,就我個人的感受是該百貨公司不給我個方便,心裡不爽。在這個情況下,為母者發揮母職去幫自己的小孩換尿布,如何推論該百貨司歧視該女人,我還摸不透解釋法。
  目前我的結論是,最應抗議的是上述第二種情境下的父親。就尿布台課題,若一定要講歧視,應該是歧視男性。再繼續推論,其實這與歧視何干?應該是「給個方便」的課題。百貨公司目前是給了母親方便。這有某種合理性。就算沒有大數據也知道在百貨公司中換尿布者以女性居多。百貨公司經營者根據這個現象而給它的女性顧客方便。等到一定程度的男性顧客一個人帶著嬰兒逛百貨公司而發現換尿布不方便時,百貨公司就會在男廁裝上尿布台。
  再者,歷史分析重在脈絡,要將歷史事實置於脈絡中。容我老師當久了,好為人師,這些話是說給我學生聽的。百貨公司的脈絡就是營利,白話叫賺錢。若你認為百貨公司的決策,如設尿布台,是根據家庭倫理,反映社會道德,那是誤置脈絡。若說百貨公司如此作是經營者主張由女性換尿布,這是錯誤的因果推論。百貨公司想到的是賺錢,而不是道德重整。設尿布台是要討好女性顧客,尤其是那些推著嬰兒車的有錢媽媽。若說百貨公司的動機是歧視她們,連我都覺得寃。因為百貨公司最喜歡有錢的女性!
  最後,尿布台也可以用來談歷史上的制度。尿布台是百貨公司為了營利而設置的措施,或作為一種制度。一旦成立以後,該制度就可以被拿來「玩」,所謂「玩制度」。設想一對夫妻帶個小孩逛百貨公司,結果要換尿布了。丈夫說,只有女廁可以換,愛妻,就由你去換吧。言下之意,是該男人好想去換但不得已。而妻子不管是否心甘情願,或許覺得老娘倒楣,也無處發脾氣,只好抱著小孩進女廁。我們說該丈夫玩了女廁有尿布台的制度,讓他可以利用這個老婆不在的空檔,欣賞過往的美女。
  贅語一句,尿布台課題用來討論階級、貧富,可能比性別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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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行動者觀點下的政治史研究:其二之戰後台灣政治史

  本文再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探討政治史,此次的課題是戰後台灣政治史。
  如第一篇所論,政治支配是多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與對抗,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無媒介的支配地域社會。這樣的觀點也運用到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若我們從多元行動者的觀點就可以推測究竟是誰(黨派)掌握了台灣,以及戰後台灣的政治史變遷。
  戰後台灣的政治集團至少可以分成三派,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
  其一,外省人權貴集團是1949年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失去政權而一批被稱為外省人的官員、軍人與其他類型人民移入台灣而形成。外省人若作為一個族群,包含複數的階級,本文稱其中的權貴者為「外省集團」。
  其二,地方派系是指1949年前其家族即為台灣地域社會的政治領袖所形成的集團。
  從多元行動者的分析角度分析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的支配,可想而知,日本殖民集團在台灣的支配也不會是無媒介,他們既鎮壓了在地的台籍菁英,也與後者合作。這類台籍菁英也在日本殖民體制中壯大,實質支配台灣社會。其後國民黨所能接收的台灣也只能是日本殖民者所占據的政治與經濟部門,而地域社會仍控制在這一批台籍菁英或說是地方派系手中。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結構創造了新型態。在原「外省集團vs.本省集團」的結構中,本省集團分裂為二。一派是二二八事件後與國民黨合作的地方派系,無論是國民黨選擇了他們或是他們選擇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這一派也採與國民黨相同的立場,即所謂認同中國,或說親中。本文稱此集團為地方派系。
  相對之下,另一派的主要性格是對抗國民黨統治。這一派的淵源可溯及在日本殖民時代皇民化運動中的受益者。這批人中有二二八事件主事者與其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在政治立場上,這個集團與1949年後的國民黨對抗,而在意識型態上則是親日、反中以至主張台獨。我不知道如何稱這一集團,在本文就暫稱作台籍菁英,也就是本文所說的第三個行動者。
  外省集團在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台灣最有勢力的政治集團。這是台灣史的常識了,不用我多說。但是該集團的權力也只能控制公部門。至於現代國家的公部門如何掌握民間則另當別論。無論如何,民間的社會與經濟部門仍掌握在地方派系與台籍菁英手中。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等事件改變了地域社會統治階級內部家族地位升降,但沒有消滅該集團的勢力。其後的外省集團仍必須與這些地方派系合作,至多拉甲派打乙派。
  對於外省集團的理解,還有一點我必須提出的。許多政論甚至研究將國民黨治台說成是殖民,若從殖民作為一種支配類型的角度而言,這是錯的。我們談殖民,必有殖民母國。英國殖民香港,英國是港英政府的殖民母國。日本殖民台灣,日本是台灣政府的殖民母國。而1949年後的在台外省集團卻沒有殖民母國。中國充其量是這些人的心靈母國。對於外省集團來說,慘的是對岸的中國是想跨海追殺他們。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的人數雖少,但有強大的母國撐腰。相對之下,外省集團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勢必與地方派系合作。
  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究竟多少,我無法斷定。我推測外省權貴(政府高級官員、將領、大商人)的比例應低於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且我再強調一次,外省集團若有母國中國,也是追殺他們的中共。國民黨政權的確以武力為後盾,但不是以武力支配台灣。這是政治史的一般法則。更何況,台灣存在著強有力的社會勢力。
  我們也不要忘了外省集團在台灣建立政權的另一個對手是美國,美國是另一個介入台灣政治的行動者。順應戰後東亞局勢的變遷,外省集團與美國聯盟。美國的支持對於外省集團而言是致命的關鍵。為了得到美國支持,不管真心還是假意,國民黨政權總要宣稱台灣是「自由中國」以取得美國的支援。「自由中國」的理據是民主選舉。國民黨推行有限度的民主選舉。在一段期間內,縣以下層級地方政府首長、省以下的民意機構代表是由選舉產生。外省集團即使當時權力再大,也無法複製出人來參與地方層級的選舉。若國民黨要在地方上推出候選人,其人選肯定是絕大多數由地方派系出身者擔任。戰後台灣政治的主流是外省集團就與地方派系的本省人在政治上積極合作。外省集團既位於地方派系的上層而出現所謂侍從關係,又寄生於地方派系,也可以說是共生。
  1970年代以後,即蔣經國時代,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軸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進一步合作,並逐漸取得了平等的狀態,這表現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向地方派系開放,中央部會首長也廣納地方派系出身者。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蹟」的受益者是台灣社會,以集團論主要是地方派系與台籍藉英。這二個集團的經濟力的提升也增加了他們對抗外省集團的實力,也是造成其後集團權力此消彼漲的主因。
  而至1980年代,就是蔣經國時代的後期,本文所稱的台籍菁英集團壯大。這一集團在一段期間內被稱為黨外,即相對於「外省集團+地方派系」所組成的國民黨。台籍菁英最大的反對國民黨理論是「神聖的公民社會對抗不義的國家」。台籍菁英將自身塑造成代表這個神聖的公民社會,而國民黨是這個不義的國家。其主要的政治訴求是全面開放政治首長、民意代表由普選產生。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簡單的盤算,只要台灣能全面開放普選,勝選者一定絕大多數是本省人,而宣稱代表台灣的台籍菁英一定是占最大比例。
  1980年代中期,外省集團領袖蔣經國所主導的政治改革大幅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其策略有二。一是推行民主化與自由化政策。二是推動兩岸和平,開始和中共和解。對於前者,蔣經國所代表國民黨在面對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決定大幅開放政權以回應。從多元行動者的角度說,就是外省集團決定更大幅度的將政權開放給地方派系,甚至部分政治的優位讓給地方派系。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地方派系的「中央化」並開始進入中央政府的層級。
  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為台灣建立了新制度。只要是作為制度,則不同行動者都可以玩它。地方派系可以玩,台籍菁英也可以玩,外省集團也可以玩。其發展有三條線索。一,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是這個台籍菁英玩這個民主制度的代表事件。其後民進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反映了台籍菁英的壯大。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是里程碑。二,地方派系進一步接收了國民黨,這也是我們說的國民黨的本土化。三,不滿國民黨本土化的外省集團的部分成員也試圖利用民主選舉以壯大或保存勢力。1993年所成立的新黨是代表事件。
  從1980年代國民黨推動民主化與自由化之後,外省集團大勢已去,地方派系一步步接管了國民黨。外省集團要敗部復活的唯一可能是連結中國。這個事實會不會發生不由歷史結構決定,而是由行動者決定,結果是沒有發生。於是外省集團作為一個集團已無足輕重,頂多就是寄生在地方派系中。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台灣的政治鬥爭的主軸轉移到地方派系對台籍菁英。對於臺籍菁英而言,這是轉機也是危機。危機在於過去鬥爭國民黨的民主理論已失效。一方面經過國民黨改革,尤其是在1996年總統直選後,就政治制度而言,表現在普選制度上,台灣已民主化。台籍菁英在鬥爭以地方派系掛帥的國民黨時,無法只打普選之民主牌。所以台籍菁英只有提出新的政治論述,如1990年代的反「黑金」的民主理念以打擊地方派系,更重要的是提出本土政權理論,或說是台獨。
  台獨理論在戰前、戰後一直都有,當然不是始自1990年代。但這個時代,對於台灣的政治而言,出現另一個重大變數,也是新的行動者加入,就是中國。是歷史的弔詭吧,外省集團既強調自己是中國,又長期主導台灣以軍事對抗中國,反而阻斷了中國(共產中國)這個行動者支配台灣,甚至是影響台灣,也因此使台灣成為實際上的國家(state)。然而,蔣經國所主導的兩岸和平政策則改變了現狀,使中國這個行動者加入了台灣的政局,而產生新的變數與新的政治脈絡。台獨運動從這時期才遇到它真正的對手中國。蔣經國的民主化運動弱化了外省集團的權力,外省集團連國民黨這樣的政治組織都失去了,其實已無足輕重。在普選的制度下,這約百分之七的外省人要支持誰對政治大局而言不重要。因此台灣的政治鬥爭早已不是建立在「本省人vs.外省人」的結構上。然而,台獨的政治運動仍在其理論上排斥、羞辱外省人,這些言行其實已不是以在台外省人為主要對象,而是在對抗台獨運動者所設想的「台灣人+中國關係」。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最大的敵人是中國。當中國行動者加入戰局,無論是外省集團與地方派系,只要成功的與中國聯盟,掌握台灣政治的可能性甚高。當然,中國自身作為行動者也有其想法與作法,只是本文不分析中國方面是如何想。
  因此,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必須消滅這種聯盟中國的可能性,才可能在台灣制霸。也因此一波消滅「中國關係」的運動展開,就是我們說的「反中」。「中國關係」包括中國歷史、文化、商品,以至陸客、陸生等。於是我們看到台灣不斷上演反中的政治秀。只是,就理論效力而言,不能只倡導反對而沒有正面的論述。當年黨外反對國民黨時,曾倡導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的理論,「反中」也須創造它的理論。這些理論就是本土化與日本認同。
  本土化是在學理的基礎上創造「本土vs.外來」的世界觀。本土與外來二者是截然區分,無論是實然或應然。本土是集合所有好的價值,如真善美。而外來則是假惡醜。同樣是熊,台灣黑熊也優於中國貓熊。按照這個理論,作為本土的一分子,應維持本土「自然而然」所生出的秩序。任何因外來因素而導致的本土改變,這個理論都希望人們不假思索將之視為惡。這個具有哲學層次的政論巧妙的解釋了台灣如何作為一個美好價值的存在,而中國則作為主要外來者是如何邪惡。若說本土化運動是排斥外省人是不對的,因為外省人在選舉上早已無關輕重,早就不是台獨運動的主要敵人。本土化運動是要打擊所有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等)中有中國關係者。因此不管是那一類人,只要被認定要保有中國關係者,這個運動就會稱之為「外來種」或「支那賤畜」。本土理論其實是一個對外的理論,是要以島內為戰場打擊行動者之中國。因此這個運動是召喚台灣人抗拒任何來自於中國的介入或影響。三一八事件的訴求「反服貿」是代表事件,它是台灣的新生世代基於本土化信念抗拒任何來自中國的事物與反對既有的秩序的任何改變。
  作為歷史學研究,日本認同則是更有趣的現象。分析歷史原因,可分遠因、近因與導火線。雖然我們歷史學對於這樣的機械式分析自我解嘲,其實在講大歷史時還是有用的。台灣的日本認同的遠因可以推到戰前的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經驗,尤其是皇民化運動的作用。本文所指稱的台灣菁英更是皇民化運動的協力者。近因是戰後台日之間的友好所促成的台日之間的人與物的密切交流,尤其在國民黨控制力衰退後的八十年代後期。另一方面,日本是東亞近代化的最前沿,日本文化是東亞流行文化的主流。當代日本文化影響台灣,以至造成台灣一波的「哈日」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我要談的則是導火線之這十多年來的政治鬥爭。
  我所謂的日本認同,重點在認同。日本認同運動肯定會帶來人們對於日本文化的喜好進而帶動日本文化的流行。但這不是重點。日本認同運動的重點是在「哈日」的基礎上,使台灣人認為自己有日本關係,而區別於中國。中國有二類,一是對岸的中國,二是台灣人的鄰居中有中國關係者。日本認同運動同時創造出一套論述以說明日本是好的,中國則是不好的。由台籍菁英所發動的這場日本認同運動作為政治策略,像一把二面的劍,同時砍向二個行動者,對岸的中國與島內的地方派系。關於對抗中國這一點容易理解,我就不多說了。這個運動的另一方面是對抗地方派系。要主導台獨建國,當然要收編地方派系,可是同時,台籍菁英卻又要樹立在本省人中的優位性。如果過去外省集團的策略是宣告所有台灣人都是中國人,而外省人是中國人的優位者,如今台籍菁英的策略則是宣告大多數台灣人都有日本關係,而台籍菁英居這些人中的優位者。即外省集團訴諸中國性,而台籍菁英訴諸日本性。
  歷史給了本省人二重性格。一是漢人,二是日本人。漢人的身分來自他們是近代從中國移民而來,可以在中國找到移民前的原鄉。日本人的身分則來自於其本人或父祖曾因日本統治而為日本人。這層的歷史因素使得本省人的認同是可以操作的。戰後,國民黨曾成功的將漢人的身分轉移為中國人。而配合台獨的這一波的日本認同運動則是操作本省人因為歷史上的日本關係而認同自己是非中國人之台灣人。 這個階段台獨運動的重點是在否定「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論述,日本認同則是阻斷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聯結的一帖良方。其策略是訴諸本省人所共有的日本關係,而使人們相信台灣人的文化淵源與歷史經驗是與日本聯繫,至於中國關係說則說成是外來殖民者的國民黨強加諸人們身上的。
  既然中國認同與日本認同都以歷史經驗為資源,讓台灣人相信何者為真就是成敗關鍵。於是歷史教科書是兵家必爭,因此才有沸沸揚揚的「課綱微調」事件。這十年來,藉由各種文化、教育界與媒體的動員,日本認同的共識被成功創造出來。
  若要舉幾個事例來說明台灣近期的認同日本運動,就是近年來深受讚揚、票房大賣座的二部電影,KANO與「灣生回家」。KANO的宣傳與影評都認為這部戲在表現台灣的「族群融合」或說「超越族群藩籬」,其族群是日本人、本省人與原住民,就是沒有外省人。也就是說,恩恩怨怨不論,本省人可以與日本人「族群融合」及彼此沒有「籓籬」。就歷史事實而言,作為KANO的故事背景之1930年代的確沒有外省人。但會令這種多人感動的也正是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是日本人取代了外省人。也正是這個沒有外省人而是日本人與本省人、原住民攜手擁抱的場景感動了多少台灣人。另外,「灣生回家」這部戲會如此感人熱淚,因為它是在一片認同日本的時代氛圍中,講老人歸鄉的故事。這個老人是原日本殖民者,而鄉是我們台灣。觀眾會認為原來我們台灣曾經如此日本,而這種共有的血脈藉著日本人歸鄉而可以重新流傳。
  最後,若要問我,未來呢?歷史學家會跟你說不知道,因為許多變因是來自於歷史事件,歷史學家無法推測歷史事件。但我還是從多元行動者的立場分析,作點鑑往知來的事。
  從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界的五大行動者是內部的外省集團、地方派系、台籍菁英,與外部的美國與中國。其中外省集團早已無足輕重,退出歷史舞台。目前的這個時代是台籍菁英所主導的台獨運動因為獲得地方派系的支持而在台灣政治界大勝全勝,「台灣人+日本關係」的認同也蔚為主流。而下一個時代則主要觀察地方派系與中國的動向。由於中國已是世界強權,經濟力更是鋪天蓋地的影響台灣。歷史學告訴我們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也就是,可以以「力」得天下,但任何的統治都必須講「理」。但歷史經驗的另一面是告訴我們,時代主要是由力所塑造的,所謂形勢比人強。未來地方派系若因為經濟等原因而選擇與中國聯盟則是在力的軌道上。若此發展成真,則親中的地方派系可能凌駕台籍菁英而主導台灣政局。且這個因力所造成的地方派系與中國的連結,不難說出道理。如前所述,本省人的歷史有二面性,即漢人與日本人。下一個時代,台灣政治領導者若要喚回漢人的歷史記憶,而強調台灣人的中國關係,一點都不難。只是歷史上的行動者也不是一成不變。新時代會出現新的行動者,進而改變政治結構。如近年來所出現的鄉民、網民,儼然就是另一個政治集團,或說是政治行動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網路左翼」。他們已不是政治上的弱勢。這群人的動態也勢必影響台灣的下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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